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商鞅最后的命运是在秦国高层内部权斗中被“车裂”，但这种愚民、弱民、贫民改革的逆流，从来就没有被彻底清扫出历史舞台——被视为“儒臣”代表人物的诸葛亮，教导后主刘禅时，交待他必须阅读的书籍当中，赫然就有《商君书》。
——谌旭彬

商鞅是中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改革家”，“推动了历史的进步”，已成为国人的一种历史常识。但往往越常识的东西，越远离历史的真相。真实的商鞅，既不是什么“伟大的改革家”，更没有“推动历史的进步”；充其量，商鞅不过是一个中国历史长河中从未消失过的恐怖幽灵。正所谓：“商鞅不死，鲁难未已”。

▍其人：懂儒懂法懂兵，自身可能并无固定政治信仰

商鞅的出身，历史资料已不够详尽，目前可以知道的大略有：他原是卫国公族的远支，卫是小国，不得不依附强大的魏国获取生存；商鞅成年后，投到魏国执政大臣公叔痤的门下，自称“卫国公孙”，因而也被世人称作公孙鞅或者卫鞅。商鞅，是他后来在秦国受封于商地后的称呼。

据说公叔痤临终前，曾向魏王推荐由商鞅接替自己做执政大臣，并告诫魏王如果不能用之，就应将其杀之。这恐怕不是史实，应该是商鞅入秦之后，为了推销自己，而编造出来的一套说法——因为公叔痤的推荐不合常理。

其一，商鞅自己虽然很强调自己的“卫国公族”的出身，但其出身卑微是毋庸置疑的，西汉《盐铁论·非鞅》里很明确地说“夫商君起于布衣”，可见其没有任何政治背景；

再者，此时的商鞅，年不足30，职位不过是一介家臣，魏王此前更对其从未有所耳闻，公叔痤久历政治，岂能将这样一个人物当作自己的接班人推荐给魏王呢？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可能是：公叔痤临终前确实向魏王推荐了商鞅，但只是一种普通推荐，并没有让商鞅做自己接班人的意思。

公叔痤的死（公元前361年），让商鞅在魏国丢了饭碗；需要寻找新工作的商鞅，想起了上一年（公元前362年）新即位的秦孝公发布的一道招聘启事：“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遂决意去西方碰一碰运气。

商鞅在秦国耗费了大约两年的时间，才得以在公元前359年通过贿赂宫廷宠臣，见到秦孝王。据《史记·商君列传》记载，商鞅前后三次见秦孝王，先后谈了“帝道”、“王道”和“霸道”；前两次谈话秦孝王都很不满意，第三次才眉开眼笑。商鞅自己如此解释：

“吾说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远，吾不能待。且贤君者，各及其身显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数十百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强国之术说君，君大悦。然亦难以比德于殷周矣。”

所谓“以帝王之道比三代”，大意是说按上古五帝三王的套路，需要三代的时间，才能完成帝王之业；秦孝王的意见，是要在自己生前“显名天下”，绝不愿再等上“数十百年”；于是商鞅换了一套“强国之术”推销给秦孝王，孝王大喜。

后世对商鞅这段话，有许多有趣的解读。如钱穆先生认为可以据此判断商鞅其实不是“法家”，而是一位“儒家”。因为他最先拿出来推销给秦王的，是儒家的“帝王之道”；秦王选择了法家的“霸道”之后，商鞅又感慨“难以比德于殷周”，所谓“殷周”，其实也是儒家（周公之治）。

不过，这种解释，恐怕只是钱穆先生这类做思想史研究的学者们的一厢情愿。商鞅确实拿儒家游说过秦王，但这并不能证明商鞅本人的思想皈依，因为商鞅同样也拿出了法家那一套东西，而且在日后运用得炉火纯青。

一种合理的解释是：商鞅不过是在拿各种统治术迎合秦王罢了——儒家在当日虽很少有各国采用，但传播很广，商鞅能高谈“帝王之道”并不奇怪；何况商鞅本身所学就相当庞杂，除法家之外，他至少还是一位“兵家”，他的兵书，至少到西汉，还在广泛流传。

简而言之，如果秦孝王当日对“帝王之道”表现出浓厚兴趣，商鞅日后确实很可能会被归类到“儒家”范畴；但秦孝王当日选择了“霸道”，商鞅为个人政治前途计，遂成了“法家”的代言人；进而开启了一场反文明的“商鞅变法”。

