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纽约时报发文指出，在21世纪第三个十年开启之际，美国教育体系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结构性震荡。当联邦政府的教育政策从提升学业成就转向意识形态管控，当两党都将教育议题异化为文化战争的筹码，这个曾被视为社会流动核心引擎的领域，已然沦为政治博弈的牺牲品。

一、教育议题的政治异化：从能力建设到身份对立

美国教育政策的转向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特朗普政府将教育治理异化为意识形态清洗的战场，其第二任期内推行的“教育解放”行动，实质是以行政权力重塑教育话语体系。通过取消联邦学业评估、终止教学策略研究、发起针对种族与性别议题的调查，教育政策彻底沦为政治表演的道具。这种转变在数据层面得到印证：国家教育进步评价报告（NAEP）显示，阅读成绩跌至30年最低点，40%的大学生因缺乏实质技能而辍学，但白宫发言人却将此解读为削减教育预算的依据。

民主党阵营同样陷入认知迷局。在维护教育部存续与对抗预算削减的被动防御中，其教育议程逐渐窄化为“反对右翼书禁”与“免除学生贷款”的符号政治。前教育部长阿恩·邓肯（Arne Duncan）称：“这个国家既没有教育目标，也没有衡量目标的指标，更缺乏实现目标的战略。”当两党都将教育简化为选票算术，教育质量提升这一核心诉求反而被边缘化。

二、教育改革的失败轨迹：从标准驱动到目标迷失

回溯本世纪初的教育改革轨迹，其兴衰逻辑具有典型意义。小布什政府推出的《不让一个孩子掉队》（NCLB）法案，通过标准化测试构建起全国性的问责体系，客观上推动了低收入学生学业成就的阶段性提升。但这种以学业测试为中心的教育治理模式，很快异化为应试训练的温床。当纽约州20%的学生家长选择抵制州考，当学校为提升数学阅读成绩而压缩社会科学课时，教育改革的合法性基础已然崩塌。

奥巴马政府推行的《每个学生成功法案》（ESSA）成为改革退潮的标志性事件。这部本应延续教育问责传统的法案，最终演变为对既有改革成果的全面否定。民主党与教师工会的利益捆绑，使其教育政策逐渐偏离学业成就提升的主轴。当公立学校将18个月的停课期包装为“扩展教育使命”的胜利，当教育投入转向心理健康服务而非核心课程建设，教育改革的初心已被彻底异化。

三、技术时代的认知挑战：从数字赋能到注意力危机

教育领域的数字化转型正在制造新的认知困境。疫情期间设备普及率从45%跃升至90%的表象下，隐藏着深刻的认知危机：8岁儿童日均屏幕时间超过1小时，多任务处理模式严重损害深度阅读能力。罗德岛历史教师乔恩·戈德（Jon Gold）的课堂实践揭示了技术依赖的悖论：当学生被迫回归纸质阅读时，其理解能力反而显著提升。这种认知回归折射出数字原住民时代的教育难题，即如何在虚拟与现实、碎片与系统之间构建平衡。

教育技术的滥用正在制造新的不平等。低收入家庭学生因设备依赖陷入“数字贫困”，而精英学校却通过限制技术使用维系认知优势。这种技术鸿沟与既有教育差距形成叠加效应，使教育公平问题愈发复杂。当教育政策制定者仍在争论“是否禁用手机”时，技术对认知发展的深层影响已被系统性忽视。

四、教育实践的突围路径：从知识灌输到能力重构

在联邦政策缺位与州级治理碎片化的夹缝中，地方教育创新正在孕育新的可能。路易斯安那州高地小学的实践具有启示意义：通过构建以历史为核心的跨学科课程，该校在提升低收入学生阅读能力的同时，培养了系统的知识结构。这种“知识导向”的课程改革，本质上是对NCLB时代“技能至上”主义的矫正。

职业教育领域的变革同样值得关注。KIPP特许学校网络开始调整“大学优先”的单一路径，转而建立与劳动力市场的直接对接。空调维修、放射技术等蓝领职业认证被纳入课程体系，学徒制项目与雇主评价体系的结合，使职业教育摆脱了“次等选择”的污名。这种转变暗示着教育目标的重构，即从学历获取转向能力培养，从身份标定转向就业准备。

五、重建教育共识的可能：从政党博弈到社会契约

当前教育困局的本质，是教育作为社会契约功能的崩溃。当两党将教育简化为文化战争的武器，当利益集团将学校异化为政策租金的提取场，教育提升人力资本、促进社会流动的原始功能已被严重削弱。重建教育共识需要超越政党利益的格局：建立全国性的学业基准体系，构建以证据为基础的政策评估框架，重塑教育投入与学业成就的关联机制。

地方层面的创新实践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路径。马萨诸塞州民主党众议员杰克·奥钦克洛斯（Jake Auchincloss）提出的“一对一辅导计划”，阿肯色州共和党参议员汤姆·科顿（Tom Cotton）推动的“学徒制税收优惠”，这些跨越党派的提案暗示着新的政策可能。当教育工作者、家长群体与政策制定者开始围绕认知发展、职业准备等具体议题展开对话，教育政策的去政治化进程或许能够开启。

六、结语：在混乱中重建教育理性

美国教育正站在十字路口：是继续沉沦于政党博弈的漩涡，还是在专业理性与公共利益的基础上重构治理框架？历史经验表明，真正有效的教育改革从不是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而是教育实践者、政策制定者与社会公众的持续对话。当40%的大学生因技能缺失而辍学，当低收入家庭儿童的教育机会持续流失，重建教育作为国家优先事项的共识，已成为关乎国家竞争力的战略抉择。这场静悄悄的教育革命，或许正在教室的黑板前、在教材的修订中、在师生对话的瞬间悄然发生。

更多信息请参阅：

https://www.nytimes.com/2025/05/10/us/education-politics-learning.html

 编译自：
纽约时报，2025-05-10

编译者：
上海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 周诺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