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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中美人工智能发展,发动机与刹车、矛与盾,缺一不可
来源:元界 | 2024/9/27 20:25:52 | 浏览:16 | 评论:0

为什么梅宏院士说AI泡沫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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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工智能加核武器威慑下的合并秩序,是不是中美两个国家所想要的?美国对中国的政策是遏制跟围堵。美国用这种政策,通过长达半个世纪的努力,拖垮了苏联,今天美国还想用同样的方法来拖垮中国。


这样一个秩序,肯定不是中国想要的,中国绝对不能接受。中国如何能够和美国避免冲突的同时实现合作呢?简单地说,中国必须具有足够的现实主义,是否避免冲突或者实现合作,不仅仅取决于主观意志,还取决于实际能力。


2024年9月21日至22日,以“人工智能与未来世界”为主题的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简称“IPP”)第十一届国际会议在广州南沙召开。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理事长、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郑永年,在演讲中如此表示。


他认为,每一个历史阶段占据主导地位的经济形态,决定了国际秩序的形态。毫无疑问,新的国际秩序必然会来临,其基础就是基于人工智能之上的新的经济形态。


就中美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差异,他认为,美国侧重的是商用,中国侧重的是监管。如果用汽车来做比喻的话,美国注重生产发动机,中国注重生产刹车。如果用矛和盾的概念,来引出两国的差异,美国生产的注重矛,中国注重生产盾。


他认为,美国人工智能技术,包括芯片、算力、算法等领域都领先世界,但美国的监管非常成问题,这导致越来越多的问题。基于人工智能的社交媒体,使得民粹主义泛滥,冲击到包括民主制度在内的所有信任制度体系。


就中国来说,人工智能更侧重于跟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相关的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目标呢是监管。中国在人脸识别、可视化监控、无人港口、个人信息系统等领域的人工智能,走在世界前列。

他说,一辆优质的汽车,必须既有好的发动机,也必须有好的刹车。两者缺于发动机,也必须有好的刹车,两者缺一不可。中美两国的人工智能发展其实非常互补。中国需要学习美国在人工智能技术领域的赶超,美国可以借鉴中国的监管技术和模式。

在回答提问环节,郑永年表示,如果用中国的哲学来说,美国建立的秩序有点像中国道家的提倡的秩序,俄罗斯就像中国说的法家秩序,要抹杀整个自发的秩序,一定要把人为的一个秩序加上去。中国稍微好一点,但至少也是真法家。

另外,在演讲中他提及最近大火的游戏《黑神话:悟空》,同时提醒大家不要忘记,游戏不仅仅是游戏,游戏也是通往另外技术和产业的重要路径,先进的芯片产业就是由游戏卡发展而来。没有游戏卡,我们很难想象,今天人们所看到的芯片产业。

以下为郑永年讲话的精要整理:

郑永年:中美人工智能发展,发动机与刹车、矛与盾,缺一不可



马克思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也就是说有什么样的经济形态,就会有什么样的政治秩序。国际社会国际层面也是这样。每一个历史阶段占据主导地位的经济形态,决定了国际秩序的形态。


进入工业化时代呢,尽管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内涵和外延在不断的被定义,但人工智能注定要成为支撑工业革命的核心。毫无疑问,新的国际秩序必然会来临,其基础就是基于人工智能之上的新的经济形态。


不难理解今天世界各个国家之间的竞争核心就是人工智能。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中美两国的关系是今天世界秩序的两根支柱,一根也不能少。没有美国就没有这个世界秩序,同时没有中国的参与,也很难建立起一个世界秩序。


尽管俄乌战争和伊巴冲突已然进行,但还没有引发人们所担心的世界大战。背后一个主要的原因是中美两个国家没有发生直接的冲突。美国一些人和其西方盟友朋友认为中国在这俄罗斯这一边。我的看法不一样,如果中国选边站,这个世界可能已经不是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世界,早就可能是发生世界大战了。