▍其法一：铲除“仁义和平善良孝悌”，国家才会强盛

商鞅变法的具体内容，长期被有选择性地传播和有选择性地屏蔽。这种传播与屏蔽造成的一个后果，就是一个长期被主流价值观所不齿的的“改革者”，和一场长期遭受历史谴责的“改革”，被彻底翻转。商鞅成了“伟大的改革家”；他的改革理论变成了“那个时代最先进的变法理论”；这场改革变成了“符合当时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

商鞅在秦国先后搞了两次变法。第一次开始于公元前356年，也就是见到秦孝王后的第三年。这一年商鞅荣升为“左庶长”，随即颁布了自己的第一份变法令，史书一般称作“变法初令”。第二次是在公元前347年，这一年商鞅升任“大良造”，相当于秦国国相，借迁都之机再次推动变法。前后两次的主旨并无太大差异。据《史记·商君列传》记载，其第一次变法颁布的“变法初令”，主要内容包括：

1、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戮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
 
2、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
 
3、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
 
4、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

按军功授爵这条规定，近百年以来，被称颂最多。或说它打击了顽固腐朽的秦国旧贵族势力；或说它体现了某种公正、公平的原则，给了底层平民一个平等的上升通道。

这些效果，当然是有的。但在商鞅的本意，却并不关心这样的效果，他只不过想要将秦国改造成一个“军国主义国家”——秦国存在的目的，只是为了消灭诸侯称霸统一；秦国民众存在的目的，只是为了给秦国这辆战车添砖加瓦。在《商君书·靳令》中，商鞅表达了一种“国家的存在就是为了进行战争”的逻辑，原话是这样说的：

“国贫而务战，毒输于敌，无六虱，必强。国富而不战，偷生于内，有六虱，必弱。”

大意是：国家贫穷的话，一定要多搞战争，将毒害输送给敌人，本国没有“六虱”，国家一定强盛；国家富足的话，也一定要多发动战争，因为如果不发动战争，那么“六虱”就会在本国内部偷生，国家就会衰弱。

换言之，就是国家穷，必须要多发动战争；国家富，也必须多发动战争；总之，国家要想强盛，一定要时刻保持一种战争状态，一定要时刻把所有资源，包括财力、物力、人力都牢牢地捆绑在战车上，如此，国家才能一直强盛下去。

至于什么是“六虱”呢？《商君书·靳令》也有详细描述，原话是这么说的：
“六虱：曰礼乐，曰诗书，曰修善，曰孝弟，曰诚信，曰贞廉，曰仁义，曰非兵，曰羞战。”（原文如此）

在商鞅眼里，一切符合人类最基本的文明标准的东西——礼乐、诗书、修善、孝悌、诚信、贞廉、仁义、和平，都是妨害国家强盛的“虱子”。

商鞅的变法令里没有讲“国家的存在就是为了进行战争”，也没有讲“仁义和平善良孝悌都是国家强盛的死敌”，因为这些话不能明讲。但必须要了解到这些，才能了解到他大搞“军国主义”的逻辑。公元前的时代，当然还不存在什么“普世文明”，但为了国家强盛，连“仁义和平善良孝悌”都可以不要的变法理论，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成是“那个时代最先进的变法理论”。

▍其法二：人人互相监视互相告密，国家才会强盛

除了“军国主义”之外，商鞅理想中的强国，还应该是一个遍地告密、人人互相监视的“特务国家”——所谓“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大意是：编民五家为伍，十家为什，一个编制里的百姓，若有某人犯法，其他人不去向政府告密，会被株连腰斩，而去告密的人则可以得到重赏——如此做的目的，就是要造就一个“特务国家”。

为什么要这样搞呢？商鞅有自己的一套理论逻辑。在《商君书·开塞》中，商鞅如此说道：

“刑加于罪所终，则奸不去；赏施于民所义，则过不止。刑不能去奸而赏不能止过者，必乱。故王者刑用于将过，则大邪不生；赏施于告奸，则细过不失。治民能使大邪不生、细过不失，则国治。国治必强。一国行之，境内独治。二国行之，兵则少寝。天下行之，至德复立。此吾以杀刑之反于德而义合于暴也。”

这段话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在罪行发生之后，政府再对老百姓依法实施刑罚，并不能起到“去奸”的效果；老百姓自发产生义举之后，政府再出面奖赏老百姓，并不能起到“止过”的作用。刑罚不能“去奸”；奖赏不能“止过”的话，国家就要混乱。

