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亚洲：一部地图上的历史》初稿完成于疫情期间，经过许多人长达一年多的辛苦努力，终于在2024年春走完所有审批手续。通常书稿到了最后一遍审校的时候，作者对自己写的内容已经提不起任何兴趣了——我也一样。这个春天，吸引我更多注意力的，是中东的战火，和发生在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内的和平示威。这场学生运动遭到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和警方的镇压，却又因此星火燎原，点燃了更大规模的抗议。有趣的是，“哥伦比亚”（Columbia）这个名字，将我带回本书写作的起点——“发现”美洲。没想到在书稿终将出版时，这个话题以如此激荡的方式又绕了回来。

不论在英文还是中文媒体中，分析者大多把哥大引爆的事件看作是1968年美国高校反越战运动的回响。这当然没错。只是我想把时间推得更早，到美国这个现代国家成立的时代。

先来了解一下哥伦比亚大学的历史。哥大的前身，是成立于1754年的“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她是美国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之一。此处的“国王”，指的是英王乔治二世。这所纽约州最早的高等学府，是在“王室特许”（Royal Charter）政策下成立的，其名称代表了与宗主国密切的政治关系。独立战争期间，它遭到重创，停课长达八年。1783年，美英《巴黎和约》生效，美利坚合众国成为美洲大陆第一个独立国家。第二年，国王学院重建，校董会决定改名为“哥伦比亚学院”，后来最终定名“哥伦比亚大学”。

历史学者乔治·摩尔在他撰写的早期校史中说，学院新名字的启用，标志着“哥伦比亚”一词在世界上“第一次得到法律和历史认定”。此名字体现着对“那个伟大的发现者”的追忆，而追忆美洲发现者“这一迟来的正义……终于在纽约得到最早的法定承认。” [1]

Columbia，源于“哥伦布”（Columbus），那个一心寻找去亚洲的贸易通路，却误打误撞“发现”美洲的热那亚航海家。北美东海岸建立殖民地后，零零星星地有人开始以“哥伦比亚”这个女性化的、略带诗意的名字代称新世界。18世纪开始，北美报章、杂志、文艺作品中，“哥伦比亚”越来越多地出现，以代指作为整体的十三个殖民地。如果摩尔所言不虚，那么到了国王学院改名哥伦比亚学院，“哥伦比亚”第一次落实为一个实体机构的名称，其中蕴含了革命语境下诉求独立、反抗压迫的精神。

尽管哥伦布从未踏足北美大陆，但独立的后的美国却日益将哥伦布塑造为民族偶像。1784年哥伦比亚学院的更名，开启了美国历史上将哥伦布“美利坚化”的进程。越来越多的地名、机构或事物，被冠以“哥伦比亚”这个符号。1786年，南卡罗莱纳州将首府命名为哥伦比亚；1781年，美国首都所在地区被称为“哥伦比亚领地”，后于1801年改名为“哥伦比亚特区”（District of Columbia），也就是我们一般所称的华盛顿市。1787年，一艘名为“哥伦比亚号”的全帆装船投入使用，哥伦比亚号最重要的任务，是到中国广州贸易，它于1790年成为美国第一艘完成环球航行的帆船。两年后，在航行到北美洲西北海岸时，罗伯特·格雷船长将它驶入一条宽阔的大河，此河后来就因为船名而被叫作“哥伦比亚河”。哥伦比亚河流经今天的加拿大和美国，对它的开发殖民曾引发英美之间的争夺，后来在英属加拿大的部分，被定为“英属哥伦比亚”。而美国部分，即今天的华盛顿州，也曾差点定名“哥伦比亚”。且不要说这个位于西北部的边疆领地，在美国建国初期，连“美利坚合众国”这个名字，都有开国之父建议改为“哥伦比亚”，只不过提议没有获得太多支持。结果到了1810年，南美洲西班牙殖民地掀起独立革命，西蒙·玻利瓦尔领导下的“大哥伦比亚共和国”首先注册了“哥伦比亚”这个国名。

文化领域，哥伦比亚女神更成为美国的拟人化符号。1798年，约瑟夫·霍普金森为1789年华盛顿总统就职仪式上演奏的进行曲填了词，题名《哥伦比亚万岁》（Hail, Columbia），直到1931年《星条旗》成为法定国歌前，《哥伦比亚万岁》一直是美国的非正式国歌。约翰·加斯特1872年创作的油画《美国进步》（American Progress），是公认的美国“西进运动”最著名的图像代表，画中哥伦比亚女神手持电线和英语课本，飞向广袤的西部大地。虽然1886年纽约自由女神像的矗立，让带王冠的自由女神成了美国更流行的女性拟人符号，但自由女神形象中具备很多哥伦比亚女神的特征。1924年，初创于纽约的CBC影业公司正式更名为“哥伦比亚影业公司”，并采用哥伦比亚女神为公司的形象图标，直至今天。

在《制造亚洲》中，我以第一幅用“亚美利加”标注新大陆的地图——瓦尔德泽米勒世界地图——为例，试图告诉大家：我们以为的历史，许多时候都是将错就错的产物。就比如制图师曾经（短暂地）以亚美利哥·韦斯普奇的名字命名哥伦布所“发现”的新大陆，结果这幅地图在几百年后，成了今天美国国会图书馆认定的“美洲出生证”。

