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国家的历史与记忆，都会有一段不愿提及、但又不得不提、且不能遗忘的“特殊时代”。这个时代可能记录了他们最黑暗、最禁锢的岁月，可能封藏了他们最疯狂、最激进的意识，也可能保存着他们最痛苦、最悲伤的记忆。但无论如何，这样的时代都不应被遗忘，它应该明亮在每一个人的心里，永远对灾难铭记与警惕。

在中国，也有这样的时代。这一“特殊的时代”离我们并不遥远，但却由于种种历史的遮蔽，逐渐被模糊、被遗忘。人们对这一时代均有所耳闻，但却很少有人能真正走入它的内部，探究它的细节。所幸，有这样一些人，他们亲身经历了那一时代，并用自己真实的经历与感受，将那个时代在记忆中勾起，描摹出一个个悲剧的个体或群体，汇成一部部悲怆、又具有一手史料价值的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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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落花生的女儿》
特殊时代的个体——一曲女性命运的悲歌
落花生，是民国著名学者许地山的笔名。落花生的女儿出生于1933年，她幼年丧父，抗战中随母亲四处漂泊，好不容易迎来安定的生活，却在1958年的一场全国运动中被捕入狱。刚刚结婚三年的丈夫与她断绝关系，她的孩子也不幸流产。历经11年的狱中与劳改生活后，心灰意冷的她来到陕西农村，嫁给了一个目不识丁、离异带娃、大自己十岁的当地农民。

《我是落花生的女儿》，就是她晚年所写的一部真实回忆录。作者许燕吉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中再度揭开命运的伤疤，完成了这部回忆录。本书出版后不久，许燕吉便走完了她坎坷的一生，那一天，整好是她81岁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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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戴灰帽子的人》
特殊时代的个体——一位“革命者”的信仰崩塌
这本书的全名是《一个戴灰帽子的人：1960-1965 “文革”前夕，一位右派分子的迷失》。本书作者邵燕祥，生于1933年，14岁便加入了党的外围组织，一腔革命的热血。但心有信仰，依然逃不过历史的厄运，他自称“死在了1958”，那一年他被划为you派、开除党籍，心中崇高的革命信念，在现实的磨难下一点点崩塌。读这本书，不只是对历史的还原，更是一个真实个体对当时历史真实的心境反应。

▲1990年11月21日，邵燕祥先生在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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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鹅公坪》
特殊时代的个体——大时代下小村民的苦难与希望
这是一部既残酷、又温情的真实私人记录，它没有直接描摹时代的波澜向前，只是在回忆-作者在鹅公坪这个小村落的所见所闻，那些乡人邻里，成长故事。然而，时代的历史就在这份极其私人的记录之中：1975年河南特大水灾造成数百万灾民，其中53人赶着驴车、步行两个多月逃难到湖南的一个小乡村，这里就是鹅公坪，也是作者聂雄前的故乡。《鹅公坪》的故事从这里展开，用一个个细微的乡村人、乡村事，串起了从五、六十年代至今的大历史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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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狱琐记》
特殊时代的特殊群体——“反动分子”监狱众生相
这是一本视角极为独特、且以后不会再有的书。很多人记录那个时代，要么从大时代写起，要么从个人遭遇写起，而王学泰的《监狱琐记》，则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记录了那个时代因政治原因入狱的人，是如何在监狱中生存度日的。

他们如何吃穿、看病、看电影？如何接受审判与回答问题？以及最后如何平反？等等百态。王学泰以自己入狱三年多的亲身见闻，描摹了那个时代一群特殊“狱友”的众生相，记录了一个个真实的案件审判，他们有著名导弹专家、钱学森的同学徐璋本，也有普通工人，甚至地痞流氓，然而在时代的洪流面前，他们都是“平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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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有病，天知否》《故国人民有所思》
特殊时代的特殊群体——思想改造运动中的“知识分子”
如果说知识青年是那个时代属于年轻人的特殊群体，那么已然历经半个世纪苦难的老“知识分子”群体，则是那个时代最具有悲剧性的人群。特殊年代，首当其冲的是一个个已有声名与成就的知识分子，老舍、梁思成、沈从文、冯友兰、周培源、马寅初...他们的故事已为大多数人所知，然而作者陈徒手翻阅大量被封尘的原始资料后发现，我们所知道的与所认知到的，只是历史真相的九牛一毛。于是才有了陈徒手《人有病，天知否：1949年后中国文坛纪实》《故国人民有所思：1949年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侧影》这两本出版殊为不易的书。

对特殊时代的历史回忆，虽然有很多，但是能出版成书的却少之又少。尽管这些书籍只能描摹出那个巨大时代的狭小一隅，但仍是公众了解那段历史不可多得、甚至唯一的窗口。以上六本书，分别从不同的视角、用不同的方式记录了那个时代，四部私人回忆记录，两部“知识分子改造”研究。这样的书有再多也不会显得重复繁冗，因为在每一本不同的书中，我们都能发现一段让人悲伤、震惊的不为人知的隐秘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