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题目一写出来，我就后悔了，但根据我一向的写作原则，坚决不修改。每个瞬间都是珍贵的，连同思想的痕迹。得罪人的思想痕迹也是痕迹啊。“哲学家”这顶帽子，就像博士一样，根据商品规律，任何东西只要多了，就贬值，也就是不值钱。

我们不行，就在数量上做文章，大搞博士与哲学家名称问题上的通货膨胀——符号太多，但符号里面空洞乏味，缺乏真实的内容，落不到实处，结果只是收获了一大堆符号——我这么说，是有根据的：

你哲学家不批评现实，要你哲学家做什么？你把我这里说的“哲学家”，可以任意加字，比如“马克思主义的”、“伦理学的”、“政治学的”。就拿马克思主义来说吧，马克思主义如何诞生的？批判啊，决裂啊。没有与现实不合理的现象作斗争，没有与政治、经济、道德、人们社会生活中的不合理现象做现实的争辩与批评，不去独立思考出一种新生活方式的可能性，就没有马克思主义。

原样的马克思主义，倘若如实降临眼下的中国，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瞪着大眼睛，我从来都没说你们会被吓得目瞪口呆啊！作为土生土长的中国人，我觉得还是成语比较亲切，比如“叶公好龙”。但用这样的好词形容时下国内研究马克思思想的各种专家，我觉得是对于叶公的某种侮辱，因为叶公，至少还是爱龙的、好龙的，但是在我们这里，他们用马克思的名字任意填写内容，做马克思不同意却也没有能力不同意的事情。

比如，他们让马克思与孔夫子握手，但我们知道孔夫子不知道“握手”是怎么回事。马克思把手伸出来，孔夫子会惊愕地后退，以为遭遇了挑衅，因为在孔夫子的时代只是作揖，但马克思从不作揖，他拥抱，可是孔夫子又不懂马克思那样的拥抱……唉，不说了，反正就是硬来。硬来，不就是去胡说吗？

当然有搞“西马”的，但无论你搞什么“马”，你都不批判现实生活，你不批评你正在上课的教室里的摄像头，这事我一会再说。你在“不批判周围不公平的现实”的基础上，大搞马克思主义，你收获了一大堆符号，还是一些“洋词”，普通中国公众根本听不懂。剩下什么呢？每年365天，空洞的符号们相互切磋。对对，理论队伍蒸蒸日上。顺便说一句，万一将来最为真实的批判与社会改造来临之时刻，空洞的符号们会不会丢掉饭碗呢？60多岁的不在乎了，这些人已经老了，不在乎人们喜欢不喜欢了，可是你现在才二三十岁，又没有一技之长，将来怎么生活呢？

现在清华大学哲学系的老师在带领学生排练“哲学话剧”，这个做法非常好。但有改进的空间，哲学戏剧嘛，就要像萨特那样，接触现实，比如《苍蝇》，是讽刺批评当时占领法国的德国坏蛋们的。《肮脏的手》，讨论革命者的真实道德困境，揭露革命者在临死状态下的真实心理，其实并不是从抽屉里拿出10000元钱交党费，也是像普通人那样痛哭流涕的。不，不是在去重拍萨特的《肮脏的手》，而是去排练——让学生茫然地看着教室里的摄像头：眼睛要美丽，摄像头要夸大（在舞台上要夸得很大，否则台下的观众看不着），要有狰狞的光线，然后安排一些现代舞跳得好的同学，围绕几个大摄像头跳舞，可以穿戴成妖魔鬼怪的模样，就像万圣节的装扮一样，这就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原义，也是在中国真正做“西马”的样子。

什么是批评现实？你在大学给学生上“马哲”课的时候，你知道教室里有摄像头，你也知道摄像头的位置在哪里，你还知道这一个或者几个摄像头都是做什么用的。我是说现如今的摄像头已经AI化了，我们拿了人工智能技术+摄像头=政治监视技术，它神通广大，能统计到全班同学，比如听课的有30个学生。这30名学生在1.5个小时的听课过程中的“抬头率”，所谓抬头，就是看着老师和黑板=在听课。还有低头率，可能在玩手机、或者只是在低头郁闷。

你看看、你看看，管学生管到如此程度，校方到底想达到什么目的？你在上“马哲”课，你对教室里正在发生着的这一切心知肚明，你就应该去学校反映，这种监视不符合马克思主义——没有一个，去校方如此反映的。唯一有一个去反映情况提意见的，被当成了精神病，不是被别人，首先是被自己的同事们当成了精神病。换句话说，现如今真有精神病的都是“正常人”，有出自人性反抗本能自发表达不满的，往往被当成精神病处理。

