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今天的美国与 130 年前的美国，已大相径庭、判若两国。阅读这篇文章——如何认识今天的美国？，可通过如下关键词：有限政府、私人财产权、DEI、成文立法、非法移民、地方自治、司法权，来认识今天的美国。

美国今天政治、社会整体性败坏，来源于民情的败坏，其中的一个主要根源是民众大面积离弃基督信仰，这其中有着新教神学自身教条化、封闭化的原因，但知识分子群体性的败坏成为这一败坏过程中重要的驱动因素。

从18世纪至今两百多年来，欧美知识分子群体走向败坏的思想观念演变路径是：从启示神学走向自然神论，启蒙运动时代开启无神论序幕、走向理性自负，从功利主义、实证主义，走向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们开始大面积左倾，全面拥抱集体主义。

（一）自然神论

18世纪自然神论借着英国理性主义书籍，开始传入美国。马修.廷得尔于1730年出版的《与创世同样古老的基督教》一书深深影响了美国知识界，B.富兰克林、托马斯.杰弗逊、托马斯.潘恩等成为最早一批接受自然神论思想的美国知识分子。

所谓的自然神论，就是那些只承认一位上帝，不接受任何启示的人们之观念。潘恩说：“我相信一个上帝，没有其它的。我不相信犹太教会、罗马教会、希腊教会、土耳其教会、基督教和我所知道的任何教会所宣布的信条，我自己的头脑就是我自己的教会。”

在妄图构建新的启示体系——这一乌托邦愿景的驱使下，18世纪一批崇尚理性的欧美知识分子不知不觉就转向了自然神论。自然神论影响了许多文人墨客，他们的文学作品又反过来促进了自然神论的广泛传播。

富兰克林编纂的《格言历书》在当时美国的流行程度仅次于《圣经》；潘恩所著《理性时代》，传遍了美国的每一个村落，使成千上万人放弃了他们的基督信仰。

KarlMarx 说：“自然神论，至少对唯物主义者来说，不过是摆脱宗教信仰的一种简便易行的方法罢了。” 知识分子群体的神学观向自然神论滑落，持续下探之后就是无神论，唯物主义在英国四溢蔓延。

（二）唯物主义先驱培根

弗朗西斯.培根，唯物主义在16世纪英国萌芽时的先驱，主要代表作有《新工具》、《学术的伟大复兴》、《论科学的增进》等。

这是18世纪德国哲学家叔本华对培根的评价：“培根这个人毫无感恩之心，阴险狡诈、卑鄙下流、满脑子都是争权夺利。他在担任英国上议院议长和王国最高法官时，竟然习以为常地在民事诉讼中收取贿赂。遭到指控以后，他向贵族陪审团认罪，然后被逐出上议院、罚款4万英镑和囚禁在伦敦塔。”

培根之道德败坏的重大意义在于：这种堕落与其进步观念有着相同的起源。由于过分追求自然法则，他忽略了人的法则；在追求获得对事物的控制时，他失去了对自身的控制。

18世纪法国思想家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德国文学家G.E.莱辛，都是具有唯物主义思想倾向的自然神论者，其中伏尔泰还详细阐述了他的自然神论思想。自然神论成为18世纪欧美理性自负的知识分子群体的共同选择。

（三）以博爱取代基督信仰的卢梭

与培根一样，卢梭也是一个可憎的卑鄙小人。你能想象卢梭怎么样对待他妻子所生的五个婴儿？完全无视妻子的哭泣和恳求，他把他们一个个送进了孤儿院，依照当时孤儿院的状况，孩子们的唯一结果就是死亡。

卢梭是一个可憎的卑鄙小人，这正是他的自由观念所造成的。培根的道德败坏与此同理。有人说过，一种哲学体系常常只是某个人用来自欺欺人，隐瞒其最钟爱的罪恶的巨大脚手架。卢梭的学说体系就是如此，他总是试图证明自己惧怕任何形式的原则和约束是大有道理的。

