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的全球经济衰退，显现出一个具有伟大讽刺意义的现象，那就是共产党统治的中国比美国的民选政府可能会更好地处理资本主义危机。相比之下，北京的经济刺激投入更大，绝对更有效地克服了经济放缓，更大幅度地投入了基础产业，奠定了可以保持经济增长的基础。

　　当西方的民主社会正处在颠三倒四的，飘忽不定的前移中，中国的经济列车则轰轰烈烈地沿在一个稳定的轨道前进。在过去三十年中，中国已经使大约5亿人摆脱贫困，并迅速创造了世界最大的中产阶级，为长期带动国内消费与需求提供了动力。当然，中国还有巨大的社会不平等，但这在资本主义制度中总是不可避免的。 （美国收入不平等的比例是工业化世界中最糟糕的，更多的美国人正在逐步陷入贫困，而从贫困中解脱的人口则越来越少。美国官方在2009年确定生活在贫困线下的美国人的数量达到了4300万- 是51年来所保存的最高记录。）

　　北京在调整经济结构，及应付未来挑战方面的工作，也做得比华盛顿更有成效--至少这是根据著名历史学家弗朗西斯.福山作出的断言。福山曾是一个美国重量级的新保守主义知识分子。 “胡锦涛主席本周对华盛顿的罕见国事访问，正值当时许多中国人看到他们在自己的体制中应对金融危机中的作用，以及美国式的自由想法将不再占据主导地位的新时代的开始，”福山在周一的金融时报中写道：并用标题指出美国几乎没有什么可再教训中国。 “中国的国有企业重新获得市场，并成为主导机制，北京通过这个机制已经实施了巨大的经济刺激方案。”

　　今天，中国领导人不再效仿美国 ，而且更倾向于责备它--以一种接近一万亿美元的债主的口吻，福山指出，民调显示，与美国人相比，更大比例的中国人相信他们的国家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中国在经济危机中的航行成功，福山说，以其专制政治制度的能力为基础，“更快地实施大规模的，复杂的决策，使他们...至少在经济政策方面表现得比较合理。”

　　而这些令人吃惊的见解是发自这么一个作家，19年前，他曾著名地宣称，苏联的解体宣告了“这种体制的历史的终结...也就是说，人类思想演变的终点和西方自由民主的普遍化已经成为人类政府的最终形式。”

　　福山具备了良好的风度和智慧，他坦诚地承认自己错了。他没有为中国专制辩护，指出它的弊端和腐败，并明确表示，他认为缺乏民主最终会阻碍中国的进步。不过，他在金融时报中指出，尽管他们不举行选举，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仍然是顺应民意。 （他们当然顺应民意！党通过领导农民起义所取得的政权完全知道劳动人民愤怒时的潜在破坏力。）而且该政权得到中国的中产阶级稳固的支持，通过将资源投资到该国较为贫困的地区，缓和和对冲了各种社会爆炸的因素。

　　当然，中国的领导人从未订阅过福山的“历史的终结”的格言，扶养他们成长的马克思主义曾教导他们，资本主义和民主之间没有任何的相互相成的关系，他们只要看看邻居，如台湾，韩国，新加坡等地，就可以看到威权统治下的经济成就，虽然因此达到了繁荣，并在把台湾和韩国转化到他们今天的吵闹式的民主中发挥了主要作用。北京的领导人也不会因此做任何幻想，不会认为通过自由市场就可以搞好诸如教育，卫生保健和基础设施建设，就可以保持经济体系作为一个整体不断地成长。

　　相比之下，福山对美国的制度无法果断地对应长期经济危机也作出了点评。 “中国快速适应挑战，作出高难度的决定，并加以有效地实施，”福山说。 “美国人引以为豪的，建立在政治文化基础上的宪法制衡对中央集权政府不予信任。该体制虽然确保个人自由和充满活力的私营部门，但它现在已经成为两极对立和思想僵化。目前它显示出没有胃口处理美国所面临的长期财政挑战。美国民主可能有一个中国制度所缺乏的，内在的合理性，然而，假若政府是分裂的，无法治理自己，它将不会给人起到任何模范作用。” （见“中国的高速铁路。” 一文）

　　金钱已经成为美国的政治制度选举的王牌，企业具有最高法院认可的行使他们大量的财力和政策的权力，他们提携有利于自己的候选人和业务，他们抵制和封杀那些被认为不利于他们的候选人和商业利益的政策。因此，无论是医疗改革或经济刺激计划，在美国体制中的特殊利益势力为了讨好各种竞争利益中的某些狭隘利益，必然要破规搅局或乱立法规，根本不是为了经济和社会整体的聚合利益。这绝不符合高效的，合理的决策。也显不出可以解决长期问题的能力。

　　当然，中国却是完全相反的。它可以不顾其公民的生命自由（例如，建设一个大坝需要1.5百万人被迫搬迁，而谁也没有渠道能够抗议。）但是，中国的制度是不太可能给企业权力，让他们否决或修改政府的决策，以配合其自身的利益，不惜以牺牲体制整体的需求为代价。我仅选择一个例子来说明，美国制药公司能够运用其政治影响力否决政府在公共卫生体系中具有谈判药品价格的权力。福山似乎是警告说，按达尔文的进化论来说，中国体制可能比自由的国家更能适应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