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想澄清和改正报道里经常看到的两点,以免误解:
(一)南方科技大学校长的遴选:评选委员会开过一次会,讨论了猎头公司筛选后提供的短名单,并没有看到过报道所说的“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一位院长和国内几所著名大学的校长”,也没有“经过几轮筛选和投票”。
(二)香港科技大学的开办经费:建造校园的经费来自政府,包括赛马会给政府的捐助,开支总额接近33亿港元。此外教研设备及一切设施,上至安全装置、下至杯盆碗筷,总共请求了13亿余港元,而政府所给的一次性拨款约是半数。开办经费总数乃约40亿港元,与报道所说的“当初香港政府拿出500亿港币建立基金会”,数字上差了十几倍。政府也从来没有为大学建立过基金会。
左起:玫公勒,陈钧铭教授、吴家玮教授、姜镇英教授
(吴家玮教授在30年前推荐姜镇英来美念研究生)
朱清时的“突围”(原文)
文/马军
2011年01月10日,星期一
10个月与10年,对朱清时来说是两段完全不同的体验。前者是他担任正在筹备中的南方科技大学校长的时间,心力交瘁的感觉时时相伴——他要从无到有、一步到位地创办一所亚洲一流大学;后者是他担任中国科技大学校长的时间,在那所中国一流大学里面,孤独无奈的体验也从未间断。
“亚洲一流大学”
去年教师节那天,朱清时从深圳市代市长王荣手中接过聘书,出任正在筹建的南方科技大学校长。
南科大是富裕起来的深圳市渴望“仰望星空”的产物。经过30年的经济发展与积淀,深圳市希望给全国留下的印象不仅是经济特区,还能有与特区经济相匹配的文化结晶——一所在南中国首屈一指,甚至与北大、清华比肩的大学。
与以往高校校长由组织人事等上级机关直接任命的方式不同,朱清时是深圳市政府委托国际猎头公司从全球遴选的大学校长,这在国内没有先例。遴选之初,进入第一批候选名单的有200余人,外籍人士占据相当大的比例,其中包括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一位院长和国内几所著名大学的校长、副校长。经过评选委员会几轮筛选和投票,朱清时最终胜出。
今年2月,深圳市耗资1.76亿收回位于深圳大学城的南开深圳金融工程学院,供南科大作为启动校区使用。深圳市还另外拨给南科大一片土地用作永久校区的建设,从沙盘看,依山而建的校园规模甚是宏大。
南下履新
从中科大卸任时,朱清时对自己的退休生活有诸多规划,比如文物考古研究,比如书法创作,唯独没有重新出任校长这一项。被拒后,时任深圳市委常委、组织部长的王穗明亲自到合肥邀请朱清时,同行的还有几位知名的大学前校长和老院士。
美国加州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前校长吴家玮的一句话打动了朱清时。吴家玮说:我们这一代人,对中国高校改革一直怀着一个梦想,南科大是一个极为难得的机会,能够突破现在所有的条条框框。
朱清时动心了。任职中科大校长10年间,他对破除高校陈弊一直有许多构想,但始终没有机会推行,譬如高校“去行政化”。中科大的不少教师、研究人员争相竞聘后勤、人事等行政职务,因为在现行体制下,教授没有行政职务,就几乎没有公共资源可以利用。教授官员化,官员教授化,高校就是另外一个官场。
几年前,地方政府官员想建高教园区,多次找到朱清时,答应给中科大批最好的地。但朱清时认为,中科大是培养拔尖人才的,不必把规模搞那么大。去那么远的地方建新校区,老师每天在路上跑,哪里还有精力搞科研?后来网上出现一篇帖子《朱清时校长的战略错误》,认为朱清时不趁机占地圈钱,一旦国家为其他高校的巨额债务埋单,中科大就错过了一次大好机会。
压力还来自教育部的扩招要求。第一年,中科大响应号召,扩招了300人。但朱清时很快就发现,食堂、教室、图书馆立刻吃紧,老师不够用,作业和卷子改不过来,教育质量明显下降。朱清时决定停止扩招。做出这个决定不容易——国家按学生人头数拨经费,再加上学费,每扩招一名学生,学校就能多收入1.5万元,扩招1000人就等于多收1500万元。朱清时同样顶着压力坚持了下来,从2001年起中科大每年只招1860名学生,一直保持到现在。
但不能做的事情却更多,比如他一直想做的让教授的待遇远远高于行政人员。
如今,南科大为他提供了机会。朱清时开始动摇:在深圳白手起家,没有那么多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有可能打造一个理想国。加上深圳方面再三表现出来的诚意,朱清时考虑再三后,告别了退休生活,怀着满腔期望南下。
什么是“自主权”
但是南下后发生的种种事情,还是出乎他预想之外。
朱清时履新后,需要一台电脑办公。但他被告知,由于买电脑需要向深圳市政府有关部门报批,两个月后才能买回,他只好从其他地方先借一台回来。
