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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20年代的军阀混战中，广东革命政府凭借现代化的财政税收体系，加之苏俄的支持，拥有了远超其他军阀的财力和军力。所以，北伐战争进展顺利，到1928年底，国家实现了统一。

从那时起，到1937年日本大举入侵中国，历史学家称之为中华民国的“黄金十年”。正是这“黄金十年”的发展，让中国有了抗衡日本入侵的能力。如果没有这些年中国各方面——尤其是军事方面的发展，日本入侵中国的结果可能完全不同。

但是，另一方面，国民党政府在这些年中也积累了很多负面因素，或者说，开始腐朽没落，忘掉革命的初心，以至于在抗战胜利之后，表面上的如日中天，很快转变为解放战争中的一败涂地。

把其中的核心问题概括出来就是：国民党是怎样从一个生机勃勃的、成功统一全国的革命党，变为腐朽没落的反动派？

今天就来说说这个话题。

02

广东革命政府任用留学回来的宋子文。宋子文带来一整套现代财政系统，在广东应用，成功地筹集到巨额财政收入，直接支持了北伐战争。

北伐胜利以后，国民党政府的统治范围大大扩展，统治重心转移到南京-上海为核心的江南地区。这时，就产生了新问题：江南财阀的势力，可比广东商人雄厚得多。宋子文那套“罗掘穷尽”的财政系统，在江南地区无法复制，阻力很大。

现代财政系统的关键在于，通过各种统计、调查、管理、监督、收缴，把全社会动员起来，从而大大扩展政府财源，用来支持军事在内的各种公共事业。因此，推行现代财政系统，也就是同时在整合社会，建立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和政府。

但是，江南财阀不吃这一套。江南地区，南宋以来就是我国商品经济发达的地区，明清两朝更是蒸蒸日上、花团锦簇。这里的商人，对于如何和政府斗法，保住自己的财产，很有传统和心得。政府想要在这里建立现代财政系统，全面整合社会，扩充财源，难度很大。江南财阀们有各种办法明里暗里对抗。

蒋介石在上海滩混过，深知这里的水很深。所以，到了南京以后，他并没有要求宋子文立刻把广东那一套财政系统搬到江南来。他知道这事没那么简单。

但是，那边北伐还在打仗，急需巨额军费。钱从哪里来？建立现代财政系统这个办法不能用，那就只能退而求其次，用其他办法了。

这个其他办法就是直接找江南财阀协商。于是，蒋介石找到了江南财阀的“话事人”虞洽卿。蒋介石提出来的交换条件是压住当时蓬蓬勃勃的大革命，确保财阀们的财产安全，但财阀们必须掏出钱来支持蒋介石。

双方一拍即合，顺利达成了合作协议。

03

之前，占据江南地区的军阀是“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孙传芳号称占据了全国最富庶的东南五省，但实际上，由于江南财阀的抵制，孙传芳从这个全国最富庶的地方根本就没弄出多少钱。当时财阀们有个上海总商会。这个上海总商会混乱低效，主要作用是对付、糊弄孙传芳的。

现在既然和蒋介石达成了合作协议，就不能再糊弄了。1927年3月，虞洽卿牵头另行成立了上海商业联合会，积极配合蒋介石筹款。

接下来的4月，蒋介石就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强力镇压大革命，落实和财阀们的合作协议。看到蒋介石果然很能干，财阀们也说话算话，先是拿出两笔贷款，均为300万元，接下来又很快发行3000万元的公债。并且，财阀们直接出面，组成苏沪财政委员会，专门为蒋介石筹集资金。

随后，宋子文赶到南京，出任南京政府的财政部长。虽然都是主管财政，但宋子文在南京和在广东的做法大不相同。在广东，宋子文建立全面的现代财政系统。在南京，宋子文则主要是配合财阀，通过公债、海关税、盐税等少数税种筹集资金。全面的社会整合转型，以后再说吧。

江南地区的经济实力果然全国最强。在广东，宋子文“罗掘穷尽”，从社会各界收税，1927年财政收入是9000万元。而1928年在南京，仅凭上述少数几个税种，六个月内，宋子文就筹集到了1.9亿元。