卢梭坚称一个人就应该随心所欲，美德不再是一个人独处时内心深处的细弱呼声，不再提出自我约束的要求；美德已成为热情的一种形式，它将被提高到与激情同样高贵的地位。对卢梭而言，任何事情如果显示自身为一种责任或义务，那么这一事物就是不可忍受的，他只想主张权力，却不愿履行义务、承担责任。

卢梭拒绝接受对内心欲望的任何抑制，于是他就提出用对同类的同情来代替基督信仰，而且还把这种同情与个人权利和自由的强烈要求结合了起来。

培根主义者用量化的、力学的标准来代替人的标准，卢梭主义用所谓博爱来取代基督信仰，人的法则在上述两种情形下被严重破坏。培根和卢梭的思想，对近现代人类社会带来的破坏性影响极为深远。

卢梭的《论人类的不平等》成为1789年发生的法国大革命的主要思想驱动力，卢梭本人也被称为“法国大革命之父”。法国大革命注定成为人类历史长河中无法回避的一个里程碑事件，事实上今天的人类社会仍然置身在法国大革命的现在完成进行式中。

（四）空想社会主义

法国大革命促就了空想社会主义学说诞生，其代表人物是圣西文、傅立叶和欧文。欧文是边沁的追随者，边沁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创立的追求效用最大化的功利主义学说成为抹杀人的生命灵性的杀手锏，从此知识界对人之生命的解读被拉低到了动物的层面。功利主义思想创立至今，一直在持续腐蚀人类的生存状况。

圣西门抨击资本主义社会，致力于设计一种全新的社会制度。在他所设想的乌托邦社会中，人人劳动，没有不劳而获，没有剥削、没有压迫。

圣西门在《19世纪科学著作概说》中：“第一次把现代科学组织者的几乎所有特点集于一身。对物理主义和采用‘物理语言’的热情，统一科学并使其成为道德基础的努力，对一切‘神学的’即拟人论的推理方式的蔑视，组织别人的工作欲望（特别是通过编一部伟大的百科全书），用普遍的科学方式规划生活的愿望，无不表现其中”。

圣西门主义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其影响并不局限于社会与政治理论中，在文学与艺术界的影响甚至更为巨大。例如，它在法国影响了乔治·桑、巴尔扎克、雨果、欧仁·苏与柏辽兹等。而在英国它则影响了卡莱尔、穆勒等。受影响最深的还是德国。甚至老年哥德也受到了其影响，而整个德国文学界更是如饥似渴地吸收着它所赠予的营养。

更为重要的是，圣西门主义者与青年黑格尔派之间产生了奇特的姻缘。虽然少有人知，但确实整个19世纪都感受到了这种奇特姻缘的深入影响。当时的德国人格伦曾为此评论说：“圣西门主义就像一枚开裂的豆荚，它的外壳消失了，每一粒种子却分别在各处找到了土壤并生根发芽。”

（五）科学主义

圣西门的门徒孔德进一步发展了圣西门的社会主义学说，并创立了实证学，这成为科学主义早期概念的理论基础。其内涵主要是指利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排除形而上学，开启人类社会发展的实证阶段。这之后，逻辑实证主义进一步为科学主义概念的内涵提供了强大的思想资源，认为只有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才能保证人类获得真正的知识。换言之，“科学方法成为万能”。

进入20世纪，1929年三位奥地利学者哈恩、纽拉特、卡尔纳普发表《科学的世界观：维也纳学圈》，倡导用物理主义语言描述人文世界，并发起统一科学运动，推动科学主义在知识界进一步蔓延。

在这种彻底的科学主义理论指导下，纽拉特倡导在人类社会实施“计划经济”。其结局大家都看到了，二十世纪“计划经济”在全球的社会实践促就了极权社会的诞生，并引发惨烈的局域人道灾难。

科学主义的信徒、瑞典当代学者 Mikael Stenmark 认为，最强烈的科学主义表现形式是：“科学无边界。人类所有的问题和希望，只要假以时日，科学必能适当处理和解决。所谓科学主义，就是科学扩张主义。”

