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俄三次结盟中国损失巨大

俄罗斯民族心理有六大特征

“中国人要在历史发展、世界比较、中国利益和全人类共同价值共同构成的立体空间里，努力地去研究俄罗斯、理解俄罗斯、洞察俄罗斯。”

俄罗斯是中国的一面镜子，20世纪20年代以来，俄罗斯对中国产生了深入骨髓的全方位影响。深入研究俄国历史，对于理解中国自己也至关重要。

与俄三次结盟中国损失巨大

了解俄罗斯，不妨从和大家切身相关的中俄关系入手。

1850年，林则徐就感叹俄国“将来必为大患”。据不完全统计，自1860年至1945年，俄国在85年间让中国丧失了32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近代以来，中国在国家安全方面所遭受的最大威胁也来源于俄罗斯。

中俄历史上三次结盟，每一次都以中国付出惨重代价，俄国获得天大好处而结束。第一次是甲午战争后，李鸿章前往俄国祝贺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登基，签订了《中俄密约》。俄国表面上承诺联合中国，共修中东铁路以抗衡日本，实际上是借修建铁路之名，将俄国势力在整个东北如洪水一般铺开。第二次结盟是抗战结束后，民国政府和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让刚刚以八年浴血抗战赶走日本人的中国，被迫承认了苏联在外蒙古策划的“独立公投”，从而丧失了近1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第三次就是1949年以后，中苏同盟“一边倒”。“一边倒”虽然让中国获得了苏联的支持，但也对中国产生了两个至关重要的影响。第一，“一边倒”“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把欧美势力完全驱除出中国，让中国丧失了一个与世界体系融合在一起的机会，直至1979年，中国都与主流国际社会相脱离。第二，苏联把中国推进了三年朝鲜战争。这不仅让中国失去了众多生命，还让中美关系极度恶化，使中国在几十年间都难以繁荣。

十月革命之后，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处于内外交困的境地。为缓解自身困境，俄国人在1919年成立了共产国际，并借其不断推进“世界革命”。现代中国也由此与俄国有了两处重要交集。第一个是国民党的改组。孙中山先生确定了联俄方针，国民党改组基本上是在俄国人的指导之下进行的。第二个是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在共产国际的直接指导下完成。中共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其对中国革命制定的所有方针曾一度基本上听从共产国际的指示。在上世纪20年代到50年代的整整30年间，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一切重大事件无一没有莫斯科的影响。建国后，我们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军事文化、意识形态等等，完全按照苏联的模式建立。这一直影响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当然从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在一定程度上走出了苏联模式。但是历史并非直线性发展，而是有可能第二次跨入同一条河流，普京执政以来，中俄之间的相互影响再次加深。

至于中俄之间的文化交流，基本上是俄国单方面向中国全方位的单向输入。有学者总结：“中国文学成了俄罗斯文学的学生，一度丧失了自尊、自信，拜服在北国巨大的石榴裙下。”更为重要的是，百多年来，俄国除了在制度、文化上对中国产生影响之外，还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改变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让中国文化当中的那些优秀的中庸和谐、天人合一的思想，变成了极端化、二元化的思维。

有人认为如今中俄关系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如何理解？我认为主要有两点：第一，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综合国力已远超俄罗斯，使俄国人难以用原来那种高高在上的优势对中国进行各种各样的影响；第二，2001年签署的《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中确定了“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原则，成为中俄关系的“黄金定律”。守住了这条“黄金定律”，中俄关系就不会出现大的偏差。

今天的中俄关系面临着诸多挑战。第一，很多国人甚至精英都还没有清醒地意识到中俄综合国力出现了历史性的反转。尽管我们的国力已十倍于俄罗斯，但是很多人的思想仍臣服于它，这是最大的挑战。而俄国人对这种落差非常敏感，作为一个具有300年帝国外交传统的国家，俄罗斯怎么可能心甘情愿地接受身边的中国强势崛起？第二，外交谋略能力不对称。在外交层面上，我们基本上处于被俄国牵着鼻子走的状态，在很大程度上仍是一个言听计从的小兄弟。面对如此复杂的国际关系，跟俄罗斯的亲近，其实带来了很多意想不到的负面影响。我们一定要意识到俄国人对华的信息战、心理战打得如火如荼。第三，成本和收益不平衡。无论是经济上还是政治上，中国付出了太多，却没有收获预期结果，即没有改善中国的国际环境，也没有减轻美对华施加的战略压力。中美俄三角关系，永远对最弱的一方最有利。当年我们最弱，拉住美国抗衡苏联，对我们有利；今天俄国最弱，中美俄关系对俄有利，俄国成功调动中美矛盾，从中获利。我们既要和俄罗斯保持一个长期睦邻友好的合作伙伴关系，更要和美国保持一个建设性的伙伴关系，因为和美国的关系决定了中国未来的整体国际环境。

俄罗斯民族心理六大特征

俄国的民族心理有六个主要特征。

第一，是矛盾性和极端化。别尔嘉耶夫指出俄国“经常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这种心理特征一是推翻本国稳定的文化和历史，二是作用到国际体系当中，形成了一种对立意识。

第二，是宗教化的俄式“人道主义”。但是它的人道主义和西方的人道主义有着巨大区别。西欧的人道主义从文艺复兴勃发而来，主要矛头指向宗教和神学，强调用理性来反对迷信，用人的能力抗衡神的无所不在。而俄国既没有文艺复兴，也没有宗教改革，它的人道主义是有神论的人道主义，是把东正教的思想拿到尘世间，希望有一个上帝来解救人类远离苦难，保证人类的人道化。

第三，这也导致了俄罗斯另一个重要的心理特征——非理性，其思维类型的特殊性在于它建立在直觉的基础上。非理性心理在社会政治中日益蔓延，就形成了唯意志论倾向、法律虚无主义和道德优先原则。

第四，是共同性，源自于俄国自古以来的村社共同生活和东正教的“聚合性”。这导致了俄国崇尚平均主义，不思进取，依赖别人，反资产阶级等，与马克思·韦伯所说的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完全相对立的特征。

第五，是苦难意识。对于俄国人而言，苦难往往是人走向神、个体走向上帝，获得上帝拯救的唯一途径。俄国历史上的众多苦难，当然有各种自然因素、制度文化因素的影响，但这种受虐心理也是重要原因。

第六，这还孕育出了一种受害者心理和排他性，引发了上文所谈及的不安全感和让别人产生恐惧的战略文化。

上述俄罗斯民族心理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在俄罗斯的酒文化中。俄国人喝酒不用劝，自己喝，目的就是要把自己喝倒。在喝倒之后，平时非常冷漠的俄国人，甚至会痛哭流涕，体现出俄国人既豪爽又脆弱的矛盾气质。

俄国的力量不在于它的强大，而在于它的虚弱。俄国的外交不善于守成，却往往会出其不意，反败为胜。当其顺风顺水之时，会犯战略性错误，但是当俄国陷入困境，又会采取意想不到的手段，重振旗鼓，东山再起。

俄国诗人丘特切夫有诗云：“理性理解不了俄罗斯，普通的尺子无法度量俄罗斯。俄罗斯有自己的气质。你只能去相信俄罗斯。”但我想，对于俄罗斯如此复杂的发展和国家而言，中国人还是不能简单的盲从、相信，而是要在历史发展、世界比较、中国利益和全人类共同价值共同构成的立体空间里，努力地去研究俄罗斯、理解俄罗斯、洞察俄罗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