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27日，农历腊月二十八。自上海黄埔港起航的太平轮，搭载了近千名乘客，以及数百吨物资，驶向台湾基隆港。满船的乘客，带着离乱的苦痛，开始了这一段艰难的航程。

晚23时45分，当太平轮行驶到舟山群岛附近时，突然与迎面驶来的建元轮相撞，半小时后，太平轮沉没在冰冷的海水中，全船生还者仅36人。

在波涛汹涌的大时代浪潮中，很少有人会留意这小小一船人的命运。失去民心和根基的国民党已无从立足，在1949年两百万人溃退到台湾的过程中，太平轮的悲剧只是其中一个小插曲，在青岛，在烟台，在上海，在广州，在中国沿海的每一个重要的港口，类似太平轮这样的生死离别在日复一日地上演——成千上万的家庭就这样在历史的转折口分别，一松手就是一辈子。

这是一场历史上罕见的大迁徙，无论是那些曾经叱咤风云的将军，还是命若蝼蚁的兵士，都在自愿与不自愿当中，来到一个陌生的弹丸之地。而更多的则是操着各地方言的普通民众，被这股潮流所裹挟，以1949年为分界点，开始了人生的下半场。

“1949年，国民党被共产党击败，国民政府带领二百万残兵、难民来到台湾。”著名的中国史专家费正清在史书上冷峻地记载道。这200万人，不管是否情愿，都被刻上了失败者的烙印。

败军之将，何敢言勇？隐忍与伤痛，屈辱和自省，种种的情绪都在这一刻埋下了种子，任由历史的风雨浇灌，岁月催长。

来自不同地域的两百万人，无论原籍何处，共同的遭遇，同样的情绪，将他们组成了一个命运的共同体，一起去承载离乡的愁苦。在这个小岛之上，他们有了一个统一的名字——“外省人”，以区分于六百万“原住民”。

小岛上的故事，就以这两百万人和六百万人为主题，有了一个全新的开始。60年后，当1949年的老一代“外省人”日渐凋零，他们的第二代、第三代，则拥有了一种全然不同于父辈、祖辈的视角。

他们在这个小岛上成长，与这个小岛的命运休戚与共，他们既是外来者，也是原住者，他们遗传了父辈祖辈的乡愁，更诞生了自我归属的台湾意识。

60年后，他乡俨然变成了故乡。

理解现在的台湾，不得不从1949年讲起，这里面包含有太多的历史基因，它是台湾之所以是现在，台湾之所以是台湾的关节点。

只有这些“败军之将”的命运，不被看做是无关紧要的过去，而是一个关乎将来的现实，他们才不会成为孤独的历史弃儿，而是同为中国人，一个民族在大转折时期的分离体。只有正视这群人的命运，历史形成的伤口才能渐次愈合，伤痛的分离才能再次聚首。

那些曾叱咤风云的战将，在败走大陆之后，也被迫退出了历史舞台。

胡宗南的“没有意思”

胡宗南夫妇在台湾

1950年3月，胡宗南黯然来到台湾，暂且安身在花莲。这时，当年曾统帅40万大军的他，身边只剩下了6名随从。

失败的阴影，前途的渺茫，都让胡宗南的心情极为低落。到花莲后，他时或出去散心，他在王曲军校的学生孔令晟则伴随着他。有一天，胡宗南走过花莲体育馆，来到海边，“突然”对孔令晟说：“我们应该在什么地方自杀啊？这里真没有意思啊！”

孔令晟回答：“要自杀，不如在成都，可以跟我们的部队一起自杀；到了西昌就没什么意思了，部队已经没有几个人了。”

在此时的台湾，不仅仅是胡宗南一个人感到“没有意思”，与他处于相似境地的还有阎锡山、白崇禧、汤恩伯、孙立人、薛岳……时任“代总统”的李宗仁虽然没有和他们一样去台湾，而是去了美国，但境遇的落寞则是一致。

当年手握重兵的他们，如今不但成了败军之将，失去了叱咤风云的舞台，甚至还会面临来自国民党内部的人身威胁。

不过，虽然他们所处的环境差不了多少，但各人的反应却是不同，有的从容处之，有的却局促不安。

“我们不应该到这里来”

在花莲，当自杀的念头闪过后，胡宗南对他的部下说：“我们不应该到这里来。”此时，面对浩瀚的太平洋，他仍对自己的部队念念不忘。在他的第一军中，许多将官都是他一手从王曲军校带出来的，而这些人大都已在川西零落殆尽。