今年3月,为迎接教育部的评审,朱清时需要先建一个教学实验室。不料计划报上去后被市有关部门否决。理由是,这一阶段要采购的所有东西应该汇总起来报批,不能一个项目报一次。按政府部门规章制度,南科大所有物品的购买,哪怕是一叠打印纸的采购都要走市财政拨款,每笔花费都要先报预算,10万元以上还必须招标。餐厅买餐具要提前报批,房顶漏水维修要先同市有关部门打交道……种种琐事让朱清时不胜其扰。
来深圳之前,朱清时心里盘算的全都是如何办学、如何制定章程、如何找到优秀人才。眼下的遭遇在他料想之外,但他又觉得很自然,“因为行政话语体制充斥整个社会,根深蒂固。”
“没有红头文件支持,我们寸步难行,只能找领导争取一个接一个的红头文件。”朱清时说,他感觉自己就像是在现有的行政化体制下撕开一个一个裂口,“全撕开之后我想中国教育就有希望了,多样性就会出来。”
南科大的团队组建被朱清时视为这所大学能否成功的关键。朱清时雄心勃勃,打算五年内面向全球招聘30位领军教授,待遇不低于香港科大,再以这些教授为号召,招全中国最好的学生。实际上,在香港科技大学的帮助下,南科大已与国外十多名一流学者达成意向,仅香港科大就有三个系主任级教授确定要来加盟。只是,即便确定了的人员暂时也来不了,因为没有住处。朱清时必须给市政府打报告,经批准后,他才能向对方作出包括住房、薪酬在内的承诺。作为校长,他被赋予的权限真正在哪里,至今仍没有界定。
当初香港政府拿出500亿港币建立基金会,请吴家玮来创校。香港科大在短短20年内崛起,成为与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并驾齐驱的亚洲一流高校。朱清时说:“我们与港科大的最大区别是,当时香港政府拿出500亿放在那里,而我们现在所有的钱都要一笔笔打报告申请,经政府各部门的审核批准后才划拨。”
眼下朱清时正在申请一笔数以千万元的机动经费来维持运转。尽管深圳市曾经承诺“最大限度的办学自主权”,但很多人并不清楚什么是大学办学的自主权。
一心要在南科大推行“去行政化”的朱清时,不得不打起精神,先跟行政权力打交道。他对南科大的设想再美好,最终还是要落在深圳这块土地上,与行政化主导的整个社会对接。
教育需要“特区”
从酝酿之初,南科大其实就与教育部现有规章格格不入。
按规定,大学必须先从大专办起,在办学年限、学生人数、图书馆藏书、教师数量、专业系科等方面都达标后,才能依次升格为本科学院、大学、研究型大学。而如今,南科大却要一步到位办成一所研究型大学。此外,南科大“去行政化”的措施之一,是采取一种法人治理的结构制度,这也完全打破了教育部对大学的现行规定。“中国不少大学为何如此死气沉沉,没有活动空间,千校一面?都与这些制度有关。”朱清时感慨良多。
今年1月,温家宝总理在谈到大学教育时说:“一所好的大学,在于有自己独特的灵魂,这就是独立的思考、自由的表达。千人一面、千篇一律,不可能出世界一流大学。大学必须有办学自主权。”形势对南科大可谓柳暗花明。在南科大最终被批准成为高校教育改革试点后,朱清时逐步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办学方案。
通过对世界一流大学的考察,朱清时决定在南科大取消学院和系,这在国内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尝试。“院系对交叉学科有不利影响,取消院系是一种新的有活力的大学模式,我们可能会成为全世界做到这一步的少数例子之一。”取而代之的是几十个研究所及实验室,由学校直接管理。鼓励教师们依照自己的兴趣从事高风险、高回报的前沿研究,同时接纳本科生在研究所上课和实习。
朱清时打算重划整个学校的行政机构,使其尽可能小,尽可能不重叠。学校仍然会有各种办公室,比如教学器材办公室、人事办公室等,但这些办公室不是权力机构,而是服务机构。这就把行政对学术的阻力降到了最低,有利于学术自由的发展。在朱清时的构想中,学生入学之后不分专业,而是按宿舍来分班,与辅导员、导师住在一起,用一种“书院”制度来培养学生。他还希望按照自己的办学理念来建造校园:厚重、实用、节能、环保……
回顾10个月来的工作,朱清时说自己的工作只有一个主题,那就是与教育部及深圳市等政府部门的磨合。政府在筹建、管理南科大时的体系仍然是传统的行政化体系,用旧的规章制度来管理这样一个改革创新的试点,这是出现所有冲突的核心所在。朱清时想让政府理解,他需要的,是如同当年深圳经济特区那样的“教育特区”政策。
这个大型实验,对朱清时来说是挣破束缚,撕开裂口;对政府来说,是学习怎样通过更合理、更法治的方法来管理学校。怎么立法,怎么合作,每一步都在试验。
“我要是陷到这个漩涡里面跳不出来,就会很痛苦。”朱清时说:“但当我以一种跳出来的心态,站在旁边看整个过程,就像看一场正在进行的复杂实验,我会发现很多过去不知道的事情,找到一些深层次的规律。这些收获让我体会到一种巨大的乐趣。”
朱清时说自己在南科大只有可能只任一届校长,他的职责是在这5年内创立各项制度,让这所大学良性运转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