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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闻周刊》提出第四代大学正在崛起这一论述,是基于高等教育领域和整个社会出现的哪些新变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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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新闻 | 作者:赵越 | 2025/7/3 14:08:05 | 浏览:13 | 评论: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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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飞:大学在人类教育发展中不断变革升级。实际上,1088年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和1200年法国巴黎大学的诞生,标志着第一代(中世纪)大学出现,其核心是知识传授。1810年柏林大学创立,开创第二代(近代)大学,形成“大学自治、教授治校、学术自由、教学与科研统一”理念。1904年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提出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三大职能,至此开启第三代(现代)大学时代。概言之,从博洛尼亚大学的经院哲学传授,到柏林大学的注重科研和自由探索,再到威斯康辛大学的社会服务实践,大学的每一次迭代都呼应着人类文明的跃迁。 进入21世纪,随着AGI技术的迅猛发展,大学教育迎来了新的变革契机,第四代大学应运而生。以可汗学院(Khan Academy)、奇点大学(Singularity University)、密涅瓦大学(Minerva University)为代表的新型大学,以及以斯坦福大学为代表的锐意改革研究型大学——比如,斯坦福大学倡导"开环大学(Open Loop University)”,展现出与以往不同的特质。国内以南方科技大学、上海科技大学、西湖大学、深圳理工大学、福耀科技大学为代表的新型研究型大学亦先后成立,它们按照“高起点、小而精、研究型、国际化”的办学定位,聚焦服务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大力推进产教融合、科教融汇,致力于集聚一流师资,打造一流学科,培育一流人才,产出一流成果。第四代大学群体性出现和崛起,本质上是技术革命、教育范式与社会需求迭代共同作用的结果,其逻辑根基可从三重维度解析。 首先,AGI时代技术变革重构知识生产与人才培养逻辑。通用人工智能(AGI)的突破正在颠覆传统教育的知识传授模式。一方面,AGI作为“超级知识载体”,使标准化知识传递的边际成本趋近于零,传统大学以“知识灌输”为核心的教学体系面临根本性挑战。奇点大学利用人工智能分析学员认知特征,生成动态学习路径,同时通过虚拟仿真和增强现实技术打造沉浸式教学场景,如让学生“操纵原子”学习化学,就是应对这一挑战的典型案例;另一方面,AGI催生的“人机协同创新”成为主流,未来人才需具备“驾驭技术而非被技术替代”的能力,这要求大学从“知识仓库”转向“价值创造实验室”,培养学生定义问题、跨学科整合与伦理判断的高阶素养。例如,密涅瓦大学通过“沉浸式”跨学科项目,让学生在AGI工具辅助下解决真实社会问题。据《自然》杂志2024年报告,全球TOP100科技企业中,67%的研发岗位要求跨学科背景,而传统大学专业壁垒已难以匹配这种需求。第四代大学通过“科教融汇”机制,将科研课题直接转化为教学项目,实现人才培养与技术革命的同频共振。 其次,教育范式从“标准化培养”转型为“个性化赋能”。工业文明时代形成的“批量生产人才”模式,正让位于数字文明下的“个性化发展”需求。第四代大学的核心突破,在于将教育目标从“传授既定知识”转向“激发个体潜能”。以线上大学可汗学院为例,其基于AI的自适应学习系统,能为每位学生生成专属知识图谱,而线下新型研究型大学如西湖大学,让学生从大一起就参与实验室课题,这种“科研浸润式”培养彻底改变了传统课堂的单向输出模式。更深层的变革在于教育价值的重构。第三代大学(如威斯康辛大学)虽强调社会服务,但仍以知识应用为核心。