乌克兰侵略俄罗斯本土的事实,让我们之前拥核国家不会遭遇侵略的理论和假设,已经没用了。核威慑下的常规战争已经成为国家形势的常态。核武器就是一个武器放在那威慑其他国家而已,人工智能远远较核武器复杂。


对于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国际社会已经设立了一套监管机制,但是,人工智能已经构成了人类生活的环境,无处不在。人们所见所听所感所思的东西,几乎所有没有不受人工智能的影响,但人工智能没有国际监管。


人工智能的出现正在加速促进人类向牧羊社会转换。牧羊社会有三部分组成:第一是牧羊人,第二是牧羊犬,第三是羊。今天就人工智能的发展水平来说,它已经有能力扮演,或者已经在扮演着牧羊犬的角色。


马斯克已经控制地球轨道卫星的约三分之二,它是一家私人公司,他不是政府,不具有政府所具有的共同性。如果他是好人没问题,他如果是坏蛋呢?会发生什么,对吧?大家要思考的问题。


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大家要思考:人工智能能否最终超越牧羊犬的角色而成为牧羊人,或者说牧羊人最终反而被牧羊犬所主宰?我想这个问题是可以提出来的。


尽管人工智能已经显现出巨大的影响力,但人工智能已然处于早期的发展阶段,人类并不知道人工智能是如何运作的。假设我们知道AlphaGo打败了人类,也不知道AlphaGo是怎么学习的、他是如何打败人类的,人类或许永远没有办法知道知道那些不知道的东西,或许哪一天人工智能成为我们的人造上帝了。这就存在一个监管和机制问题。就其本质而言,到今天为止,我们对人工智能还没有有效的监管机制。


尽管学术界或者政策研究界,甚至企业界本身都在呼吁,要对人工智能进行监管,但这种呼吁并没有表现在行动上。美国的业界一直在呼吁,包括马斯克等仁兄,要对人工智能进行监管,但是到现在监管还没有。


到今年,各个国家对人工智能主要有两种态度。第一,不监管,有意识的不监管,不知道如何监管;第二不发展,出于恐惧而不发展。不过,严格来说,不发展的监管并不是监管。一个国家之内的监管问题都没有解决,更不用说是国际层面的监管机制了!


主要国家都想在人工智能领域占据优势,中美之间的人工智能关系表现为竞争而没有合作。尽管中美两国就人工智能的监管也达成一些共识,但迄今还没有具体的行动方案。双方之间的对策,还都是防御性的。资深外交家基辛格先生很是敏感,他提到了人工智能加核武器的问题。尽管还没有国家承认人工智能与核武器结合起来的技术可行性,大家都心知肚明。我想美国在做,可能中国也在思考,对吧?


如果这样,对中美两国又提出一个更具挑战性的问题。一个人工智能加核武器威慑下的合并秩序,是不是中美两个国家所想要的?从目前的情况看,这种秩序对美国冷战反过来说,不仅是可以接受的,而且是极所追求的。


美国已经把中国鉴定为唯一一个有意识和能力且在全球范围内与美国竞争的国家。美国对中国的政策是遏制跟围堵。美国在亚太地区已经勾结了至少六个小多边,就是想达到这个目的。美国用这种政策,通过长达半个世纪的努力,拖垮了苏联,今天美国还想用同样的方法来拖垮中国。


这样一个秩序,肯定不是中国想要的,中国绝对不能接受的。不难发现美苏之间的谈判主题,从一开始源于双方核武器的互相对峙。而中国跟美国之间人工智能的谈判的最低限度,就是为避免这种局面的产生,而在更高层次上追求中美两个国家在这个领域的合作。


中国如何能够和美国避免冲突的同时实现合作呢?简单地说,中国必须具有足够的现实主义,是否避免冲突或者实现合作,不仅仅取决于主观意志,还取决于实际能力。美苏之间之所以能够实现核武器相互对峙,是因为双方都拥有了视对方为死敌的能力。人工智能时代的道理还是一样的。需要双方在人工智能领域坐下来认真谈判,就意味着双方拥有旗鼓相当的能力。其他人,在一方过强、另一方过弱的情况下,双方很难会认真地谈判,更不会促成合作。