所以，统治者必须要在老百姓违法之前，提前刑罚他们，如此就不会出现“大邪”；统治者必须要赏赐那些告密的老百姓，如此，则不过出现“细过”。统治老百姓，能够做到没有“大邪”、没有“细过”，如此，国家就大治了，就强盛了。天下就稳定了，“至德”就重建了。

最后，商鞅说了一句祸害历史数千年的话：“以杀刑之反于德而义合于暴”——以酷虐的杀戮，同样能够抵达“德义”。

商鞅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将“告密”纳入国家体系并将其制度化的人；也是历史上第一个搞“事先惩罚犯罪”制度的人。这种体制化的告密之风、体制化的“事先惩罚犯罪”，蔓延了整个秦国乃至秦王朝，直到汉文帝时代，才得以改变。据《汉书·刑法志》记载：

“及孝文即位，……惩恶亡秦之政，论议务在宽厚，耻言人之过失。化行天下，告讦之俗易。吏安其官，民乐其业。……选张释之为廷尉，罪疑者予民，是以刑罚大省，至于断狱四百，有刑错之风。”

孝文帝与众大臣吸收秦朝暴亡的教训，以宽厚为务，以告密为耻，上行下效数十年，终于使得“告讦之俗易”，纠正了遍地告密的社会风气；所谓“罪疑者予民”，则非但不再有“事先惩罚犯罪”的制度存在，而且已经开始推行“疑罪从无”的理念了。汉文帝时代的刑罚制度，才真正“符合当时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商鞅的所作所为，不过是反文明的歪门邪道。

告密最终成为一种人人所不齿的行为，依赖于西汉之后，儒家意识形态的上升。苏轼讲过一个《神宗恶告讦》的故事，其中可以见到“禁止告密”的制度化：

元丰初年，开封府白马县发生盗案，有人知道谁是盗贼，但畏惧报复不敢直接告官，便向县衙投了封匿名信。后来盗贼被抓，捕贼的衙役争功，闹到上司那里，把匿名信事件引了出来，因为发生在京城，连皇帝也知道了。按宋朝的法律，告密是要被流放的，当时的开封府府尹苏颂认为出发点是为捕盗，惧怕报复也情有可原，上殿奏请对投匿名信者免予处罚。宋神宗却批示不准，理由是：“此情虽极轻，而告讦之风不可长。”最后的处理办法，是用板子打了投匿名信者的屁股之后，再给予一定的抚恤。

宋神宗的“严禁告密行为”，这才是历史的进步，才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潮流”，才是文明正确的前进方向。

▍其法三：必须要“弱民”、“愚民”，国家才能强盛

据《史记·商君列传》记载，变法初令付诸实施之后，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

“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

这段文字，近百年以来，被作为商鞅变法“符合历史潮流”、“推动历史进步”的证据，被各种各样地引用。《史记》的这段记载大体上应该是事实，理由如下：

1、在一个推行强制告密的特务社会，每个人都感觉处在他人监视的目光之中，行为必然谨小慎微，能够出现“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并不奇怪。

2、商鞅在经济上推行绝对的农本原则，《商君书·农战》里面说得非常明白：“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在他的变法理论中，只有农业和战争，才是国家强盛的根本，其余职业都是多余的，都对国家强盛有害。这些多余的职业包括：知识分子、商贾、隐士、手工业者、游侠勇士。从事这些职业的人，被商鞅称作“五害”，成了改革过程中重点清除的对象。如此改革的结果，是全民从事农业，“家给人足”是必然之事。但同时造就了另一个严重后果：社会结构彻底单一化，一切有流动性的职业都从秦国消失了。“职业即原罪”，这是商鞅的伟大“发现”，被后世继承，带来灾难无数。

3、《史记》中所谓的“家给人足”，过于简单抽象，并不能完整反映商鞅时代秦国百姓的基本生存状况。实际上，这种“家给人足”，仅仅是一种半温饱半饥饿状态的“家给人足”，而且这种半温饱半饥饿状态，正是商鞅所刻意谋求的。其变法理论对此有详细的说明，《商君书·弱民》中说得明白：
“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

商鞅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赤裸裸地将“民”与“国”彻底对立起来的“改革家”；也是第一个赤裸裸地宣称“强国之道在于尽最大可能剥削民众”的“改革家”。自西汉以来，儒家约束帝制，一直讲的是“民本”；近代以来，“民主”则已成世界大势——商鞅倒行逆施，竟能被歌颂成“符合历史潮流的伟大改革家”，真是奇哉怪也！当然，商鞅这套倒行逆施，也有自己的理论逻辑，其原话是这样说的：