第四代大学自觉将“创造社会价值”作为重要职能,使大学从“社会服务参与者”升级为“创新生态建构者”。 再次,社会治理倒逼大学成为应对全球性挑战的核心场域。气候变化、老龄化、科技伦理等全球性议题,倒逼大学突破“象牙塔”边界。第四代大学通过三种方式重塑社会角色:一是作为“创新枢纽”。OECD 2025年报告指出,全球GDP增长中,“创新溢价”贡献率已达63%,而传统大学的知识生产模式对创新溢价的拉动效率正在下降。第四代大学通过“政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实现从“人才输出”到“创新输出”的质变;二是作为“文明对话平台”。密涅瓦大学要求学生在四年内辗转全球七个城市学习,培养跨文化治理能力;三是作为“伦理校准器”。斯坦福大学设立“AGI伦理研究院”,将技术研发与哲学思辨结合,防止科技发展偏离人文轨道,推动“人机对齐”(Human-AI Alignment)和科技向善。 综上,第四代大学的本质是打破传统边界,通过科教融汇、产教融合、全球协作,特别是与AGI的深度融合,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推动高等教育从“知识传授”向“价值创造”转型,矢志成为社会创新的核心节点、科技革命与产业升级的关键动力和人类未来的文明引擎。同时,培养出有社会担当和健全人格、有职业操守和专业才能、有人文情怀和科学素养、有历史眼光和全球视野,有创新精神和批判思维的拔尖创新人才。 《中国新闻周刊》最近几年建立的新型研究型大学,不约而同将发力点放在“新工科”上,如何理解这一现象?有分析认为,目前部分高校的传统工科在教学和科研领域,已经落后于行业内领军的高新技术企业,如何理解这一观点,新型研究型大学能否破局? 徐飞:传统工科教育存在三重脱节。一是知识体系脱节。比如,传统机械工程课程仍以内燃机为核心,但产业已转向氢燃料电池;微电子教材亦滞后芯片制造工艺3代以上。企业因贴近市场,研发迭代速度远超高校。二是培养模式脱节。线性学科架构难以应对诸如“光刻机研发”(需光学、材料、控制、AI等协同)等复合问题。华为“天才少年”计划招聘的多为跨界人才,恰暴露高校学科藩篱之弊。三是创新效能脱节。高校论文导向与产业需求错位。某顶尖大学5年积累2000篇自动驾驶论文,但真正产业落地的关键LiDAR技术专利却在企业手里。“新工科”成为第四代大学的战略支点,既源于技术革命的迫切需求,也源于对传统工科教育痛点的系统性反思。 第一,传统工科落后于产业现象背后的结构性矛盾。“传统高校工科落后于高新技术企业”的观点,在特定领域确实成立,其本质是“学术科研”与“产业创新”的价值导向差异。其一是科研选题逻辑不同,高校传统工科项目多源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学术导向课题,而华为、腾讯等企业的研发更聚焦“用户痛点”;其二是技术转化效率差异,高校科研受职称评审、成果归属等规制制约,从专利到产品的周期平均为8年,而企业研发通常遵循“6个月快速迭代”模式;其三是实践场景缺失,传统工科实验室设备更新滞后于产业一线,某重点高校机械学院的数控机床仍以FANUC 0i系统为主,而特斯拉上海工厂已全面应用西门子Sinumerik 840D sl系统,导致学生毕业后面临“设备脱节”问题。 第二,新工科力求成为应对科技革命的“桥头堡”,成为国家科技自立自强的关键载体。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核心领域,如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生物技术、新能源等,本质上都是“工科+”的交叉产物。以量子计算为例,其发展需要物理学、计算机科学、材料科学的深度融合,而传统工科按“机械工程”“电子工程”等细分专业培养的人才,难以胜任这类跨学科挑战。据工信部统计,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领域的人才缺口将达470万,而传统工科毕业生中仅有19%能直接满足这些新兴岗位需求。新型研究型大学通过“靶向培养”,正试图填补这一缺口。当前,新工科建设呈现学科边界重构、科研范式革新、产业需求前置这三大特征。以前置产业需求为例,南方科技大学与大疆创新共建“无人机系统工程”,课程设置由企业技术路线图倒推,学生毕业前需完成大疆提出的“复杂地形自主避障”实战项目。 第三,新型研究型大学的破局关键,在于构建“产业需求驱动科研、科研反哺教学”的闭环。为此,需要重构师资结构,比如,要求新型研究型大学工学院要有一定比例的教授拥有企业研发背景;与此同时,变革科研组织。