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还记得《最强大脑》的主持人蒋昌建吗？

除了知名主持人这个身份，他还是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耶鲁大学政治学系博士后。但就是这样一位跨学术、传媒两界的学霸，却在一档访谈节目中坦诚表示，自己曾患上过非常严重的焦虑症。为此，他曾请了一个学期的假去住院和治疗。

的确，蒋昌建自述的种种表现，都是焦虑症的特征：

严重到一定程度时，不能和家人在一个餐桌上吃饭，要自己躲在一个房间里吃，还要把所有窗帘都拉起来；

出差去机场了，心里却只想马上回家，虽然逼着自己过了安检，心跳却非常快，机舱关门的一瞬间更是想夺门而逃……

蒋昌建的心理医生曾问他两个问题：“你小时候成绩是不是还可以？你爸妈是不是不太管你？”在都得到肯定的回答后，医生表示，这些因素可能是焦虑症的重要源头。从小就对自己要求太高、有强烈的好胜心的人，到中年的时候，如果加上其他因素，很多人会出现焦虑的状况。

不少人以为，像他一样人生精彩的人，是不会焦虑的。但有的人之所以优秀，是害怕有一天不再优秀，于是一辈子都在鞭笞着自己前进。

生活中也不乏一些进入名校、大厂的高知人群，最后被确诊为中重度焦虑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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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强调的是，焦虑并不是完全不好的，适度的焦虑（anxiety）是每个人正常的防御性情绪、激励我们积极行动，达到更好的结果。

但病理性焦虑或焦虑症状（pathological anxiety），则会带来负面影响——比如常常对极小的事忧心忡忡、没有充分现实依据却感觉要大难临头，而且这种紧张不安是持续的，即使客观上的问题解决了也不能改善。

如果问焦虑症患者“你在担心什么”，他们往往自己也说不清楚。这有点像近年网络上流行的一个词——“精神内耗”。一般人说出来或许是自嘲，对于焦虑症患者却是真实的折磨。
而且，焦虑症不只是精神上的担心焦虑，往往还伴有躯体上的症状，如入睡困难、易疲劳、肌肉紧张、甚至出现胸闷气促等。

如果以上一系列症状持续6个月以上，可能就是焦虑障碍（anxiety disorder），也叫焦虑症。常见的焦虑障碍类型是广泛性焦虑障碍（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GAD），此外还有恐怖性焦虑障碍（社交焦虑障碍/社交恐惧症、广场恐惧症和特定的恐惧症等）、它们往往和惊恐障碍（又称急性焦虑障碍）同时发生。

惊恐障碍的特点是存在特征性的惊恐发作（突发而强烈的紧张焦虑体验），比如蒋昌建在机场的经历。患者们是这样描述的：“上一秒还好好的，下一秒就突然想哭，四肢抖动，呼吸急促”“脸都憋红了，有强烈的濒死感”“害怕一个人待着，怕犯病没有人救自己”……
不少患者第一次发作时会先挂急诊，但做了各种身体检查都没问题，去了心理精神科才找到原因。

中国成年人焦虑症患病率已超过抑郁症，成为第一大精神障碍

2019年发布在《柳叶刀-精神病学》（Lancet Psychiatry）的中国精神卫生调查研究显示，中国各类主要精神障碍中，焦虑障碍患病率最高，甚至超过了抑郁症。中国成年人中，任何一种焦虑障碍的终生患病率为7.6%，每年（12个月）患病率为4.98%。据此推算，每年焦虑症患者大概在4000万人左右。

多项研究发现，广泛性焦虑障碍的女性患者是男性的2倍， 45-55岁年龄组患病比例最高。在明确诊断前已有10年焦虑症症状的患者不在少数。

2019年，一项发布在《英国医学杂志》（BMJ）子刊BMJ Open的研究针对中国上海城市人群进行调查后发现，在5000多名30-70岁的参与者中，有9.84%的人患有焦虑症。其中，女性、睡眠不足和睡眠质量差（平均每天睡眠<6小时，睡眠时和醒来时有窒息感）与较高的焦虑症患病率显著相关，过去一年的家庭疾病负担也与焦虑症有关。

高校年轻人中，焦虑似乎已成“常态”

2021年，一项发布在《人文与社会科学通讯》（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 Communications）的研究通过对超过4000名参与者的调查发现，和英国其他受过高等教育、已经工作的职场人士相比，英国的博士生更有可能出现抑郁或焦虑的症状。