“民贫则力富，力富则淫，淫则有虱。故民富而不用，则使民以食出，各必有力，则农不偷。农不偷，六虱无萌。故国富而贫治，重强。”（《商君书·弱民》）

这段话的大意是：老百姓贫穷，就会有求富的上进心（“力富”）；富有之后，就会“淫”，有多余的想法；“淫”了之后，国家就会有“虱”，国家就不能强盛。所以，老百姓富裕之后如果不主动消耗，就应该让他们拿出自己的粮食给国家（换取国家褒赏的爵位），如此，老百姓再度陷入贫穷，就会重新激发上进心，就不会偷懒，也不会“淫”，国家也不会有“虱”了。这种让国家富有而让老百姓保持贫穷的治国方法，可以使国家强上加强（“重强”）。

此处需要特别解释一下商鞅所谓的“淫”和“虱”。《商君书·外内篇》是如此解释“淫”的：
“奚为淫道？为辩智者贵、游宦者任，文学私名显之谓也。”

什么是“淫”呢？商鞅说：“淫”就是“辩智”，就是“游宦”，就是“文学”，总而言之，“淫”就是谋取知识。商鞅理想中的治国之道，老百姓只能依靠农耕或者战争获取官职爵位；而“淫道”则提倡老百姓靠知识获取官爵名声——“辩智”、“游宦”、“文学”，是当时最主要的知识分子职业——像商鞅自己，依靠知识去游说秦王获取官职，就是典型的“淫道”。商鞅希望老百姓保持贫穷，这样的话，他们就不会去追求“淫”，不会去追求知识，这样的话，就不会出现威胁国家稳定的“虱”。

什么是“虱”呢？前文已经说过，“六虱：曰礼乐，曰诗书，曰修善，曰孝弟，曰诚信，曰贞廉，曰仁义，曰非兵，曰羞战。”商鞅把一切符合人类文明主流的东西，礼乐、诗书、修善、孝悌、诚信、贞廉、仁义、和平，都看成是妨害国家稳定和强盛的“虱子”。

这样的改革理论，怎么可以说是先进的呢？怎么可以说是“代表了当时历史发展的潮流”呢？难道说，“历史发展的潮流”，就是让老百姓保持贫穷，不让老百姓拥有知识吗？

将国家利益与老百姓的利益彻底对立起来；鼓吹为了国家利益，必须让老百姓保持愚昧和贫穷，这是商鞅变法的理论核心，《商君书》中对此有大量不厌其烦的陈述和解释，试举几例：

“昔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者也；能胜强敌，必先制其民者也”（《商君书·画策》）——能够制服天下的统治者，必须先制服他的百姓；能战胜强敌的国家，必须先战胜他的百姓。百姓的安居乐业，不是国家存在的理由；百姓追求自己的利益，反而成了国家的敌人。

“民愚则易治也，此所生于法明白易知而必行”（《商君书·定分》）——民众越愚昧越容易治理，其前提是：国家的法律制定得很通俗明白，而且刑罚的执行力度很高。

“（民）朴则弱，淫则强；弱则轨，淫则越志；弱则有用，越志则强”（ 《商君书·弱民）——“朴”是“淫”的反义，没有知识的意思——老百姓没有知识就弱，有知识就强；老百姓弱，就安分守己，老百姓强，就会逾越本分对抗政府（“越志”）。商鞅在其变法理论中，第一次明确提出“知识越多越反动”。民众越愚昧，国家越稳定，越容易治理；民众越弱，国家越强。这才是商鞅变法的真实理论逻辑。

“无以外权爵任与官，则民不贵学问，又不贱农。民不贵学则愚，愚则无外交，无外交则勉农不偷；民不贱农则国家不殆。国家不殆，勉农而不偷，则草必垦矣”（《商君书·垦令》）——如何才能让老百姓自发去认同“知识越多越反动”，也是商鞅在改革过程中需要仔细思考的问题。

商鞅给出的答案是：光强制性地驱逐知识分子、烧毁《诗》、《书》是不够的，还需要政府在奖惩上积极引导，其具体措施就是：不要因为战功和农耕以外的任何理由赐予任何官爵，尤其不要因为知识而给与官爵，如此久而久之，老百姓自然就会鄙视学问专心务农了；老百姓不重视学问，就会愚昧；老百姓愚昧，就不会与外界进行信息交流；没有这些乱七八糟的信息交流，老百姓就会一心务农；老百姓一心务农，国家就会强盛。