福耀科技大学实行“PI制+项目制”双轨制,教师既可以申请学术基金,也可承接企业“揭榜挂帅”项目。此外,注重嵌入实践场景,使“产教融合”真正落地。值得指出的是,新工科并非否定传统工科的学术价值,而是在扎实基础研究的基础上更注重“工程科学”——在基础研究与产业应用之间搭建桥梁。如上海科技大学在纳米材料领域的研究,既发表于《自然·材料》等顶刊,又同步申请多项发明专利,实现“学术影响力”与“产业价值”的双重突破。 《中国新闻周刊》目前,国内几所新型研究型大学招生人数普遍较少,比如深圳理工大学2024年招生120人,西湖大学2024年本科招生人数为90人,福耀科技大学2025年招生人数则为50人,远远小于传统高校每届几千甚至上万人的招生规模,如何理解这一现象? 这是精英化策略还是发展瓶颈? 徐飞:招生规模的“小而精”,本质是新型研究型大学对“精英教育”与“创新生态”双重定位的必然选择,其背后蕴含着对高等教育本质的重新审视。 首先,精英化培养致力于从“规模扩张”到“质量深耕”的范式转向。传统高校的大规模招生源于工业时代“批量输送技能型人才”的需求,而第四代大学的使命是培养“创新领军者”,两者的人才定位存在重大差异。一是培养模式的高投入。新型大学普遍实行“小班化+导师制”,师生比一般为1:3~1:5,导师制成为标配,福耀科技大学甚至为每个学生配备4个导师:学业导师、科研导师、书院生涯导师和企业实践实训导师。若扩大招生规模,资源稀释将直接影响培养质量;二是个性化发展的必然要求。新型研究型大学探索实行英才班学生“一人一方案”,根据学生兴趣定制科研方向。密涅瓦大学采用“苏格拉底式研讨课”,每节课不超过19人,确保每位学生都能深度参与思辨。显然,这些做法难以适配大规模招生;三是科研沉浸的现实约束。新型大学强调“本科生参与科研”,相较传统高校其人均科研资源(工位、仪器设备、经费)投入将在10倍以上;四是培养范式的创新需要。低年级本科生即进入实验室需精细化过程管理,密涅瓦大学“全球轮动课堂”(四年遍历7国)模式,若放大至千人乃至万人规模无疑将失效。 其次,办学定位突出从“教育机构”到“创新生态节点”的角色重塑。新型大学的小规模招生,还与其作为“创新枢纽”的定位密切相关。一是科研与教学的深度融合。传统高校的教学与科研常存在“两张皮”现象,而新型大学通过控制人数,实现“科研反哺教学”的无缝衔接;二是社会资源的精准整合。小规模办学便于大学与企业、科研机构建立紧密合作,其资源密度在大规模办学中难以实现;三是小规模是“创新压强”的必要条件。正如激光通过聚焦产生高能量,有限资源集中于尖端领域更易突破。奇点大学就是少数顶尖人才以技术奇点理论为根基,聚焦生物技术、纳米技术、人工智能、能源等指数型增长的前沿领域寻求突破;四是教育创新的试验性质。作为新生事物,新型大学需要通过小规模办学降低试错成本。比如采用8年制“本硕博贯通培养”试点,根据前三年学生发展数据动态调整培养方案,这种“迭代优化”模式若在大规模下将难以操作。 此外,“小而精”是对比参照全球顶尖大学的“小规模密码”。事实上,小规模办学是世界顶尖研究型大学的共同特征。加州理工学院年招本科生230-260人,MIT每年招收约1,100名新生,其中大约有800名本科生、200名研究生和100名转学生,但其创新产出能力远超许多大规模高校。这种模式的核心优势在于,一是学术共同体的凝聚力。小规模社区便于形成紧密的学术网络,斯坦福大学的“胡佛研究所”与各院系交叉协作,催生了互联网、人工智能等领域的突破性成果;二是教育品牌的差异化定位。新型大学通过“小而强”建立识别度,如密涅瓦大学虽无校园,却凭借独特的培养模式吸引全球顶尖生源,其录取率低于3%,远超哈佛的4.9%;三是对社会需求的灵活响应。小规模办学使大学能快速调整专业设置。 需要明确的是,“小规模”并非终极目标,而是发展阶段的选择。随着办学资源积累与模式成熟,部分新型研究型大学可能逐步扩大规模,但“质量优先”的原则不会改变。如南方科技大学从2012年首招本科生188人到2025年稳定在约1400人,用13年时间实现了规模与质量的平衡,这一经验为同类大学提供了参考。再则,“精英化”并非排斥公平,而是通过“小而精”的试点探索新培养模式,再将成熟经验向更大范围推广,在生态层面上构建“核心突破-辐射带动”网络,实现创新溢出效应。 《中国新闻周刊》以新型研究型大学为代表的第四代大学,还可以在高等教育的哪些方面进行探索? 徐飞:第四代大学的崛起,不仅是办学形式的革新,更是对高等教育体系的系统性重构。除已重点提及的科教融汇、产教融合外,其探索方向还可延伸至五大核心领域。 (一)推动教育评价体系从“论文导向”到“价值创造”的范式革命 传统大学以SCI论文、科研经费为核心的评价体系,已难以匹配创新型人才培养需求。新型研究型大学应尝试构建“多元价值评价”体系。一是拓展学生评价维度。