根据王曲军校学生徐枕的说法，胡宗南原本是打算留在西昌的，当时蒋介石让他飞往台湾，但是他不肯走，而是对部下说：“今天我跟你们喝一杯，送你们走。”最终，胡宗南是被部下“拉”上飞机的。

然而到了台湾，他的厄运并没有结束。刚刚飞到台湾时，蒋介石和陈诚都没有见他，到了花莲，也没有人来看望他。不仅仅如此，失去了部队的他，现在甚至要为整个国民党政府的失败负责。

1950年5月，台北“监察院”内，45名“监察委员”气势汹汹地联名弹劾胡宗南。这一篇数千言的弹劾文在列举了胡宗南进驻陕甘后的权力膨胀后，又历数了他在西北、四川的一连串败绩，认为国民党政府之所以会“失去大陆江山”，胡宗南“应负重大之罪责”。

这一场弹劾案迅速在小小的台湾掀起轩然大波，来台的胡宗南部属愤愤不平，要到“监察院”去闹事，但都被胡宗南压了下来，他认为，是非自然会有公论，“假如应该我负的责，我当然要负责。”

领军多年的胡宗南，在这个时候表现出了常人少有的镇静。最终，这一场弹劾案在各方面的斡旋下不了了之，使胡宗南避免了“军法会审”。

但是，经历了这一场风波后，胡宗南那“西北王”的历史也彻底划上了句号。正如他认为国民党之败不属个人责任，而是整个体系的失败一样，蒋介石也是这么认为的。

于是，败退到台湾后的蒋介石迅速对国民党展开了“改造”，全面更换旧的党政系统，原有的黄埔、中统、CC、政学系等皆被清除，一批完全拥护蒋介石、蒋经国父子的新实力派被培养起来，这其中最为得力者即为陈诚的“土木系”。

那些国民党的“老人”们，则在这一场“改造”后几乎全部失势。胡宗南再也得不到蒋介石的重用，只一度担任了大陈岛“浙江反共救国军”总指挥和澎湖防卫司令等职。虽然职位并不突出，但是胡宗南做得很认真，并短暂登上大陆的土地。

但是胡宗南和他的家眷、部属是再也没有机会真正回到大陆了。在担任澎湖防卫司令时，每次领到薪水，他只留1/3给自己和家人，其余的几乎都给了部属，以维持他们的生计。

后来其部属王应文的儿子回忆说，那时有人到胡宗南家里去，坐沙发都要小心，因为“那个沙发太旧太烂，一不小心会给他坐摇晃”。

1962年，胡宗南66岁，这一年春节期间，他因心脏病发作，于台北荣民总医院去世。他的王曲部属们，则每年为他举行低调的纪念仪式。

阎锡山的山居岁月

胡宗南虽经历了“弹劾”，但他毕竟属于黄埔系，相较之下，山西的阎锡山和桂系的白崇禧到了台湾后，日子就更难过了。

1949年12月8日，阎锡山刚刚来到台湾时，他的身份还是“行政院院长”，不过，既然在大陆时，他这个“行政院院长”就已处处受蒋介石的掣肘，现在到了台湾，他自然更是没有用武之地了，于是在1950年3月1日，蒋介石就让他把“行政院院长”给了陈诚，改领了一个闲差“总统府资政”。

阎锡山

当时有人把《道德经》里的两句话“绝圣弃知，大盗乃止”送给阎锡山，他立刻表示，这正合他的心意，于是，在辞去“行政院院长”后的第二天，阎锡山就搬到台北偏僻的丽水街。半年后，他又带着40名部属，搬家到阳明山旁的菁山。

来到山上，阎锡山自己动手建房子，时任阎锡山侍卫的张日明说，一开始，他们住的房子是木板墙和石棉瓦顶。

这些生于山西，长于山西的人哪里见识过风急雨骤的台风？台风一来，石棉瓦就被吹飞了，他们就接着在屋顶上面铺草，结果台风又来了，草顶也不见了。

山上没有电灯，没有电话，也没有自来水。蒋介石过去“慰问”闲居的阎锡山，看到他这里如此简陋，就送了他一个军用电话，以方便阎锡山的写作——在赋闲后，阎锡山就爱上了读书写作，写了《三百年的中国》等20多本书；蒋介石也乐得他这么做，更希望他真的是心境淡泊，超然世外。