“国之大臣、诸大夫，博闻、辩慧、游居之事皆无得为，无得居游于百县，则农民无所闻变、见方。农民无所闻变、见方，则智农无从离其故事，而愚农不知，不好学问。愚农不知，不好学问，则务疾农；智农无从离其故事，则草必垦矣。”（《商君书·垦令》）——国家的大臣和士大夫们，不许去做任何展示自己博学多闻、能言善辩的事情，不准外出游历，不许寄居他乡，不许施展自己的智巧，尤其不许到各县去居住活动，这样的话，老百姓就没有任何机会听到任何开启智慧的知识，这样他们就没有任何机会脱离农业；农民愚昧无知，不喜欢学问，就会一心一意务农。

商鞅所推行的，是彻彻底底的“愚民强国政策”。其彻底到何种程度，《史记·商君列传》有案例可资说明：
“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来言令便者，卫鞅曰‘此皆乱化之民也’，尽迁之於边城。其后民莫敢议令。”

老百姓一开始反对变法初令，商鞅把他们抓起来排着队在渭水边上砍头，砍到河水都变成了赤红色；十年之后，秦国“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老百姓倒转过来，称赞变法实实在在地好，结果又被商鞅抓起来全家流放到边关。

为什么在商鞅这里，反对者要被杀头，称颂者也要被流放？原因很简单：商鞅需要的是“愚民”，愚民就不应该思考国家政策的好坏，他们不应该拥有思考国家政策好坏的能力，他们只要会下田耕地、会上战场杀人就足够了。这就是商鞅变法的本质，是一场彻彻底底的反文明的变法，是中国历史的一颗毒瘤。

▍儒法之争的真相：“以国为本”还是“以民为本”

商鞅是法家的鼻祖。把商鞅的问题谈透了，可以解决一个很重要的历史认识误区：法家是什么？儒家是什么？什么是“儒法之争”？

自西汉以来，古今的学者们就已经有一种共识，认为中国历史长期以来存在一条基本线索，就是“儒法之争”；长期以来，国体一直都是“儒表法里”，也就是以儒家政治理论为外表装饰，以法家政治理论为实际统治术。

这种论断，在近代以前的学者们的讨论中，本来是相当精准的。但不知为何，近代之后，学者们稀里糊涂，开始拿西方近代化过程中兴起的“法治”观念对应“法家”，进而得出一个荒谬的结论：法家主张以法治国；儒家主张以德治国。虽然学者们很谨慎地在区别着“以法治国”和“依法治国”的区别；也没有直截了当地将法家的政治理念定义为“法治”，而只是谨慎地称赞其理念接近“法治”——但无论学者们如何谨慎，这些理解，统统还是都错了。

“儒法之争”的实质，不是什么“法治”与“德治”，而是政治的基本原则，是“以国为本”，还是“以民为本”的问题。孟子讲“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乃是高举“以民为本”的旗帜；商鞅大谈“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乃是高举“以国为本”的大旗。

孟子说“君视民如草芥，民当视君如寇仇”，乃是高举“以民为本”的旗帜；商鞅大谈“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乃是高举“以国为本”的大旗。儒家说“为父绝君，不为君绝父”，为了家庭伦理，可以抛弃君主，这就是“以民为本”；商鞅则事事从国家利益出发，是典型的“国家至上主义”。

这种区别，古人本来是看得非常透彻的，“法家”和“法治”是八杆子打不到一起去的两码事——“法家”所谓的“法”，其制订者是单方面的当局，其制订时的立场，完全站在“国家利益”一侧，丝毫不为“老百姓利益”考虑；“法家”要老百姓遵守法律，是要老百姓无条件接受国家利益至上，无条件接受自身利益被国家“合法”盘剥；“法治”精神的核心是平等，“法家”的“法”里，岂能见到半个字的“平等”？

儒家在西汉之后势力上升，当局不得不将其吸收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儒家同样也重视制定法律，而且儒家制定法律的出发点是“以民为本”——北宋宋神宗变法，搞出来一大串旨在增加国库收入的“新法”，儒臣司马光就非常愤怒，大声抗议“天下之财，不在官则在民，不在民则在官”，痛骂朝廷通过变法“与民争利”——这是儒家搞法律的出发点，但从未见到有学者将儒家的这套法律治国理念，称作“法治”，也真是奇哉怪也！