你没有勇气去校方说：“这么做不对”，搞“马哲”的或许对我有意见，那我就换成搞西哲的、搞欧陆哲学的，搞法国哲学的，或者换成我本人，这总可以了吧？我至少敢于在这里写出来发表，接受所有人的议论。

于是，我听到了议论，也许有人会这样说：“批评现实就能成为哲学家吗？”我的回答是：这是一个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或者换句话说，所谓“必要条件”，即“无之必不然，有之未必然”。批评现实不合理的一切，是成为哲学家的必要条件，但批评现实，还有一个能力的问题。同样表达不满，有要求涨工资的人，还有叔本华、马克思、尼采、克尔凯郭尔、胡塞尔、萨特、德里达等有质量的表达不满。

总而言之，要成为哲学家，必须对于现存的一切社会思想和生活现象中的不合理性，表达不满，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案，否则就没有资格声称自己是所谓的“哲学家”——我认为在时下中国，能称为哲学家这个称号的，不是能对叔本华、马克思、尼采、克尔凯郭尔、胡塞尔、萨特、德里达、维特根斯坦的思想，理解得有多么深刻的人，而是对现实社会生活说，“我们不可以继续这样下去了”或者“我们应该朝着哪个方向走？”

精明的人都太精明了，精明得根本就不敢对于学校摄像头在监视某同学，又，某同学上课时的“抬头率”现象小声又小声地公开发一句牢骚话，大搞台面上的风光事。比如，我们中国时下的大学规模，越办越大，这也就罢了，而且校史都越来越长，这就奇了怪了，动辄都上百年，我不知道都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可能是这样，比如起初是一所中学，后来改成大学了，但计算校史的时候，究竟是从改名大学的日期算起呢？还是从成立中学的时候算起呢——正确的答案是：从中学就算，因为这样显得校史长。

这有什么意思嘛？校史长就好？这就是传统文化啊，就像我们的文化一直都没有中断，多好啊！为了表示我们更优越，还要加上一句：是世界上唯一文化不曾中断的。意思是说，别的文明都曾经中断了，就我们没中断。结论就是：没中断，比中断好! 为了不得罪中国任何一所大学，为了说明历史长，我这里设定中国某所大学已经成立200年了。领导人给写字了，这就很是令其他没有200年历史的中国大学嫉妒。为什么？原因很简单，领导人没给自己写字啊。这是祝寿的变形，大学祝寿是个人祝寿的变形形态，这个风俗习惯原本也没有什么不好，但是如果过度引申，用风俗习惯取代了现代道德，甚至取代了思想，这就像西施走路的样子很美，于是天下女子一哄而上走路都学西施的样子。“都西施了”的严重性，不仅等于消灭了西施或者美女，更等于消灭了独立思想。一所大学应该有“学格”，就像一个人应该有“人格”。

我现在假设一个本科生，哲学专业的，他想励精图治，成为未来中国哲学家，这得跨越多少万水千山啊？摄像头在每节课上都在统计他的抬头率，校方恨不得知道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虽然他不参加学校的祝寿，但是和这一套近似的东西时刻都在他耳边对他说“你好”或者“我是为了你好”。

我的个人经验就是：凡是陌生号码第一句问候语说“你好”的电话，立刻挂断，因为对方即使不是骗子（很可能是骗子），也是骚扰电话。你千万不要认为自己这样做是不礼貌的，因为是对方首先不礼貌的，它没有尊敬你。就像不尊重人随便敲人家门一样，你当然可以拒绝开门。比如：敲门声：咚咚咚。问：“谁呀”？答：“我呀！”这就是骚扰性的回答，来人不是傻瓜就是别有用心者。但答话的人若说：“我是市长”，这就是一个值得深思的回答了。也就是说，中国的市长不是极少而是根本不会去天通苑的一户陌生人家敲门，除了美国总统候选人在大选前不得不低三下四去普通美国人家敲门，这可能是在演戏，但演戏也比不演好呀，就像贿选也比根本就不选好呀，它表明至少划√或者划叉的那张纸具有选择的价值呀。