在科学观层面，科学主义概括了科学的特征，并将科学绝对化；在哲学观层面，科学主义强调形而上学的无用性，而只注重对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研究；在价值观层面，科学主义则将科学神圣化，把科学看作高于人类的本体，科学主义成为一种宗教信仰和偶像崇拜。

科学主义兴起的时代属灵背景是：18世纪的对基督教圣职制度的不信任，到了19世纪就变成毫无含糊地否认基督信仰。休谟与伏尔泰启发的那种怀疑主义已经在英国和美国泛滥成灾。

19世纪，爱默生将上帝矮化为“超级灵魂”，主张个人决断，并讴歌增长、变革，赞美一种不受妥协或古旧道理约束的自由。爱默生思想影响到的美国民众大大超出了超验主义者的小圈子，他成了19世纪美国社会反抗权威的先知。

罪存在于人类社会的个体是一个不可辩驳的事实，而爱默生则将加尔文主义的形式与信条一起抛弃，从未将罪的观念纳入他的思想体系中。

（六）实用主义

除了空想社会主义，卢梭思想在教育观领域促就了另一显著成果——实用主义教育哲学20世纪初在美国开始大行其道，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杜威是其典型代表。

杜威认为人性天然是一张白纸，无罪性可言，人性是可以通过教育、激励和惩罚等后天环境而塑造。而政府，以及政府控制的公立学校，可以成为培育人的有效工具。

正是基于这一理念，杜威于20世纪初在美国极力推广政府主导的公立教育。杜威和他的追随者认为，政府才是儿童的真正父母，政府有权掌控家庭，公立学校是培育“国家宗教”的思想基地。当然他们所说的“宗教”与基督教无任何关系，而几近于无神论。

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弃绝信仰，弃绝形而上的本源追问、超验洞察和先验引领。在杜威思想主领美国教育届百年后的今天，我们看到的图景是：一代代年轻的左倾自由主义、集体主义学子在这些常春藤名校中被锻造出来......

（七）正义论

20世纪下半叶，普林斯顿大学学者罗尔斯及其正义论思想粉墨登场。罗尔斯正义论曲解价值观秩序，将抽象的“公平”概念拎出来凌驾于一切价值观之上，提出所谓“公平即正义”的核心观点。该思想为两百年前法国大革命雅各宾党提出的“平等、博爱、自由”口号重新注入了活力，成为当今欧美社会追求结果平等运动的主要理论工具。

罗尔斯正义论思想将“人的权力”置于“上帝的善”之上，赤裸裸僭越上帝的公义和美善，这是知识分子群体两百多年来理性自负的一次总爆发。今天欧美各大高校知识分子群体中多数是罗尔斯的拥趸，罗尔斯正义论思想是欧美社会近二十年来走向诡异“政治正确”的理论之源。

今天的美国，由于不再以神圣或尊崇的心情看待任何事物，抛弃过往，伤害传统，并让所有学校、家庭和社会建制都变得游移不定，我们失去了过去的任何借鉴，并忽略了经验事实。

基督信仰在美国堕落后的今天，你所看到的情形就是：公权力之手肆意延伸，私人财产权得不到保护，言论自由空间日益收窄，司法权力日益工具化、武器化......，那些丧失了对上帝敬畏之心的人们，既没有拯救的盼望又不害怕审判，这些人让美国变成了一个火药桶......