远离家乡，阎锡山很想念黄土高原上的窑洞，于是就用水泥，在菁山上建了两个窑洞，并命名为“种能洞”。在窑洞里，他把部属们召集起来像往日一样开会，并且加以记录。

在山上，阎锡山还租地建了一个“种能农场”，养鸡养猪，开梯田种橘子。那时阎锡山每月可以领5万元台币，但是这些钱要一群人来用，不免显得捉襟见肘，为了给部属们张罗生计，阎锡山也想着另外的生财之法——开了一家印刷厂。

但是部属们还是渐渐离他而去，他的部属王延年讲述当时的情况是：“我们都感觉没有意思了，靠他吃饭不如出来自己吃饭”，于是时间一长，“大家慢慢地散伙了”，有的部属在台北找到了事情做，就搬离了菁山。

阎锡山身边的人少了，山上又没有什么活动，有朋友担心他会寂寞，劝他信教，做教徒，他回信说：“我一天忙得很，不寂寞。”

1960年5月20日，蒋介石庆祝他就职“总统”12周年，庆祝大会异常热烈，但是阎锡山没有参加，这一天他正患着重感冒，还有气喘。第二天的中午，阎锡山即被紧急送往医院，两天后病逝，时年78岁。

在台湾度过寂寞的晚年后，死后的阎锡山迎来了属于他的隆重的葬礼。葬礼由何应钦主持，蒋介石亲临致祭，并送一块匾额，上写“怆怀耆勋”。

他在生前，即在每年的大年初一修改遗嘱、自写挽联。在他去世后，用的也是自己写的挽联，并且不止一幅，其中一幅是：“有大需要时来，始能成大事业；无大把握而去，终难得大机缘”。

何应钦：左右不逢源

比起阎锡山和胡宗南，何应钦在去台湾前，就开始“未雨绸缪”了。1949年6月，刚刚卸任“行政院院长”，他就决定去台北了。

他先把家当运到台北，有床铺、办公桌、衣柜，还有他夫人的梳妆台，这些东西都重得很，是用最好的檀香木做出来的。

1949年年底，何应钦住进了台北牯岭街的家中，这里“冠盖如云”，住的都是国民党的一级上将们，他的女儿何丽珠那时17岁，记得“那个时候孙立人就住在现在的陆军招待所那边，离我们家很近，所以那时候孙立人常常到我们家来聊天，还有前面一个桂永清，那个时候他是参谋总长，是黄埔一期的”。

何应钦的邻居们晚上会到他家里来坐坐，“聊聊天，发发牢骚”，同时也观察着自己该做一些什么。

早在“西安事变”时，何应钦打算以军队讨伐张学良，使得蒋介石的生命受到威胁，由是两人结下了“梁子”。现在来到台湾，毫无疑问的属于寄人篱下，何应钦要想获得一席之地，就更加不能不看蒋介石的脸色行事。

于是在1952年2月，何应钦公开表示支持蒋介石“复职”，同时谴责李宗仁“不忠不义”。

国民党在台湾展开“改造”，本来就是要让“老人”们离开权力中心，何应钦却为“改造”积极献计，被蒋介石任命为“中央评议委员”，但在“改造”结束后，何应钦也随之被挤出了国民党的中央委员会，只剩下“战略顾问委员会主委”一个空头衔，到了1972年，“战略顾问委员会”不再设主任一职，何应钦成为委员，更加无事可做，闲在家里。

何应钦又不像阎锡山那样能“闲得住”，还是要找事情来做，就这样，他参与了“国际冷战”。

当时有一个反对共产主义的国际组织叫做“世界道德重整委员会”，1955年5月20日，这一组织与何应钦联系，希望他能帮助该组织访问台湾。何应钦立刻向蒋介石报告，正为“反攻大陆”而苦恼的蒋介石听了很高兴，表示欢迎访问团到来。

从此何应钦积极投身于“冷战”，他在台湾成立了“世界道德重整联谊会”，并任会长，虽然这个“道德重整”的活动没有台湾官方的经费保证，可这毕竟是何应钦的新舞台。1961年，他还亲自带队，将一部反“赤化”的歌舞剧《龙》带到瑞典的斯德哥尔摩表演。

到了晚年，政治上的纷扰已彻底离何应钦而去，让他不能忘怀的，是家乡的山水和兰花。于是他用双手摆出贵州老家的景色，请张大千给他画了一张家乡山水画；还养了200多盆兰花，每有兰花展，他一定前往观赏。

