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对一元主义国家

君主作为主权的化身而凌驾于法律之上

为什么皇帝总是会将“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挂在嘴上，却绝口不提“天子犯法与民同罪”呢？

因为皇帝从一开始就认为“朕即是法律”，将自己凌驾于法律之上。所以，“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君父代表了国家最高法律，那怕贵为“王子”，赐死于你，不容你有任何辩驳与反抗。

正如太阳王路易十四狂妄叫嚣的那样：“朕即是国家”，他厚颜无耻地说：“最高主权系于朕一人，法庭和各级官吏的存在与权威源于朕一人，整个行政机构以朕的名义履行职能。朕独享立法权，整个公共秩序体系源于朕一人。”

对于绝对主义政权的认识与理解，路易十四可能仅是抄了中国皇帝的作业，秦始皇早有“朕之国家，天下奉一人”的实践，只是，我们叫 “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 “朕的天下” “朕的子民”“朕的江山社稷”可比“朕即是国家”来得霸道。路易十四差不多与清康熙同时代，要知道，赢政至爱新觉罗·玄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已在中国皇帝手里传承了1800多年。

秦汉以降，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虽在不断演化，但是，大一统、中央集权、官僚君主制的制度框架以及融会周秦“宗法封建制”、兼采儒法的基本精神，延续两千余年而未有实质性改变。专制集权的“绝对一元主义”根基从未动摇，与其相辅的儒法传统给予道德意蕴和调节机制，二者共同作用，将政治力量和意识形态力量融为一体，使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治体系得以赓续并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谭嗣同对这种“专制集权政治”与“儒法学术”的苟合进行了严厉批判:“二千年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工媚大盗。”

中国历史上这种独特的政治形态在18世纪引起了伏尔泰、孟德斯鸠、黑格尔等西方思想家的关注。他们一致认为，秦汉时期的中国已经具备了欧洲16、17世纪才出现的一种国家形态的基本特征，那就是：

君主作为主权的化身而凌驾于法律之上，集立法、行政、司法、军事等权力于一身的“绝对一元主义国家”。

欧洲16、17世纪“绝对一元主义”是由封建等级君主制向专制君主制演变的产物，其特点是打破封建割据的政治局面，由君王行使中央集权的绝对权力。路易十四“朕即是国家”是欧洲绝对主义国家的象征。

但是，后来的历史演变是，西方文艺复兴高高举起民主旗帜，而中国社会却依然在绝对专制集权里原地打转。

所以，西方思想家以欧洲历史为参照，认为中国政治是“早熟的”。韦伯认为，中国在秦代已建立了历史上明显发展且数量最大的官僚制度。福山指出中国人早于欧洲1800年便创造了一个中央集权、官僚治理、非人格化、幅员辽阔、整齐划一，程度远超罗马帝国的国家。

“早熟论”的另一面是，正因为中国政治很早就达到了极高的发展程度，随后就陷于长期停滞甚至衰退状态。当西方国家从“奴隶封建制”到“绝对主义君主制”到“君主立宪制”再到“民主共和”，从专制集权到民主分权不断迭代时，中国却被秦始皇牢牢锁死，两千多年始终没有走出“专制集权”的牢笼。

不可否认，“绝对主义国家”的专制集权在特定历史阶段具有前所未有的优越性，无论是中国“皇权专制时代”出现的诸多空前繁荣的盛世，还是欧洲17、18世纪的光辉历史都可以佐证这一点。

17世纪末法国专制君主制发展到顶峰，法兰西国力强盛，经济发展迅猛，文化高度繁荣，绝对主义专制君主制也成为大多数欧洲国家模仿的榜样。18世纪普鲁士腓特烈大帝统治时期，也建立起中央集权的统一行政司法体系，为他东征西讨提供了坚实的支持。

当一个有作为的君主解除了权力掣肘，他的意志无疑能更有效地得以贯彻实行。但这种“一元绝对主义”往往会导致专制君主冲昏头脑，或者被阿谀逢迎的权臣蛊惑，做出极端或愚蠢的决定，一意孤行，将国家、人民以及君主自己带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秦始皇酷刑暴政，大兴土木，二世而亡；汉武帝扩张至上，大举征战匈奴，南下扶桑，导致国家财力极度紧张，怨声载道，为王莽篡位提供条件；东汉桓灵荒淫无道、横征暴敛，引发黄巾之乱；隋炀帝挥霍无度，大兴土木，无尽劳役，民怨沸腾，为隋亡种下祸根；唐玄宗纵情声色，信任“口蜜腹剑”之人，导致内部矛盾的激化，促成安史之乱；宋高宗赵构靖康之耻，黯然神伤；明成祖朱棣屠杀无辜，滥用武力，引发宗室和士人的反抗，为内乱埋下隐患；乾隆帝专制加剧，大兴文字狱，万马齐喑，禁锢思想，堵塞言路，画地为牢，导致嘉庆道光后国家机器日益僵化，应变无能。

“一元绝对主义”下的元首领袖如果还是一位充满幻想的非理性野心家，给人类都可能带来灾难。

我们从德国的历史演进就看到一个可怕的现象，从“绝对主义”到“国家主义”再到“纳粹独裁”，政体基本上是一脉相承的，那就是高度的中央集权“一元绝对主义”，变化的只是专制集权的领袖而已，由精英寡头取代君主，再由独裁元首取代精英寡头，跟中国两千多年的专制皇权更替大同小异。

这种“一元绝对主义”体制在面临危机时期通常很有成效，但在和平时期又往往会走向反面。德国如此，日本也是。日本明治维新后走的是“绝对主义”到“国家主义”再到“军国主义”的路子。

有人指出：如果只有专制绝对的“一元”之常，而没有民主相对的“多元”之变，国民的个人尊严及其精神价值基础难以确立，独立之人格基础也就空场。同时，“一元绝对主义”统治之僵化难以主动应对变化多端的社会经济发展，“统而不能治”导致经济结构极端脆弱，人民生活的基础建立在沙滩之上，一旦有风吹草动，就可能轰然坍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