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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王辉耀，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中国国际人才专业委员会会长

美国新政府今年上台以来，频频在教育、就业、移民等领域“动刀”，引发一系列国内外连锁反应。近月来，其对哈佛大学的一纸“国际禁招令”，更是将美国“人才出走”话题送上热搜。

结构性挑战削弱美国高校吸引力

近年来，美国高等教育体系面临一系列结构性挑战，包括财政拨款削减、学费不断攀升、公立高校商业化趋势加剧，以及意识形态对立下的学术环境受损等。这些变局正对美国高校的正常运行、学术生态和青年人才的发展路径构成多重冲击。一些高校甚至出现裁撤基础学科系所、冻结博士研究项目、压缩国际学生名额等现象。当前，美国高校面临的困局主要体现在六个方面：

一是财政危机与经费结构出现失衡。一方面，美国各高校在财政方面受到严重掣肘，各州的州教育拨款持续削减。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多数州大幅削减对公立高校的拨款。根据美国城市研究所数据，2023年美国各州人均高教支出较2001年实际下降了15%以上。另一方面，高校学生经济压力增加。由于经费短缺，美国高校转而依赖学费弥补财政缺口，导致中低收入家庭学生负担沉重，部分高校出现“入学率下降-预算削减-教育质量下降”的恶性循环。同时，美国高校的运营成本上升，人工成本、基础设施折旧、信息化改造及疫情防控支出持续攀升，影响了科研投入。

二是学术岗位萎缩与“非正规化”趋势明显。在学术岗位方面，美国大学的终身教职岗位出现收缩。据美国大学教授协会（AAUP）数据，现今全美约70%的大学教职属于非终身制岗位，稳定就业机会减少。这一现象导致“临时学术工人”增多，大量博士毕业生被迫转向讲师、访问学者或科研助理等低薪、无保障岗位，造成人才浪费。

三是政治极化对高校治理形成干扰。随着美政府政策干预对美国高校的影响越来越大，高校的教学与研究内容均受到影响。例如佛罗里达州政府限制教授讲授种族与性别相关议题，引发教师抗议与辞职潮。此外，越来越多的美国公众开始质疑大学的价值观。例如，保守派舆论指责高校“左倾”“精英主义”，影响政府对高校的拨款态度，也引发学生家长的不信任。

四是科研生态面临全球竞争。美国高校在基础研究领域投入增长乏力。相关数据表明，美国联邦科研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持续下降，已从20世纪60年代高峰时的2.1%降至当前的不足1%。同时，许多美国高校的科研项目受到意识形态审查。例如在气候变化、人工智能伦理、枪支暴力等研究领域，都会受到明显的政治干预，一些研究计划遭冻结。在全球科研竞争中，美国高校还受到来自欧盟、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强烈冲击，尤其在绿色技术、生物医药、新材料等前沿领域，美国高校已不再享有明显优势。

五是国际化能力衰退。美国高校的国际学生人数明显下降，由于政治干预，国际学生的签证审批周期延长、地缘政治紧张与校园安全问题使得国际学生转向加拿大、英国、新加坡等国。美国国际化能力的衰退还体现在外籍学者流失，工作签证难获、移民路径不明，许多外籍博士后选择在合同结束后离美赴他国发展等。

六是公众信任危机与合法性挑战。美国“学历贬值”与“债务危机”共存，大学学位含金量下降。学生们的贷款负担沉重，早已成为政治焦点议题。在美国社会中，高校在社会分化中呈现“精英孤岛化”趋势，民众日益认为高校远离现实、缺乏社会责任感。

这些结构性挑战是政治极化、经济压力、人口变迁与技术革命共同作用的结果，其影响已超越国界，成为考验全球教育治理的试金石。短期内，美国的科研优势仍存，但其学术自由、教育公平与全球吸引力正遭受侵蚀。长期来看，若无法在政治意识形态与学术创新需求之间找到平衡，美国可能丧失其在高等教育领域的领导地位，而全球教育格局将迎来更加多元、竞争与协作并存的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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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9月15日，在爱尔兰首都都柏林，参赛选手们在第30届欧盟青少年科学家竞赛开幕当天展示科研成果

实际上，新冠疫情后全球高教格局已在悄然重构，欧美高校的“主场优势”不再稳固，新加坡、加拿大、澳大利亚、中国等国家高教机构在科研资源、移民政策、生活成本等方面对全球人才构成新的吸引力。越来越多原本扎根美国的优秀博士生、博士后、青年学者，选择跳出“传统路径”，向外输出，形成了美国人才的“出口潮”。

美国科研人才外流加剧

美国在20世纪至21世纪初成为全球“人才灯塔”，其作用不仅体现在科技领先本身，更在于为美国构建了一套将智力资源转化为国家实力的完整体系。然而，随着美国政治环境等发生变化，一些外来人才与移民被视为“威胁”，美国人才生态体系开始瓦解。

特朗普首个总统任期内，美国政府大幅缩减科研经费，使美国科研生态遭受冲击。一份引发巨大争议的计划的实施使华裔科研人员在工作中面临诸多限制和阻碍，许多华裔科研人才选择离开美国。美国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的研究显示，2010～2021年，共有19955名华裔科学家在美国开始职业生涯但最终前往其他国家，离开美国的华裔科学家从2010年的900人增加到2021年的2621人；普林斯顿、麻省理工等多所美国名校进行的联合研究称，2019～2021年间，有3878名华人科学家离开美国。

特朗普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美国政府进一步大幅削减研究经费，停止大范围的联邦资助科学研究，系统性瓦解美国科研体系的资金根基，导致美国多所高校和科研机构陷入困境。

“裁员风暴”、“退群”行为、移民和签证政策的排外倾向等，加剧了科研人员职业发展的不确定性。新关税措施也加大了美国陷入经济衰退的可能性，就业变得更为困难。

据了解，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预算削减56%，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削减40%，直接导致8万余名研究人员面临失业风险。例如，哥伦比亚大学因未满足政府对中东研究项目的监管要求，被取消4亿美元联邦拨款，传染病防控等科研项目被迫停摆，裁员180人。这种“定向打击”使高校陷入财务危机，哈佛大学2025财年预算缺口达27亿美元，被迫冻结招聘并削减教授薪资25%。

在此背景下，许多来自美国以外的科学家和科研工作者开始思考自己的生活和事业。英国《自然》杂志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受访的1608名在美国从事科研工作的科学家和学者中，超过四分之三正考虑离开美国，欧洲和加拿大是首选的移居地。对此，法国在3月初便启动“科学安全之地”项目，投入1500万欧元定向吸纳美国学者；瑞士洛桑大学的美国学者申请量激增5倍；德国马普研究所、英国剑桥大学则在人工智能、生物医药领域开出优厚条件。

据欧盟委员会5月14日消息，欧盟委员会将通过“地平线欧洲”2025年工作计划投资超过73亿欧元，以增强欧洲的科研创新引擎和全球竞争优势，加速欧盟的绿色和数字化转型，提升欧洲的竞争力。其中，欧盟委员会将启动一项新的“选择欧洲进行科学研究”试点项目，该项目将为早期职业研究人员提供更多支持和机会，包括有竞争力的津贴和期限更长的合同，旨在使欧洲成为吸引研究人员的磁石。同时，新加坡等亚洲国家也在积极吸引美国人才。

文章选自《环球》，2025年第1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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