2024年的美国大选，像一面镜子，也照出了天朝知识分子的真实状况，中国的公知们一边倒的左倾，敌视川普总统，反对川普总统代表的“小政府、大社会”保守主义思想。这些公知们的主张，就是“一手要福利、一手要自由”。殊不知，政府应承你供应一切，同时亦意味着你必将失去自由。

（八）左倾思潮

左倾思潮，可以说几乎就是激进思潮的同义词，这些思潮包括：

推动法国大革命爆发的以卢梭为代表的近、现代自由主义思想；

导致人类近现代文明日益被侵蚀的边沁功利主义、孔德实证主义；

以及最终在二十世纪让全球约一半人口陷入极权主义奴役境地的国家 社会主义（纳粹德国）、马克思主义（苏维埃）。

这些激进思潮流派的共同旨趣是：

认定人的可完善性和社会进步的无限性，相信可以将人塑造成神；

蔑视传统，拒斥基督信仰；

认可人的理性和冲动，认同物质决定论（可以让人幸福）；

主张政治均等化，蔑视社会秩序和权威，主张直接民主；

主张经济均等化，质疑甚至试图根除私有产权。

托马斯·索维尔在《知识分子与社会》一书中记述了20世纪一些知名的左倾知识分子：

1930年代，萧伯纳、罗曼·罗兰访问苏联后，为斯大林大唱赞歌；萨特考察纳粹德国后，评价希特勒统治的第三帝国 “与法国差不多”（此时，犹太人已经被关进了集中营）；二战前夕，罗素极力推动英国单方面裁军、削减军备；乔姆斯基曾经为柬埔寨红色高棉辩护……

人类左倾思想观念的渊源，就是人类的骄傲；左倾，其实就是人类的天性。任何人不用接受任何理论教育，都会自然而然倾向左倾的乌托邦构想，比如：妄想知晓、掌控未来的一切事物，期待尽善尽美的社会制度，渴望无微不至的社会保障……

在社会及政治学领域，试图寻找一种治国最优方案，一直是左倾现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努力的方向。然而具有保守主义思想观念的人很清楚，这是明确的理性自负。现代自由主义看上去高举了人类理性的价值，其实是高估了人类理性，使得人类理性不再是一个有限秩序，变成了对真理的僭越。

人类所有假冒真理的思想和行为，都是为了寻找关于这个世界、关于人类社会的最优解决方案，幻想把这个悲惨世界改造成人间天堂。

一个人要接受“有限政府和自发市场”的右倾价值观，都必须先经过“从左到右”的观念转变，克服天然的左倾冲动，开始树立消极的政治观——对世界保持谦卑、审慎，对人性保持警惕、悲悯。

托马斯·索维尔对各时代左倾知识分子的主要特征做出了如下总结：

对于人性抱持积极乐观态度；

对人类社会的现状不满，并将改造世界、拯救苍生视为自己的职责；

有明显的乌托邦情结；

支持价值相对主义、文明多元主义；

迷恋理性至上和理性主义；

迷恋科学和科学主义；

迷恋进步和进步主义；

迷恋物质和物质主义；

迷恋民主；

痴迷平等。

这些左倾知识分子通常迷信“制度和环境”， 而轻视“观念和民情”。因为迷信制度，他们拒绝相信“民主国家也可能发生选举舞弊”、“自由媒体也可能不公正”。因为迷信制度，他们固执的相信，一个国家只要有了人民主权和三权分立，宪政法治就会水到渠成、永不褪色，人民自然就会趋善避恶、永享太平，永远不会重复古代罗马人的命运。

因为轻视观念，他们只反对看得见的极权制度，却对产生极权的观念和民情视而不见。于是在不知不觉间，他们走向了自己极力反对的那一面。因为轻视观念，他们认为“适当比例的财富再分配不是道德绑架”，“福利政策不会伤害私有产权和权利平等”，而且 “有利于形成互助互爱的社会氛围”。

殊不知，人类是观念的动物，观念的后果不可估量。私产伦理和有限政府，无论以任何形式向权力或“社会”妥协，都是在向极权主义迈进。

结语

旧约时代，因着犹太人的信仰堕落，上帝兴起仇敌击打以色列民。让我们重温先知哈巴谷当时向上帝的祈祷诗：

“我听见耶和华的声音，身体战兢，嘴唇发颤，骨中朽烂；我在所立之处战兢。我只可安静等候灾难之日临到，犯境之民上来。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

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欣，因救我的  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