继续敲门，因为这事我还没有说完。有很多中国人一心想当市长，就像很多中国学者很想当副校长，然后当校长。说实在的，当正校长不如当一个副市长，为什么？你不在中国生活过啊？还问为什么，你一边待着去。别妨碍我说正事：假如市长，不，是副市长……我是说，他就没有随便敲陌生人家的门的自由——我只是拿这个事情，作为在中国什么事情可能发生，什么事情不可能发生的一个例子，以便上升到哲学高度：如果我们能大概其判断我们这块土地上不可能发生什么，同时相当于我们能大概其判断能发生什么，这就使得我们的想象空间，变得极其狭窄，因为我们为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有浓厚的兴趣是根本就没有用的，你如何抓耳挠腮都没有用，你弄得厉害了，会被诊断为精神病的。

我们中国人过于好面子了，比如领导人给自己写个字，字写的不太好看，但问题在于是领导人写的。这个态度，就不太科学。科学的态度是：字写得好看还是不好看，要看字本身，而不要看写字的人，究竟是好人，还是坏蛋。一个好人写的字可能不好看，一个坏蛋写的字，可能很好看。

让我们继续，由于字是领导人写的，那就一定是好看的，因为领导人肯定是好人嘛！好人又握有大权，那就是好上加好了，相当于A+++++++++++++ 因此，一定要放在最为显眼的地方，知道领导人给我写字了。这就是我们的思想水平，这叫做“沾光哲学”，但我们的哲学系全国排名的名次那是真厉害呢！

“沾光哲学”，以列奥-斯特劳斯的口气说出来，就是古希腊哲学好得很，18世纪以来的什么卢梭啊，现代性啊，自由民主啊，这一切都走偏了，应该返回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原始文本的“微言大义”之中，说得好难懂啊，要起一个名字“古典学”——啥古典学啊，用大家都听得懂的语言，就是“沾光哲学”——所谓“沾光”，意思就是“寄生”，意思是说：没有你，我可怎么活啊？

今年，中国西方哲学界隆重纪念康德诞辰300周年。现在搞康德哲学乃至搞德国哲学，德国人已经搞不过中国人了。德国哲学已经在中国，这可能会使现代的德国人感到惭愧因为它们的某段哲学史最为发扬光大之地不在其本土，而是在现在的中国。换句话说，现在的德国哲学已经不德国了。德国人现在时兴去搞英美分析哲学。

康德哲学属于古典哲学。这就像尽管我们现在提倡复兴传统文化，这话怎么说呢？一分为二：古中国文化中的好东西，仁义礼智信，都被败坏得差不多了，别问我究竟是怎么败坏的，反正败坏了是不争的事实，别问我要事实，证据天天都在发生，每天看朋友圈就知道了。古中国文化中的糟粕，倒是保持下来了，我说的就是心理遗传中的自动淘汰机制在起作用，比如：读书做官、等级制、特权思想、复古，这些“历史精神的活文物”都不能列入现代世界精神文明的行列，都不符合现行国际政治生态，都很难在国际上找到知音。

我们中国人确实好古，我是经历过1966年之后的10年的，我现在才明白，那是以“反古”的形式“好古”的，并非真的是“史无前例”了，但是当时我不明白。人生的一大悲剧就是，当你有充沛的精力想在此生干一番于自己于民族都有益的事业的时候，你其实是懵懵懂懂地什么都不懂，当你什么都真懂了的时候，你已经没有精力了。就像康德说的，当他需要女人的时候，他没有能力养不起女人。当他有能力的时候，他已经不需要了，这里的不需要，也就是没有精力的意思。

回到“中国人确实好古”的话题：中国人的好古，好像是一种根深蒂固的遗传基因，我前天发了一则朋友圈：“近年来国内学界，兴起一股复古倾向，把学问往回做，通过批评西方的现代性，回到原样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微言大义，暗示可以通过复兴儒家文化，解决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遇到的疑难问题—-与上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兴起的“萨特热”相比，（崔健的《一无所有》则是大陆萨特热的流行文化符号），这是一种反动倾向。令人吃惊的是，在这些主张复古的人中，很多人当年是赞赏萨特的，他们的立场变得如此之快，表明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多数都不是现代人，没有面对现实批判的勇气与能力。你读萨特，会决心选择如何做自己的权利。你读这篇报道，或者你读列奥-斯特劳斯或者古中国经典，不可能有只言片语告诉你现在、当下中国的具体不公正的现象应该如何解决？如何争取个人的权利？这种复古倾向是明显的倒退。中国知识界的首要任务是争取个人的各种权利，而不是去读古书。”