中美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一直是国际学术界和政策研究界所关切的,尤其是中美两国的学术界和政策研究界。人们一般认为,人工智能的技术和产能集中在中美两国。尽管欧洲和其他国家也在人工智能的一些领域,产生一些技术和产能,但都没法无法与中美两个国家相比,这种情况也触动了其他国家非常关切。中美两个国家人工智能的发展状况,大量的文献存在,使得人们比较容易了解。


从国际政治的角度来说,我个人认为中美人工智能的竞争和合作,至少涉及到两个国家的人工智能的差异跟差距。一个是差距,竞争指的是两个国家在同一个赛道上的竞争。如果两个国家不在同一赛道上,那么就很难实现说是竞争。同时差异导向合作,通过合作,双方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从而各有所得。如果没有差异性,就是大家都生产同样的东西,那么就很难有合作的东西。


从经验来看,中美两国在人工智能领域既有差距也有差异。这使得两国既竞争也有合作的空间。先说差异,差异指的是中美两国在人工智能各个领域去做什么。一般认为美国侧重的是商用,中国侧重的是监管。如果用汽车来做比喻的话,美国注重生产发动机,中国注重生产刹车片。如果用矛和盾的概念,来引出两国的差异,美国生产的注重矛,中国注重生产盾,对吧?我觉得一辆优质的汽车,必须既有好的发动机,也必须有好的刹车。两者缺于发动机,也必须有好的刹车,两者缺一不可。


同样,如果要实现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与安全的均衡的发展,既需要矛也需要盾。美国人工智能技术,包括芯片、算力、算法等领域都领先世界。这种情况促使美国这种民生专业用途的人工智能发展,主要就是我们昨天讨论的深层次人工智能基础模型的建立,目标是商用。不过,美国的监管,我觉得非常成问题,这导致越来越多的问题。基于人工智能的社交媒体,使得民粹主义泛滥,冲击到包括民主制度在内的所有信任制度体系。


就中国来说,人工智能更侧重于跟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相关的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目标呢是监管。中国在人脸识别、可视化监控、无人港口、个人信息系统等领域的人工智能,走在世界前列。


也就是说,中美两国的人工智能发展其实是非常互补的。中国需要学习美国在人工智能技术领域的赶超,美国可以借鉴中国的监管技术和模式。但美国从意识形态出发,把中国的人工智能描述为监管权威主义。但我个人觉得,美国总有一些需要补上监管这一个短板,因为人工智能实际上已经冲击到美国宪政制度体系的方方面面。


今天如我们所见,中美两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只有竞争,缺少合作,缺乏具有实质性的合作,不是因为合作缺少技术或者经济基础,主要是因为两国之间的政治信任度的缺失。


那么这就涉及到第二个方面的问题,就是中美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竞争,当下的局面就是,美国想在人工智能的技术领域保持绝对的优势,防止中国的改超,而中国希望保持监管的优势的同时,在其技术领域赶超甚至超过美国。


我想中国的思路是正确的,如果不能在人工智能的技术面赶超美国,美国很难有动机和中国合作。中国如何在人工智能的技术上赶超美国,这里又涉及到中美两国的发展模式的选择问题。简单的说,美国是一个完全以发展为导向的模式,而中国是一个侧重于监管的模式。美国是一个以资本为主导的社会,在高科技领域奉行完全以发展为导向的模式。


尽管特朗普当总统以来,美国政界也一直在呼吁、讨论对高科技进行监管,高科技资本本身也在呼吁这么做,但直到今天,美国还没有出台任何有效的监管体系。就人工智能而言,美国现在还没有任何联邦层面的监管体系,只有几个总统行政命令。今天特朗普阵营甚至还在呼吁把这几个总统行政命令也取消掉,就是要跟中国竞争。


不能监管使得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较之中国具有更大的竞争力。这种局面也不难理解,美国的发展导向、模式是由很多因素决定的。