表面上看，南京政府的财政力量比广东革命政府强多了，但实际上，南京政府已经做出了两大退步：

第一，以政府和财阀的合作，取代了全面建立现代财政体系。这也就意味着，全面整合社会，就此暂停。可以说，从这一刻起，革命政府已不复存在。

第二，虽然筹集到的资金大幅增加，但是别忘了，统一全国以后，统治范围也大幅扩大了，政府需要花钱的地方更多了。相对而言，南京政府比广东革命政府，要穷得多。

钱，很重要，但钱是怎么来的，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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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南京国民政府的财政来说，发行公债是很重要的组成部分。而当时有能力购买公债的，可不是普通民众，更不是广大贫苦的社会底层，主要就是工商业者和企业主。1927年5月，公债发行不顺利，蒋介石给上海银行家陈光甫写信求助，信中说：“党国存亡，民族荣辱，全在此举（出售政府公债）”。

可见，南京国民政府的这种财政结构，就决定了，他们必然和工商业者、企业主、财阀走到一起去，结成政治联盟，而不可能依靠广大普通民众。

也就是说，蒋介石政府的政治基础，必然是少数的社会上层精英。这种政治基础的政府，必然不是革命政府，而是维护少数精英利益的反动派。

因此说他们是反动派，是不是太严厉了？并不严厉，而是恰如其分。

这是因为，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国需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完成现代化转型，建立现代国家，进而推动工业化，实现民族复兴和国家富强。

这个历史任务摆在了南京国民政府面前。他们却选择了维护少数上层精英利益，放弃广大民众，也就是放弃全面整合社会，放弃建立现代国家的历史任务。如此逆历史潮流而动，不是反动派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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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成了反动派，各种腐朽没落，也就先后冒头了。

首先，和财阀合作的财政结构，注定了，财政收入很有限。虽然表面上看财政收入比任何一个地方军阀都高，但是，对于中央级别的各种财政需要——公务员和教育等各种事业性机构的开支，远远不够用。

这种财政的紧张，又制约了军费的增长。所以，虽然蒋介石能保持几个德式装备的“王牌军”，但南京国民政府并不能真正铲除各地军阀。所谓国家统一，只是名义上的，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统一。南京国民政府真实的统治范围，和“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差不多。

其次，既然已经不再是革命政府，革命主张、革命理论、革命口号等等也就渐渐没人提了。这方面突出的表现就是：三民主义成了空洞的名词。三民主义作为革命理论，本来就先天不足，很薄弱，国民党政府后来又无兴趣于理论建设，三民主义团结人民、指引国家发展的功能，几乎丧失殆尽。

没有革命理论，蒋介石政府内部的组织力，就带有浓浓的“江湖气”，主要依靠私人关系。师生、同袍、同乡、同学等等，大行其道。蒋介石自己就有一大堆“把兄弟”。结果就是国民党内部山头林立，勾心斗角，各种涣散。

更重要的是，既然政权的政治基础是少数上层社会精英，那么，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国民党政府，对于深入基层、彻底改造底层社会，当然也就毫无兴趣、置之不理了。

孙中山曾经提出“耕者有其田”的政治纲领，但国民党要想真正落实这个纲领，必须彻底改造和重建乡村的经济基础，尤其是要改造乡村的土地所有制，为此，政府必须深入基层，打掉各种“土围子”，做各种艰苦复杂的斗争。

但国民党政府显然无力也无兴趣做这种“苦差事”。张治中后来检讨国民党的失败时说：“对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五之上之农民问题，亦即土地问题……根本忽略而不为，致坐失最大多数之群众基础。”

一个和财阀打得火热，天天花天酒地、灯红酒绿的政党，怎么可能卷起裤腿，去乡下和泥腿子们打成一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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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的广东革命政府，并不仅仅口头上自称革命，而是实实在在地在广东推行各种革命措施。换个角度来说就是，推动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建立现代国家。广东革命政府正是因为在这方面做得最突出，所以才拥有了压倒其他军阀的优势和突出的实力，取得了北伐的胜利。

但是，当他们北伐成功，建立全国政府以后，由于经济基础的改变，很快就从一个革命党退变为传统意义上的“统治者”。问题在于，当时的中国，急需的恰恰是革命者，而不是统治者。国民党拒绝完成时代赋予他们的历史任务，并且，大力镇压、杀戮革命者，可不就变成了反动派。

国民党拒绝了时代赋予他们的历史任务。这个历史任务就交给了共产党。那么，共产党是否完成了这个历史任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