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社会总是时不时会出现一些奇葩现象，荒诞无稽，又令人啼笑皆非。
现在就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广东一幼儿园老师问孩童上学是为什么？孩童回答：上学是为了移民国外，想去英国，不想在中国住了。于是引起轩然大波，被当作“不当言论”立案调查！网上也展开了激烈争辩，赫然标题：“幼儿涉不当言论”、“涉事学校‘教育失职’已调查……甚至上升到爱国的高度，说幼儿园培养出“叛国小孩”。
是不是太扯了？当一个社会最小、且最应该远离政治的单位被政治覆盖，当一个不懂事的幼儿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被政治关注，提高到政治的高度，这个社会就政治化了！
所谓孩童“涉不当言论”的事件，是泛政治化的一种典型现象，是社会高度政治化的一种现象，很危险！这种现象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很普遍，现在却频繁出现，不能不令人担忧。实际上，即使这个孩童真的想移民，表达出来，本身也没有错。那可能是一个孩童的梦想。
一个4岁孩童，就其心智而言，说什么都是合理的，所谓童言无忌。我们不能按照成年社会的标准要求孩童。作为牙牙学语的孩童，他们想到什么就说什么，没有那么多顾忌。有评论指出，能够说出真相的也只有孩子了，对于孩子的回答，无所谓对错，我们应当允许他们想什么说什么，鼓励孩子说出真实的声音（《政治化到这个程度，也太扯了吧！》）
一点感想：如何教孩子说话？孩子应当怎样说话？这事极为重要。而我们教育中一个非常要命的问题，是要求他们说对的话，说好的话，说正确的话。在我看来，小孩子说话，最重要的是两点。第一，说他们自己懂的话，能理解是什么意思的话。这就意味着他们在说话的时候要思考，而不是鹦鹉学舌，人不是鹦鹉。第二，要让孩子逐步意识到，得对自己说的话负责，因为这话是你自己想的自己说出来的。鹦鹉学舌，完全不知道自己说的是什么，怎么会对自己说的话负责？如果在一个社会，人都不对自己说的话负责，会是一个什么样子？
超越AI大模型的“加拉帕戈斯”效应
1835年9月，达尔文来到东太平洋上的“加拉帕戈斯”群岛，走近了生物进化博物馆，并受启发创作了《物种起源》。“加拉帕戈斯”群岛上有很多物种，每个物种都在自我进化、自我迭代、自我演进，但一旦离开这些岛屿，就会因为无法适应新环境而死亡。“加拉帕戈斯”效应本质上是在一个孤立的生态系统中，构建了封闭脆弱的物种生态，缺乏普世性的竞争力。
从日本的软件、手机产业，到中国的SaaS、工业互联网、“AI四龙”，都能看到“加拉帕戈斯效应”的影子。
“加拉帕戈斯”效应1：日本软件产业。过去的30年，日本先后错过了互联网、云计算、AI、自动驾驶，这是日本在上世纪错过了软件产业，系错了“纽扣”，引发的系列连锁反应。1990年世界市值前十的公司中，有8家是日本公司，前七都是日本公司，IBM仅排第八。90年代进入软件主导的时代，日本信息技术产业开始与美国拉大差距。表面上看，软件工程师匮乏、质量低以及软件人才教育落后等等，但根本原因却在需求侧，在于日本的软件市场需求结构。1985年日本的定制化软件占比91%，而美国仅25%，日本将套装软件统一大市场，“肢解”为无数个项目制软件开发。是需求结构和质量，而不只是供给能力，遏制了日本软件产业的发展。
“加拉帕戈斯”效应2：中国SaaS产业。产业界曾掀起了对中国SaaS 产业发展的大讨论，《中国不需要SaaS》《中国软件行业几乎全军覆没》等文章，过去的10年是中国SaaS失去的10年，美国SaaS企业Top10、Top50的市值总大致相当于中国企业的17倍。
中美SaaS企业的市值总和差距也基本如此。中国SaaS走向到“项目制造+私有化”的死胡同。这也带来了两个后果：中国的“工程师红利”被稀释，中国有700万软件开发人员，远超美国430万，然而绝大部分陷入各类外包项目制交付中。中国的“场景红利”被分割。中国ICT软件和服务市场大部分为私有化项目制交付，中美服务器规模差不多，但美国65%是以标准化的公共云对外服务，中国只有28%。一个庞大的公共云市场可以孕育孵化更多更大的数字创新企业（安筱鹏《超越AI大模型的“加拉帕戈斯”效应》）。
一点感想：科学技术发展的动力，可能来自两个因素，一是好奇，即创新的冲动，二是较劲，或更广义的功利性目标。这两种动力都可能促进科技的发展，但结果会很不相同。远的不说，看看近些年来人工智能的发展，就能发现其中的差异。
服务业有15万亿的增长空间，但现在却出现减速迹象
就像正常人不需要每天吃五顿饭，一个房间也不需要装两台空调，食品消费具有明显的需求刚性，制造业产品的需求弹性也是有限的。当居民收入达到一定水平，这些基础的物质需求得到满足之后，服务消费是居民消费中弹性最大的板块，是扩大消费需求的重点领域和最具潜力的方向。
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经验显示，当人均GDP超过一定水平后，服务消费在居民消费中的占比快速上升。当前中国服务消费在居民消费中的占比约45%，明显低于日本的60%、美国的70%。假设中国服务消费占比达到与日本相当的水平，中国服务消费总额至少增长15万亿人民币，孕育着巨大的消费增长潜力。
然而，在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的关键阶段，被政策寄予厚望、最具潜力的服务消费领域，近来却出现了令人担忧的减速迹象。截至2024年底，服务业增加值占我国GDP的比重已经达到56.7%，成为影响经济增长和就业的举足轻重的力量。然而，2024年服务业增加值增长只有5.0%，明显低于5.7%的工业增速，这是多年来不曾出现的。更值得重视的是，服务业投资增速已经连续数年下降，到2024年底已经出现负增长（-1.1%）。
至今还有很多人认为，只有制造业创造实实在在的财富，而服务业不创造财富，甚至把服务业的发展同重视制造业对立起来，不少地方政府错误地把制造业占比当成高质量指标，片面强调提高制造业占比，从而影响了服务业发展（滕泰 、 张海冰《面对15万亿的增长空间，中国服务业如何加速？》）。
一点感想：这当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究竟如何看待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前些天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在劳动力备受排挤的背景下理解服务业，那也是一种再分配》。在今天的时代，我们确实需要一种新的眼光来看待服务业，服务业不仅便利生活提升生活品质，而且也可以对制造业的发展提供支持，更重要的是，在制造业已经无法容纳如此多的就业者的时候，服务业已经是就业机会再分配和财富再分配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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