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八年前,我在上证报开设的第二个专栏“工商名人堂”(后来集结成小书《CEO智慧》出版于2003年)里曾说,“临做一件事,青年人别过于追逐它的利润;成年人别过于计较它的成本;企业经理更要精于盘算不做它的风险;而政府官员则更需勤于思索不做它的好处。” 随着市场规范的演进,人们选择的丰富,和笔者见识的扩展,我们来重拾如何抉择的话题,或许对大家追求各自幸福和组织效益会有所帮助。
至于探讨的路径,还是依旧,以个案来说“ 教” 。理由如我在《CEO智慧》前言中所解释的:除非同类事情内在逻辑清晰,变量少而关联可以确定,就不适合采用科学方式,通过实验验证其因果关系,再普遍化为“法则”、“规律” 之类的,然后据以举一反三地套用。 个人追求自身幸福的努力,或企业竞逐经营成功的活动,正需要在事件边界模糊,后果信息不明,因果联系错综、取舍利弊混沌的情状下,做出选择和决断。于是,要汲取前人和邻人的成败经验,合适的方法大致就落到了历史诠释和故事描述之间。使用个案,引申出其中的教益,因而适得其所。
引用个案来启发答案的另一个理由,是人的确受到榜样的强烈驱动。人类在克服艰险困阻的努力中,尽管再三再四地受挫,但一旦有一个同类应战成功了,我们的信心便会大长。这个成功的孤案会瓦解我们内心的束缚,应战成功的机会就不绝如涌。莱特兄弟飞离了地面不到一分钟,旬月之间全球的飞机就不断涌现;林白上校飞越大西洋不到一年,女士都接踵突破了更远的航程;英国人在尼泊尔土著的帮助下登上珠穆朗玛峰之后,王石就相信登顶对他也是迟早的事了…… 总之,人们在求变创新时,是不会受制于以前的“统计规律”的,他们凭恃的是 “非理性”的信念:只要有一个人获得了成功,就被引为楷模,构成自己起而应战的动因。
这里先来介绍美国著名管理学家吉姆·柯林斯对决策的看法。柯林斯的两本名著,《基业长青》和《从优秀到卓越》,都有了中译本,而且常被中国读者引用,影响广泛。
柯林斯核对了他多年来对企业高管的访谈记录后发现,贯穿杰出人士决策活动始终的关注点,不在于决定做什么,而是决定由谁来做,大都是人事上的决策。
柯林斯总结道,这是因为,世界从根本上说是不确定的,所以决策总是围绕未来会怎样,你在未来的位置和角色如何,来做出的。应对不确定未来的关键之选择,就是你要和合适的人在一起,成为你工作和生活的伙伴。
记得王石在冒险登顶珠穆朗玛峰后,回忆了他在困守中苦待队友从基地送氧气瓶上来所亲历的艰难,设想他要对自己的伙伴没有坚固的信念,如论如何坚持不下来的;而要是他在组成团队时所选非人,他也必死无疑了。选对你的同伴,可以说是风险事业成功的第一要义。
柯林斯以美国的富国银行为例,来谈企业应对风险环境的决策。里根总统胜选上台之前,业界就已明白银行业取消管制的冲击即将到来,但没有人确切知道结果会是怎样。何时开始解禁?采取何种方式?对银行业将产生什么影响?当时富国银行的CEO库里(Dick Cooley)坦率地承认,自己其实并不知道将怎么做,才能够在取消管制中胜出,不确定的因素太多了。明白自己无法形成明确的思路,也做不出一套有效的方案,但库里清楚,银行应该建立起一支精干的管理团队,能对取消管制后的种种状况迅速应对,至少在竞争同行之前就能反应。库里的决定实际上是一组人事的决定,也就是找到能够应付将来不确定局面的团队的那些人,来积极响应未来的挑战,不论将来会发生什么。其后几十年来的结果,富国银行力压群伦脱颖而出,靠的就是那个团队。巴菲特对富国银行取得的成果大为称赞,还成了它的第一大股东。
库里的这个决定,貌似简单,却很不容易做到。从富国银行的案例在决策意义上,起码有两条教益值得注意。
第一是坦诚。面对不确定的局面,领导要坦然承认“我不知道”,别自欺欺人假装知道,自以为有招,或是令同事和下属以为自己有招。而要在一定范围内说实话:“我现在还不知道,我知道的是公司必须要做对。”通常在一个企业组织,一把手让别人参与进来,为的是要大家认同自己已经做出的决策。使人产生一种印象,既然你在CEO的位置上,自然比其他人知道更多,更高明更有决断。CEO更应该做的,其实是让自己能够听到更有见地的想法。
第二是全力找到真正管用的人。除了坦诚,CEO还必须体认,别让自己的权位和个性阻碍最有建设性信息的获得。首先是团队成员本身的素质,要那种不畏权位、能独立思考的人,而不能是应声附和之徒,在所议的事理之外有其他的计较。其次领导也要创造良性的互动氛围和奖惩机制,善于用富有启发性的问题来引起对话和交锋,特别要奖励能给自己的想法挑出毛病的成员,以此减少由于势位和个性导致偏离现实的可能性。毕竟,团体作业的目的并非简单的共识——表面的文章未免太容易做了,而是多元参与充分碰撞之后,凝练而成的行动方案。
因此,从他的团队及追随者的素质,往往就能判别一个CEO是不是真正出类拔萃的决策者。若要待到决策真的实施见到结果,不但得等很久,恐怕也已经难以挽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