95岁生日那天，何应钦很高兴地拍了很多照片，说要把这些照片寄给家乡人看看。1987年10月20日，他的血压突然下降，第二天上午何应钦终在台北荣民总医院去世。终年99岁。

将军们的落幕

去了美国的李宗仁最终还是没去台湾，尽管在1950年2月21日，蒋介石指使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向在美国的“代总统”李宗仁发出了最后通牒，限李三天之内返台，否则便视作放弃职权。

李宗仁选择了回大陆，在美国的6年寓公生活，让不甘寂寞的他最终坐不住了，于是在1965年7月，李宗仁和夫人一起飞回了大陆。在给李宗仁做口述历史的唐德刚的印象中，寓公李宗仁“最大的嗜好还是聊天、谈国事”，有时唐德刚甚至会带“一批谈客”去和李宗仁“谈国事”，这个时候李宗仁就会特别高兴，“谈笑终宵”，后来唐德刚不常去李府了，李宗仁每遇到重要新闻，还是打唐德刚家的电话要“谈谈”，遇到唐德刚不在家，李宗仁就要在电话里和唐德刚的夫人为“国事”谈上半天。

这让唐德刚觉得：“和这些青年的家庭主妇‘谈国事’，李‘代总统’也未免太委屈了。”唐德刚认为，这或许是李宗仁选择回大陆的原因之一，因为“北京的人民政协之内，胜友如云，吹起牛来，多过瘾！”

1969年1月30日，李宗仁因肺炎在北京逝世。

在台湾的白崇禧，则因为李宗仁的回大陆，日子更加难过。白崇禧与李宗仁同属桂系，在大陆时，白崇禧曾三度逼蒋介石下台，让蒋介石非常记恨。早在1953年，他在花莲打猎时，就曾遭到特务的暗杀，所幸逃过一劫。

1966年冬天，也就是李宗仁回大陆的第二年，73岁的白崇禧被人发现暴毙身亡。关于他的死因，至今众说纷纭，不少人都认为是蒋介石指示人在白崇禧常喝的药酒里做了手脚。对此，白崇禧的儿子白先勇说，这件事情的真相到底如何，也许要等相关秘密档案解封了才知道。

在一定程度上，汤恩伯与白崇禧一样，也是死得有点“不明不白”。从大陆来到台湾后，汤恩伯只落得一个“总统府战略顾问”的空头衔，于是他便想去日本，但蒋介石又不允许，1954年5月，汤恩伯终于以治病为由去了日本，从此一去不返，死在东京一家医院的手术台上。有传闻说，是因为做手术的医生有亲属死于侵华战场，所以趁机报复。

像孙立人、薛岳这样的抗日名将，同样在是台湾落寞终老。薛岳到台湾后，虽然蒋氏父子都给了这员功绩卓著的战将以表面上的礼遇，但是薛岳接到却是一连串的闲差，如“总统府战略顾问”、“中国国民党改造中央评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行政院政务委员”、“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等，于是他只好隐退在台湾南部的嘉义乡间。闲云野鹤的生活让薛岳成为了“百岁老人”，他在1998年5月去世，享年103岁。

孙立人虽然也像薛岳一样以高寿而终，但是却在台湾走过了长长一段波折时期。1955年5月25日，孙立人因僚属郭廷亮等七人涉嫌叛乱被捕，之后就被当局软禁起来。在台湾公众的印象中，这就是迷雾重重的孙立人“兵变”事件。

在实施软禁期间，当局对孙立人实行了“不杀，不审，不问，不判，不抓，不关，不放”的“七不政策”，以软禁代替论罪，以“查考”代替自由。

三十多个年头过去了，一直到1988年3月，孙立人才恢复自由。这一年，台湾《自立晚报》独家发表消息，说孙立人将军还活着，就生活在台中市。

这一消息很快就震惊了岛内外，台中民众尤其感到惊讶，多少年了，由于孙立人就像消失了一样，许多人早已相信了“孙立人已经仙逝”的传闻。

1988年11月27日，孙立人迎来90大寿，前来祝寿的老战友和各界人士有6000多人。1990年11月，也就是孙立人获得自由的第三年，他以91岁的高龄去世。

台湾的一位教授在孙立人去世后写到：“孙立人将军的丧礼确是倍极哀荣，自动前往吊唁者一万余人”。

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像孙立人这样的人去世也代表了一段岁月的结束，这个教授在看了人们排成一公里长的队伍为孙立人送葬后感到：“今后在台湾大概不可能再有同样的感人场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