把“法家”和“儒家”的基本概念搞清楚之后，“儒表法里”是什么意思，也就很容易明白了。汉宣帝对他的太子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这句话表达的，就是当政者热衷于搞“儒表法里”这套东西。“霸道”就是法家的“国家至上主义”；“王道”就是儒家的“民本主义”。

商鞅愚民失败——秦始皇焚书坑儒，不过是商鞅愚民政策的继续而已，只不过商鞅当年在秦国小范围内能够成功愚民数十百年，但秦朝疆域包括其余战国群雄的领土，在那些国家，知识分子数量庞大而且活跃，那些国家的民众也不能认同“知识越多越反动”，秦始皇继续按照商鞅旧例焚书坑儒，就得不到社会的支持了，其结果就是遗臭万年——早在西汉初年，知识分子就把焚书坑儒这个事情批判得臭不可闻——

商鞅愚民失败的结果，就是此后的统治者不得不违心地接受“民本主义”的儒家作为官方意识形态；但其居于执政者的位置，法家的“国家至上主义”，很自然地也会被其继承。只不过因为儒家强大的“民本主义”批判能力，“法家”的“国家至上主义”不得不转入地下，成为数千年的暗流而不能见天日。这就是所谓的中国两千年“儒表法里”的真相。

将“法家”逼入地下，只能做不能说，是儒家两千年来对中国政治最大的贡献。两千年来，儒家始终坚持不懈地批判商鞅的变法逆流，以司马光撰写《资治通鉴》为例，与《史记·商君列传》相比，《资治通鉴》对商鞅及其变法的描述，做了许多意味深长的更改。譬如：

1、《史记·商君列传》说：“孝公既用卫鞅，鞅欲变法，恐天下议已”；《资治通鉴》把这句话改成了“卫鞅欲变法，秦人不悦”。

2、《史记·商君列传》说：“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贵戚多怨望者”，《史记·秦本纪》也说：“法大用，秦人治”、“宗室多怨鞅”，还说：“居三年，秦人歌之”。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改成“为政十年，秦人多怨”。

3、《史记·李斯列传》载有李斯的《谏逐客书》，其中如此说道：“秦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至今治强”。《资治通鉴》则改成：“孝公用商鞅之法，诸侯亲服，至今治强”。删去了“民以殷盛”、“百姓乐用”等辞句。

很显然，司马光是在刻意地增加或者删改《史记》。其增删的指向非常明确：决不能让读者感受到“老百姓很支持商鞅变法、商鞅变法给老百姓带来了极大的好处”，而应该是恰恰相反。

司马光的这种增删，体现了一个信奉儒学的史家的细微用心——秦民在接受了数十百年的愚民、弱民、贫民改革之后，已然丧失了自我判断能力，《史记》中所谓的“秦人歌之”，并不是完整的历史真相。《资治通鉴》本是一部教给世人吸取历史教训的史书，司马光删掉“秦人歌之”，而增入“秦人多怨”，正是为了否定掉商鞅愚民、弱民、贫民改革的逆流。

虽然商鞅最后的命运是在秦国高层内部权斗中被“车裂”，但这种愚民、弱民、贫民改革的逆流，从来就没有被彻底清扫出历史舞台——被视为“儒臣”代表人物的诸葛亮，教导后主刘禅时，交待他必须阅读的书籍当中，赫然就有《商君书》。

商鞅之术在中国有那般顽强的生命力，真是令人窒息。然而商鞅虽恶，却不过是迎合帝王。后代帝王并无商鞅，却用其术，这不是商鞅一个人的败坏，而是延续几千年的整体堕落。古人常说“以史为鉴”，历代治国者并不愚蠢，他们不断汲取前朝覆灭的历史教训。但吊诡的是，为什么历朝历代充分吸取了历史的教训，却仍然难以逃脱历史的惩罚？

即便今天，也很少有人能认真回答这一问题。但这些问题，恰恰是我们认知中国历史的关键所在。

中国历史说穿了，其实就是这一头一尾两场转型、剧变，前面这场“周秦之变”，是从周制走入秦制。而后面这场从1840年开始的剧变，其实关乎的就是如何走出帝制，或者说怎么走出秦制的变化。

因此，哪怕迄今为止的中国历史头绪纷纭，但要抓住这一大变局——秦制的兴衰，就能真正把握中国悠久历史的脉搏，从而看清未来的前进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