可是，即使我们用哥伦布的名字（哥伦比亚）命名新大陆，仍然充满了矛盾和讽刺。美国历史学家托马斯·施乐瑞思把这种反讽阐释得很透彻：“我们必须注意，（哥伦布的）拥戴者们不得不忽略或者尽量淡化许多历史事实。比如，扩张主义者可不要忘了，哥伦布从未见过北美大陆。美国国家主义者可要记住，他是在数个欧洲国家的旗帜下、而不是在他们的旗帜下远航的。宪政主义者和宗教自由的支持者必须了解，正是他服务的专制君主设立了宗教裁判所，无情驱逐犹太人和穆斯林。本土派也不能计较他其实是外来者，盎格鲁—萨克森人别理会他的地中海出身，清教徒别在乎他的天主教身份。爱尔兰裔美国人得想法处理他的意大利血统问题，意大利裔美国人和亲英派们不敢强调他效忠的是西班牙王室。非洲裔美国人和美洲原住民更不可能原谅他参与了两个大陆上对有色人种的奴役。”  [2]

也就是说，把哥伦布与美国所谓的立国精神绑在一起，“追忆发现者”，本身是件很拧巴的事情。当年国王学院的校董抛弃了国王，选择了“哥伦比亚”，只是用一种经不起历史推敲的神话，替代了另一种已经破产的政治神话。

在中文世界，哥伦布最早被耶稣会士艾儒略（Giulio Aleni）引介，他的名字被翻译成“阁龙”。在《职方外纪》的“亚墨利加”卷，艾儒略说西土之人开始仅知亚、非、欧三大洲，“至百年前，西国有一大臣名阁龙者，素深于格物穷理之学，又生平讲习行海之法，居常自念天主化生天地，本为人生据所。传闻海多于地，天主爱人之意，恐不其然。毕竟三州之外，海中尚应有地，又虑海外有国，声教不通，沉于恶俗，更当远出寻求，广行化诲。于是天主默启其衷。” [3]

《职方外纪》成书于明朝天启三年（1623年），是艾儒略根据前任耶稣会士的底本增补编译而成。它继利玛窦之后，再度引介欧洲地理学入华，倡导地球由“五大洲”构成的观念，并配有当时欧洲流行的世界地图。而面对中国读者，耶稣会士们把哥伦布说成是伟大的科学家和先知，并且把他远航动机，说成是自我感动的传教热忱，还得到了天主的启示。我们只能结合当时天主教在中国的处境，去理解他们神化“阁龙”的意图。

可以说，无论在美国还是中国，自新大陆被“发现”的五百年来，哥伦布就被编织进复杂交错的历史意义之网，不同时代的不同人群根据需求，不断创制、改编、发明着他们心目中的哥伦布。而对他的解释，多少都包含着对这五百年人类历程的解释。

对于人类的现代进程而言，“发现美洲”无疑具有极其重大的起点意义。哥伦布为了寻路亚洲而远航，其航行的意外结果，是彻底终结了中世纪地理认知，重新定义了世界。在这个过程中，亚洲也被重新定义了。《制造亚洲》以哥伦布为起点，就是想再次强调：我们对大地空间的感受和理解，是所谓现代性进程所塑造的。地图是这种塑造力量的视觉展现，地图教育我们应该怎样构想地理，也因此，地图中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我们需要将地图放回其产生的历史场景，去一点点分析其中的权力构造。

回到哥伦比亚大学的抗议风潮。对这次运动的意义，我们或许不能作窄化的理解。运动所指向的、发生于西亚一隅的冲突，其实是更长的时空范围内，现代性暴力机制运行的必然结果。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扩张到全球，今天它们三者的结合，在“哥伦布之地”达至顶峰。但归根到底，它同具体的民族、种族、宗教或者国家并不那么相关，但和我们理解历史、理解大地的根本方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想起多年前在美国地理学会图书馆，第一次看到“美洲出生证”（复制品）的情景。这幅巨大的“瓦尔德泽米勒世界地图”悬挂在墙面上，初见之人，无不为眼前壮阔的景象所着迷。这个世界看上去有些熟悉，但更多是充满了奇特的陌生感。一开始，和所有初涉地图研究的新手一样，我试图在图上寻找、辨认我所知道的地方。后来才逐渐明白，审视它的正确方法，不是用今天已经固化的读图模式，去搜寻“客观真实”的佐证，而是要暂时搁置它作为静态地理图像的属性，把它看作是展开于二维平面的、流动的时间。只有了解了画面上那熟悉感和陌生感的来源，并以此理解产生其非凡特性的历史脉络，我们才能超出文献的信息层面，而探寻信息背后的故事，体会故事背后的权力运行。

《制造亚洲》就是以新认知方式，理解现代情境的尝试。

2024年5月1日·国际劳动节

[1] George H. Moore. The Origin and Early History of Columbia College, New York：Printed for the author, 1890. p.13.

[2] Thomas J. Schlereth, “Columbia, Columbus, and Columbianism,”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Vol. 79, No. 3, 1992, pp. 937-968.

[3]  艾儒略：《职方外纪》，文物出版社，2022年，1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