结果显示，大多数博士都认为，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出现心理健康问题是“常态”，而且他们的大多数同龄人都有过这类经历。超过1/3的博士生曾因心理健康状况不佳考虑过结束或中断学业；超过14%的博士生由于心理健康问题正式中断了学业。

74%的博士生和62%的职场人士都表示自己存在一定程度的焦虑症状，但有18％的博士生表现出严重焦虑症的迹象，这一比例是职场人士的两倍（9％），更是远高于一般人群的患病率。

在《自然》（Nature）杂志2022年的博士与硕士研究生调查中，1/3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曾在攻读学位期间因焦虑或抑郁情绪接受过心理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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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会得焦虑症？

在焦虑症发病机制方面，目前能找到的生物标志物还很少。一些神经生物学病因研究发现，大脑的相关神经解剖区（脑干）及其功能高警觉性在焦虑中扮演重要角色；而关于神经递质的研究发现，γ-氨基丁酸（GABA）能、去甲肾上腺素（NE）、 5- 羟色胺（5-HT）等神经递质和促肾上腺皮质激素释放激素通路与焦虑直接相关。

目前研究的主流观点是，遗传脆弱性和社会心理因素（童年逆境或压力事件）的相互作用会增加患焦虑症的风险。

首先，焦虑症具有一定的生物遗传基础——亲属中有人患过焦虑症或有其他精神障碍病史，是焦虑症的危险因素。

一项荟萃分析纳入了25项研究（7285人），发现：与父母没有焦虑症的人相比，如果父母患有焦虑症，那么自己患焦虑症和抑郁障碍的可能性明显更高。

还有研究显示，焦虑、抑郁和神经质人群之间存在高度遗传相关性，这表明焦虑症和抑郁症存在共同的遗传风险。

什么是“神经质人群”呢？就是生来就容易紧张、比较敏感的人，这叫做生理易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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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理易感的基础上，如果早期经历了较多的负面创伤事件，比如幼儿时期抚养者没能及时给予积极的关心和照顾，就更容易缺乏安全感，还会形成认知偏差。

这类易感人群本身更容易捕捉到负面刺激，再加上近期经历了压力大和消极的生活或环境、事件后，就会激发出一些躯体症状。如果没能有效应对和解决这种担忧的状态和躯体症状，患者又会产生更多的负面情绪和生理反应。

也就是说，他们“担忧自己的担忧”，在一个怪圈里不断打转。

此外，以下因素可能导致焦虑症状出现或加重：

一些身体健康状况，如甲状腺问题或心律失常；
咖啡因或其他精神活性物质/药物。

近10年来，智能手机的使用越来越广泛，但似乎增加了大家的焦虑感。尤其是一些需要等待的间隙（比如等电梯、排队）时候，我们总会忍不住玩手机，但玩得越多却感觉越烦躁。那么，智能手机的使用会是焦虑症的危险因素之一吗？

2018年，一篇发表在《压力与健康》（Stress and Health）的荟萃分析综述回顾了39项研究后发现，智能手机的使用与压力和焦虑之间存在小到中度的关联。不过，纳入的所有研究都是横断面的，还无法明确两者的因果关系——也就是说，到底是沉迷手机导致压力大和焦虑，还是压力和焦虑水平升高了才导致沉迷手机、习惯性看手机，还没有定论。

焦虑症不治疗，后果有多严重？

最后想跟大家强调的是，有一些焦虑症状，并不代表就是焦虑症。而如果怀疑自己患上了焦虑症，也不要讳疾忌医，要及时接受治疗。

有调查发现，超过一半的焦虑症患者从未接受过任何治疗。未经治疗的焦虑症可能发展为抑郁症，还与高血压、心血管疾病和其他疾病风险升高、疼痛加重有关。在一些严重的情况下，焦虑症还可能导致死亡。一项发布在《国际老年精神病学杂志》（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Geriatric Psychiatry）的队列研究发现，和一般老年人相比，有焦虑症的老年人死亡率增加了约 25%。

此外，得了焦虑症不治疗还有另一个风险——患者容易采取一些不健康的方式“把焦虑症状压下去”，比如抽烟、喝酒、暴饮暴食、过度使用阿片类药物等止痛药，甚至吸食毒品，失眠的人长期不规范地使用安眠药等等。比如苯二氮卓类药物或唑吡坦等安眠药，更适合短时间内使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身体逐渐耐受以后，效果就变弱了，还容易形成药物依赖。对于老年人，使用不当还会增加跌倒、谵妄和意识混乱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