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不少讲坛都打着讲历史的旗号，编了很多观众难以考证、难辨真假、捕风捉影的历史故事进去，把一个个专家学者硬生生憋屈成“故事大王”，在历史史实中掘地三尺，口吐莲花。胆子越大，发挥的余地就越大。故事越耸人听闻、越玄乎、越不靠谱，便越招人眼球，越有益于收视率。显然，很多观众喜欢这种讲授方式，不然，怎么会达到几乎谁讲谁红的地步？

　　带故事性的影视传媒受到观众的追捧，带故事性的平面纸媒同样受到读者喜欢。故事不仅易于刊载于纸媒，也可以改成电影、电视剧、舞台剧，改成讲述、猎奇等栏目，迅速进入大众视野。

　　热爱故事的大众审美趋向，导致几乎所有体裁的作品，都在拼命往故事上靠。从近年的报刊栏目设置上看，都带有向故事投降的倾向。时下发行量大的刊物，如《意林》、《故事会》、《读者》、《知音》等等，无一例外地都体现出了浓郁的故事性，故事越经典，越受观众和读者欢迎。故事性的随笔比思想性随笔受欢迎，故事性散文比纯情感散文受欢迎。不仅如此，诗歌和文学评论这种个性特征鲜明的文体，也出现了故事化的倾向。有些诗人写“故事诗”，如著名诗人李亚伟的《中文系》，就有明显的故事情节，带动了一大批诗人效仿。还有的评论家不评书，专写人，尤其是敷衍塞责的评论家，写故事性评论足以应付那些沽名钓誉请求名家作序写评的作者。

　　故事性刊物的发行量大，故事题材稿费一路走高，市场广阔，造就了一大批专写故事的作家、写手。在作家和写手中，最受市场欢迎的，是写故事的高手，他们的稿费收入让写其他体裁的作家或者写手望尘莫及。于是，文学生产中出现了“故事经济”现象——故事卖得比小小说好，小小说卖得比中篇小说好，中篇小说卖得比长篇小说好，长篇小说卖得比散文好，散文卖得比随笔好，随笔卖得比诗歌好，诗歌卖得比文学评论好，文学评论卖得比其他学科的学术论文好！文学生产乃至艺术生产领域内的故事化现象，反映了文化快餐时代的“泛故事”特征，畅销刊物的发行将“泛故事”现象体现得淋漓尽致。故事成为文学体裁的点睛之笔，风行天下，就连公文写作也容易嫁接故事。

　　大众对快餐文化的审美需求，推动了“泛故事”现象日益凸显；反过来，“泛故事”现象又将更多的受众纳入快餐文化的轨道，培养出更多的“泛故事”消费者。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故事？喜欢讲，喜欢听，喜欢编？笔者分析，首先，人生本来就是一个故事，每个人都在身体力行地讲述自己的故事，与故事有天然的亲近感。其次，与现代人平时工作比较繁杂劳累有关，休闲时懒于思考，缺乏对事实真相的探究欲望，乐于接受感性的东西来追求感官刺激，打发时光。

　　故事作为一种丰富生活的调味剂，已经到了不可或缺的地步。但把故事当成文化主餐进行营养吸收，让思维漂浮在纷繁复杂的生活表层，很容易形成思维惰性——对感性的崇尚，对理性的放逐，这便是理性思维的悲哀。很多学者认为，中国学者不擅长理性思维，我们的文艺理论远远落在西方之后，我们的诸多理论家少有建树，还在通过摘抄西方论著，支撑自己的门面。中国的艺术理论研究要真正达到和世界接轨，尚需付出艰辛的努力，至少不能期待通过提高讲故事的水平来实现。

　　过度流行讲“故事”现象是市场选择的结果，但文化与学术发展也应适当进行理性作品的普及，调整我们已经偏颇的思维方式，让感性和理性并驾齐驱，这不仅有助于健康思维品格的形成，也有助于更多与国际比肩的创新理论成果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