可采用“能力矩阵”评估学生,包括批判性思维、跨文化沟通、问题解决等核心能力,取代传统GPA。在本科生毕业要求中,明确“科研成果转化”“社会服务贡献”与“学术论文”具有同等权重;二是革新教师评价机制,比如将“企业技术攻关”“产业标准制定”纳入教师考核;三是科研评价破“唯论文”。通过设立“应用研究特区”,对致力于解决卡脖子技术的团队,采用“技术成熟度(TRL)”评估。简言之,评价改革的深层意义,在于引导大学回归“解决真实问题”的本质。 (二)AGI驱动的教育技术融合“沉浸式学习革命” AGI不仅是教学工具,更将重塑教育的时空边界。一是深度应用智能教学系统。可汗学院的“AI学习伙伴”能根据学生答题数据实时生成知识漏洞图谱,准确率达92%;上海科技大学试点的“虚拟实验室”,通过VR技术让学生在虚拟环境中完成核物理实验,安全性与成本控制均优于传统方式;二是创新人机协同培养模式。斯坦福大学“AI辅助科研”项目中,学生与AGI系统共同设计实验方案,AGI负责文献检索与数据建模,学生专注于假设提出与逻辑验证,科研效率提升3倍;三是构建终身学习体系,打破“学历教育”界限。值得关注的是,AGI应用也带来伦理挑战。新型大学可探索设立“教育技术伦理委员会”,确立“技术辅助而非主导”原则,明确AGI不得替代师生面对面思辨,其开发的AI作文批改系统仅提供建议,最终评分仍由教师决定。 (三)跨文明教育培养“全球问题解决者” 在全球化与逆全球化交织的时代,第四代大学应成为文明对话的桥梁。一是构建跨国培养网络。实际上,密涅瓦大学的“全球轮换制”让学生在旧金山、柏林、布宜诺斯艾利斯等城市学习,课程结合当地社会问题,如在印度班加罗尔探讨“数字鸿沟治理”;南方科技大学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共建“粤港澳—东南亚创新学院”,学生需完成跨区域联合科研项目;二是全球性议题导向教学。有条件的学校可开设“全球健康治理”课程,学生与世界卫生组织专家共同分析埃博拉疫情应对,力争将形成的政策建议纳入WHO技术报告;三是文化多样性融入培养。比如通过开设“撒哈拉以南非洲发展”研讨课,要求学生完成深度调研报告,从而使毕业生在参与“一带一路”项目时更具竞争力。这些教育创新的目标,旨在培养超越单一文化视角的“世界公民”。据QS 2025年调查,参与跨国培养项目的学生,其全球问题解决能力得分比普通学生高47%,这正是第四代大学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实践响应。 (四)大学治理实现从“科层制”向“网络化”组织进化 传统大学的科层制管理已难以适应创新需求,新型研究型大学正探索扁平化、柔性化的治理模式。一是学术决策去中心化,可实行“教授委员会轮值制”,重大科研方向由跨学科教授小组共同决策;二是校企协同治理机制,通过聘请企业高管直接参与专业设置与培养方案制定,确保教育与产业同频;三是形成柔性科研组织形态,比如可设立“跨学科创新单元”打破院系壁垒,根据项目需要灵活招募教师和学生。总之,治理创新的核心是让大学成为“自组织创新系统”。 (五)社会功能从“知识殿堂”向“创新生态核心”进发 第四代大学应超越教育机构的传统定位,以创新生态系统构建为抓手,主动衔接产业变革需求与社会发展痛点,通过搭建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协同网络,成为驱动社会变革的枢纽。作为创新生态的核心,第四代大学不仅培养具备跨学科思维、实践能力与社会责任感的创新人才,更要成为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的链接节点。通过整合高校基础研究优势、企业应用研发需求、政府政策支持与社会资本力量,形成“基础研究—技术开发—产业落地—社会服务”的闭环。同时,以气候变化、公共健康、数字治理等全球性挑战为导向,通过跨学科交叉研究与开放式创新平台,推动多领域知识融合与技术集成,为社会变革提供兼具前瞻性与实操性的系统方案,真正实现从知识生产单元到社会创新引擎的范式升级。 徐飞简介: 徐飞 博士,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美国哈佛大学、MIT高级访问学者,出版著作20余部。历任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西南交通大学校长,上海财经大学常务副校长,现任福耀科技大学常务副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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