譬如,资本倾向于自下而上的执法秩序。资本并不喜欢在司法和政府对经济秩序的干预,也不喜欢对这个秩序进行任何道德和能力的判断。要这个秩序成长起来之后,再对这个秩序进行评估。在评估的基础之上,再进行监管体系的建设。


譬如,美国民主、共和两党的党争,导致政府的弱化,无能进行监管体系建设。美国监管体系的建设需要两党的共识和支持,而现在两党在内部事务上几乎没有任何共识。


但这并不是说中国忽视了开发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基础模型,应当指出的,中国的人工智能基础模型,经常被指依赖于美国的底层系统,并且中国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发展,表明是以监管为主。我们出台了一些政策、法律、条规,对吧?在人工智能领域,我们也不能不发现中国的科技论文和商用之间存在一个巨大的鸿沟。昨天王教授也提到,中国发表的科研论文数量赶超美国,但在商用领域,中国远远落后于美国。


清华大学薛教授最近提出国内有超过130个大模型。尽管数量上来讲也是不错,但实际上中国的大模型还存在不少问题,有不少大模型是用套壳、拼装的。造成这种情况的因素,我个人觉得政治监管是其中一个原因,软件问题是另一个方面。


最近的游戏《黑神话:悟空》火了,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这些年中国生产了大量的游戏,因为过度监管,这些游戏流浪到海外。也必须指出的是,游戏尤其对青少年的影响,必须得到重视,需要监管,任何国家都是这样,但也不要忘记,游戏不仅仅是游戏,游戏是通往另外技术和产业的重要路径,先进的芯片产业是由游戏卡发展而来。没有游戏卡,我们很难想象,今天人们所看到的芯片产业。监管过度,导致很多技术很难在中国落地。


现在已经有人担忧,中国和美国在芯片、算力、算法、数据数量与质量的差距是缩小了,还是在扩大。如果这个趋势不能改变,那么我们离第四次工业革命就会渐行渐远。尽管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内涵和外延的边界不断的变化,但是人工智能肯定是这次工业革命的核心。


面向未来,中国既要继续发展现在的监管体系,这个监管体系还是需要的,又要在商务领域赶超美国,这两个领域都有巨大的思考空间。


商务领域如何赶超美国?尽管有百模大战,但人们过度关注技术层面,也就是芯片、算力、算法,而忽视了数据端、技术端和数据端是互为关联、互为影响的,先进的技术可以发掘、收集更大量的数量、更高质量的数据,而这些数据可以促进算力较大的提高。在数据方面,中国要继续通过向国外的开放获取足够的数据,要通过内部数据库之间的探访来解决数据CP化的问题,从而提高数据的质量。


监管体系如何改进,这是一个世界思考的问题。人工智能领域的监管和安全考量,无疑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我们一直强调,要统筹发展与监管、发展与安全之间的关系。但在实际层面,统筹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件。一旦到了实际政策部门,发展与监管、发展与安全就变成了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关系,并且往往过度强调监管和安全而忽视了发展。


很显然,统筹发展与监管、发展与安全之间的关系,必须确定一个正确的观念,就是发展是硬道理,不发展是最大的不安全。发展中的监管,在事实上是真的安全。除了继续发展现有的监管体系之外,更重要的是发展。禁止不发展,不是监管。只能是监管有的东西,而不是无的东西。


像新加坡、越南那样的监管呢,我把它称之为全面开放有效监管模式。这些国家对互联网具有防范心理,但同时也想抓住高科技带来的发展机遇,所以这些国家在开放后的监管很严。比较而言,中国互联网出现一种局面:有限开放、无限监管,这样对我们非常不利。在人工智能领域,如果中国也发掘出了美国式的商业模式,同时又能做到有效监管,这才是真正的监管能力。


在人工智能领域,中美竞争实际白热化。人工智能发展迅速,不仅意味着能否引领第四次工业革命,更意味着能否在未来世界秩序中塑造一个领导地位。中国任务艰巨,但只要我们努力也能实现这个目标。(仅作思想交流之用,不代表本号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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