我不反对读古书，就像现在活着的人，哪怕你现在才10岁，300年后你也成为古人了。我们都会成为古人的，我们现在出版的书，几百年后也就成为了古书，那时的人们不再读我们的书，活该！谁让我现在“反对”读古书呢？！这么理解是错误的。毛泽东的很多说法我是赞同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厚今薄古”——但我觉得应该加以历史的哲学追溯，明白这里到底是什么样的学理：古人的书，只有是当时具有活生生的有价值的思想之书，才是值得阅读的。这些书，就是当时的“现在”，尼采所谓“永恒回来”，就是这个意思。

所谓“瞬间化为永恒”中的“永恒”，不是一个抽象的形式、不是一个固有观念、不是只要历史不曾中断，就是好的文化历史、不是话只要是领导人或者权威说的，就一定是好东西。这个“永恒”必须加上引号，以表明它实际发生在历史的某个时刻，而我们是以现在的时刻，与某个历史时刻嫁接一起的。永恒的真实内容是活着的某时刻，就像你根本就买不到“水果”，你只能买到“苹果、鸭梨、葡萄……”。“水果”作为抽象符号的唯一价值，就在于我们对于具体的水果不必一一列举，方便抽象的交流，但实际发生的，只能是“多钱一斤啊？请给我秤一公斤苹果。”

那么，如果我们做哲学的，只是做一种抽象的符号交流，就像更为高级的“水果”那般，将更为抽象的概念符号挪来挪去，这就是学习知识的态度，而不是创造智慧，因为创造智慧=追溯智慧如何发生的情形。要善于提问与操作，就像“多钱一斤啊？请给我秤一公斤苹果”。由于我主要研究西方哲学，就以西哲史上的智慧如何发生为例子，它们几乎一概是用当下的场景，去批评当时流行的主流偏见的结果。这个结果并不是唯一的真理，因此对于这个结果还要继续批评，这就组成了哲学史。列入其中的，都必须具有现实批判精神：苏格拉底说，“要认识你自己”、第欧根尼为了反驳芝诺关于运动是不可能的“歪理”，直接走几步路。帕斯卡尔说上帝存在与否，不是一个证明的问题，而是一个打赌的问题，也就是在心里盘算着：究竟是相信上帝存在划算还是不相信上帝存在划算呢？你看啊：你信上帝存在，万一上帝不存在，你也没啥损失，可是万一上帝果真存在呢？你不就赢得一切了吗？这是在创造一个活生生的比喻，有情节的，又是抽象的，它深刻在于它其实并不是在说神学，而是在发明数学上的概率，这就是思想领域的“多钱一斤啊？请给我秤一公斤苹果”，也就是如何提问与操作？

至于之后的笛卡尔、卢梭、康德、黑格尔，都是批判他们所处时代的主流思想倾向，并且在这个过程中，一不留神将自己的批判哲学变成了后来的主流哲学，这些例子就无需我一一列举了。

对于曾经的批判者，还要继续批判，值得批判，是因为看得起你，看不起的平庸的思想，根本不值得正眼看它一眼。就像当代哲学家波普说的，能被证伪的才是科学，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那是根本就不靠谱的神学。什么意思呢？凡是真思想，都是有边界的，后来者的历史责任就在于越过原来真理的边界，为此，没有现实的批判，是不可能做到的。

上世纪80年代被萨特鼓舞起来的学者，现在却主张复古了。呜呼！我突然明白了，也许我高估了他们的初衷，就像一部老电影《大浪淘沙》，被淘汰的是泥沙，剩下的才是闪闪发光的金子。中国现当代历史中，很多弄潮儿的真实货色，只有在他们获得了实际权力之后，才暴露出来了。原来他们和他们曾经反对过的思想，是一伙的，而这个隐藏极深的东西，我们在当初跟着他们走的时候，根本就看不出来，而当我们看出来的时候，一切都晚了。

我们需要的，也许不是轰轰烈烈，而是扎扎实实跟着最具有批判精神的、最厉害的哲学家和思想家。学术从来就不单纯只是学术本身，有的学者认为自己“为学术而学术”，这个说法很老实，但根本就不可能。就像艺术天然就是政治的，是挑战现实的，哲学天然就是政治哲学。但是，所谓政治哲学，根本就不是统治者的政治哲学，而是一种接地气的批判现实人与人关系的哲学。

以上我说了“为什么时下中国很难出现真正的哲学家”，失望的心情反而能鼓舞人，“很难”并不是说“绝对不可能”。路就在脚下，一切取决于我们是否愿意去走。做人并不难，只要有兴趣、直率、简单，认准之后去做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