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前在广东，赵紫阳与我父亲陶铸共事15年，他那时年轻潇洒，我管他叫紫阳叔叔。

那时他虽是中国最年轻的省委书记，但工作经验却很丰富，有一套自己的见地。他工作作风扎实，注重调查研究，每年大部分时间都在基层跑。

父亲每当谈起他和王任重时，那种欣赏之情毫无掩饰地溢于脸上。

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父亲还认为是自己连累了紫阳叔叔，还在为“我虽不曾杀伯仁，伯仁却为我而死”而痛心不已。

我也当面听过紫阳在广东时期的老同事杜瑞芝说过“赵紫阳绝顶聪明，我们当中没有哪个能超过他”。

虽然父亲与紫阳是工作上的好搭档，但“君子之交淡如水”，作为私人关系，两家鲜有来往。

倒是他来北京后，由于我家就住在中南海边上，子女间走动多了才成了朋友，我也时常去海里看望他。但自从到六局后，我再跨进他的门槛就“别有用心”了。

1987年夏，我进部里刚3个月，就去探望了他。

当时我刚于6月份参加了由企业家杂志社、新观察杂志社和世界经济导报社召开的“深化改革座谈会”，会上提出深化改革要从理论突破入手，并第一次碰触了“所有制改革”这一禁区。

时任总理的赵紫阳竟也关注了这次会议，并认为深化改革座谈会上所提出的那些观点没有什么问题。

我还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事踏过总书记的门槛。

我调到党外知识分子处后不久，便到北京人艺搞调研，见到了我仰慕已久的大艺术家于是之、蓝天野、林连昆、顾威……

让我惊讶的是，他们比普通人更普通，简直就像胡同里的大爷大叔。

实际上他们也确实清贫，但他们最强烈的诉求却是解决职称问题，这关系到社会对他们的认可。

有一次去看紫阳叔叔，我反映了国宝艺术家们的状况，还开玩笑地说：
“人家人艺对你有意见啦！说你老不去看他们的戏，当年周总理、陈老总等中央领导经常去看他们的戏。”

“我很喜欢看人艺的戏，”赵说：“我喜欢话剧。但现在不比五六十年代，看一次戏麻烦事很多，你拿些录像来看看。”

于是我向人艺要了5盒录像带，有《小井胡同》《红白喜事》《左邻右舍》《吉庆有余》《遛早的人们》，后来又送过《狗儿爷涅槃》。

紫阳叔叔还真看了这些录像，他说他比较喜欢《小井胡同》，而“狗儿爷”太惨了些。

后来北京市文联书记告诉我，文化部、中央职称办和市职称办均下到人艺了解情况，给出的意见是不受框框约束、实事求是地评，并且人艺的高级职称名额不得低于文化部直属的艺术团体。

左起：李讷、林立衡、聂力、陶斯亮

党的十三大后不久，我去看他，也不知天高地厚，张口就说：
“紫阳叔叔，我认为你还是适合当总理，不适合当总书记。”

他饶有兴趣地问我持这样看法的人多不多。

我说：
“至少我妈妈是这么认为的，她说你擅长经济，懂基层，有实际工作经验，更适合当总理。”

紫阳轻轻叹口气：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我婉拒了几次，可是不行啊！”

他还问我：群众是否认为我们这个党很腐败了？

我说知识分子中很大一部分人这么认为。

他又问：
“群众究竟希望体制改革改成什么样子？”

这个问题我没回答清楚，因为那时谁也想象不出彼岸是什么样。

他又问我：阎明复对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什么态度？

我知道这个问题敏感，于是含糊地说“他很慎重，比较稳”。

阎明复

1988年下半年，社会上和知识分子当中，流传着针对赵的很多谣言，主要是说赵的孩子搞“官倒”，还说赵的总书记位子也将不保。

船到深海却要临阵换船长，我预感到情况不妙。

10月的一天，我与我先生理由去看望紫阳叔叔，向他反映了社会上对他的儿子们的流言。

他说：

“本来我还有点儿信，责令他们不得参与任何与商品沾边的活动，但你今天说起大军，我反而放心了。”

大军是赵的5个子女中最老实的，事后了解所谓大军犯事也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我趁机说起了知识分子与党的关系紧张、脑体倒挂现象、知识分子政策失误，以及知识分子本身敏感而又脆弱的特征。

“当前改善与知识分子的关系从抓教育入手最为有效。”我说。

但他感兴趣的是这次的“反自由化”很温和，大多数人都没受到伤害，知识分子为什么还会反应这样大？

理由说开除刘宾雁等人的党籍对知识分子冲击很大，他极力为刘宾雁做了辩护。

我也说文人往往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毛病，别太在意他们说什么，否则自寻烦恼。

赵说：

“你们还要考虑党内及一些做实际工作的同志的承受力，不处理这些人，另一方面的人就会认为党太软弱无能。但现在无论如何有一点是好的，人们敢于讲话了。”

右起：理由 陶斯亮和作曲家王立平、杨小凤夫妇

又聊到经济问题，这是赵最擅长的，他说：

资本主义国家到现在也没有摆脱周期性衰退，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摆脱经济过热不断调整这条规律。

我国5年一调整，1958年大跃进，1963年调整；1966年文化大革命，我当总理后，1981年调整；1983年很好，但1984年又调整；1987年又面临过热，但感到形势还不错，因此计划内的不做改动，主要压缩计划外的这一块。

现在看，计划内的基本控制住了，但计划外的，整个社会的基建规模和消费膨胀。

今年年初，想索性把价格放开，现在看，欠妥。调整和价格改革是两回事，可现在撞到一起了。

外国人问我是哪一派，我说我不是学者固守自己的学派，我是领导人，就得博采众家之长，今天用这个派，明天取那个派。现在各种物资大战，哄抬物价，国家一统起来就好了。

赵有时也主动通过小儿子五军叫我去中南海，直截了当地问些问题，如中小学教师对增加10%工资有何反映？知识分子对允许自谋出路政策有何反映？

我也直率地回答：反映是这些措施解决不了什么问题！

他让我如实回答严家其究竟有什么言论时，我为严君做了辩护，我说：
“我了解严家其，他人非常单纯，书生气，他只是对改革有些担心。他认为真正行之有效的措施应该是简单的，而现在有些理论搞得太复杂了，连他都看不懂了。”

赵听后说：
这些人其实也没什么，让外面舆论给弄严重了。至于后来的变化，我掐算不出来两年后的事。

2005年1月的一天，我最后一次去看紫阳叔叔。

见他明显消瘦，特别是两只手近乎干枯。

他挂着氧气，坐着说话似还有底气，头脑也极清楚，只是离不了氧气，也不能站立活动，一站起来血氧饱和度就会从90%掉到80%。

至于家，清贫至极。房廊门窗已是油漆斑驳，室内没一件鲜亮的摆设，仍用着公家配置的家具，早已陈旧不堪。

在伸手可及的饮水机龙头上，系一根绳到门把手，那是紫阳叔叔为小狗进出设置的。他的忠实伙伴，小狗“拉肯”已死，现在是一条西施犬在守护他。

梁阿姨在另一间房独坐。她的双眼已失明，什么都不能看，天天孤零零地坐着，消磨着时光。

看到这个破败不堪的家真让人沉重，鼻子发酸。

要告别了，万没想到紫阳叔叔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竟然是：

“你批评我对知识分子不够关心，不如耀邦关心，我都记着哪！”

曾经的总书记，位高权重，一生波澜壮阔，在我们都知道已是最后的见面时，却说出这样一句略带孩子气的话，让我特别的震动，这才是人性啊！越是接近生命的终点，人性越是浓烈到极致，而极致就是回归本真。

阎明复是个很有个人风格的统战部部长，这个被我母亲认为是最“天真”的人，对谁都以诚相待，以情感人，即使是严厉地指出民主党派的某些不妥做法时，也都带着真挚的感情色彩，所以深受民主党派和海外朋友的信赖和尊敬。

但在统战部内部看法就不一致，有人在对党的统战方针和策略这样的问题上不认同他，甚至反对他。

我认为这只是认识上的问题。

有几位这样的部领导让我非常敬佩，因为他们为人正派，办事公道。

分管干部人事工作的副部长武连元就是这样的人，他曾长期从事核工业工作，有着工科生特有的严谨、理性和务实，他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会尽全力去保护你的政治生命。

1991年初的一天，武部长叫我去他办公室，对我说：

“部领导开会，有些人认为你没解决好‘谁统谁’的问题，不适合再留在统战部工作，你要做好思想准备。”

我回答说：

“谢谢武部长一直以来对我的信任，我选择主动离开。”

就这样，1991年春节后，我一个猛子就扎进了中国社会的汪洋大海中，游弋于中国最有权势的人群——中国市长，以及中国最弱势群体——贫困残疾人之间。

这给了我一个多角度看中国的机会。

《中国慈善家》杂志将我与彭丽媛、王健林、马云、徐永光、马蔚然等10人，评为“2014年中国社会推动者”。

实在惭愧至极！我何德何能，竟能与这些光彩熠熠的名字排列在一起？
我女儿说：

“人家都用真金白银去推动社会，就你没钱！”

我想这是对我20多年从事公益事业所付出的心血的认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