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成30年，经济停滞的同时，日本女性地位为何从高峰跌入谷底

1、从“要四个男友”到“老公出轨媳妇道歉”

“平成新女性需要有四个男朋友，跑腿君（开车接送女性的男人）、买单君（帮女性吃饭付账的男人）、礼物君（给女性送礼的男人）以及本命（真正准备结婚的男友）。”1991年，日本一家女性杂志社发表了一篇题为《平成新女性的四个男友》的文章，文中写下了这样一段在当时广为流传、让人想起一些中东风俗的反向的说法。

同一年稍早一些时候，著名化妆品牌资生堂推出了他们当年的年度广告，海报中，一个穿着时尚靓丽的“平成新女性”傲然高居于前，身后则是数名衣着高雅、长相帅气的男人向她鞠躬致意，下方的广告词则这样写道——“生为女人，简直太棒了。”（女に生まれて、よかった）

1991年，是日本进入平成时代的第三个年头，也是日本泡沫经济最高涨的时期，同时高涨的还有此前十余年中一路高歌猛进的女性经济和女权运动。无论是“平成女性的四个男友”还是“生为女性，真的太好了”，似乎都在标志着曾经地位低下，被认为是丈夫和整个家族的附属品的日本女性已经随着日本经济的腾飞解决了她们的权益问题。女性不仅获得了与男性平等的地位，甚至大有“翻身做主人”反过来居于男性之上的势头。

但真是这样吗？

处于这如梦似幻、被众星捧月中的日本女性们不会想到，仅仅二十年后，她们的地位会再度一落千丈，从择偶共识从要四个男友的平成新女性再度沦落到“只要是个正常人，就可以嫁”的地步。

镜头一转，时间来到2017年。此时刚好平成时代还有三年就要结束的“平成末年”。

这一年也发生了一件事——号称前“日本最美女主播”的小林麻央因患乳腺癌去世了，年仅35岁。短短几年内，人们看到了一个绝代美人怎样形容枯槁、然后香消玉殒。

更令人咋舌的时，她的丈夫、歌舞伎艺人海老名藏当着媒体的面痛哭流涕，但仅在妻子去世两个星期后，就被拍到与其他女子约会、并在酒店出双入对。

事实上，不仅在小林麻央去世后，哪怕是在她生前、甚至是在她患病期间，海老名藏也曾多次被爆出出轨传闻，但身为其妻子的小林麻央不仅不谴责，而且还帮着丈夫掩饰，甚至向公众道歉——“是我作为妻子没有照顾好他，给大家添麻烦了。”小林麻央在媒体面前曾这样说。

事实上，成为“梨园妻”（日本对于歌舞伎演员妻子的专属称呼）的小林麻央本就为丈夫付出了很多，为了嫁入“梨园世家”，她不仅放弃了自己如日中天的播音主持事业，婚后也不能闲着，要学习茶道、花道、书法、礼仪、料理等等；还必须熟悉歌舞伎的历史、习俗以及将近200多个剧目。 除此之外还要兼具秘书和助理职责，对外要负责招待好来捧场的客人们，对内要安排调整好丈夫的演出时间，据媒体爆料，小林麻央婚后一度每天只能睡三个小时，还要因为照顾不周遭受公婆甚至丈夫的指责。

如此多的付出，居然还没有换来丈夫的感恩和忠诚。甚至要在丈夫出轨被曝光时替他道歉……

可能更令人感到费解的还是，在经历这一切之后的海老名藏最终也没有被打上渣男的标签永久社会性死亡，恰恰相反，他依然是日本最具人气的歌舞伎演员——甚至你可能还看见过他，在2021年举办的“2020年东京奥运会”上，海老名藏代表日本做了开场歌舞伎演出。

记得我当年看这段演出、并听到主持人报出海老名藏这么名字的时候，满脑子都是媒体对他背着妻子同时招两个女性到自己家幽会的旧闻、以及小林麻央的早逝。

随之而来的，是一连串的疑问。

日本女性，你们为什么不愤怒？

“平成新女性”的高傲到哪里去了？

曾一度高歌猛进的日本“平成新女性”，是怎样恰恰在平成时代迎来史诗级的大溃败？

女权和女性地位为何从巅峰滑落、一落千丈的呢？

一个女性权益看似已经提升的国度，会重新跌入如此的深渊么？

想探究这些答案，听我慢慢为您梳理这背后耐人寻味的逻辑。

2、虚火过旺的女权繁荣

其实，如果细细追溯起来，日本“平成新女性”的女权高峰，本来就如同日本的泡沫经济一般，是一场镜花水月、基础不牢的空中楼阁。

欧美女权运动的长足发展和女性地位的极大提升，与两次世界大战有极大的关系——总体战一开始，男性都应征上了战场，工厂、企业、政府机关不得不大量雇佣女性加入工作，女性在获得工作话语权和工资所支持的经济独立地位后，更进一步的萌发了平权、独立的思想，再加上基督教文化中本就存在的男女平等精神和19世纪女权运动的启蒙。多种力量最终共同催熟了20世纪欧美女性地位的最终提升。

但反观日本，情况却完全不同，与东亚其他国家相似，受传统文化影响，女性在日本本就被视为男性和家族的附属品，20世纪下半叶日本的经济腾飞中，其实没有变革这种基本观念，社会的工作主体和话语权主导者依然是男性。

甚至更进一步的，经济腾飞、日本男人兜里的钱变多了，还更进一步不仅把自己的妻子视为了“奢侈品”——娶一个漂亮、贤惠的妻子，不仅放在家里惬意、舒心，而且带出门好看、有面。这成为了昭和时代末期（上世纪80年代）许多日本成功男性的共识。

于是一种风潮就产生了，那就是“雄竞”——豪华跑车、名牌西装本质上都是工业品，可以以敞开了生产。但漂亮、高压、贤惠的年轻女性就那么多，别人先下手抢到了就没你份了。“择偶焦虑”于是随着日本经济的腾飞与过热，开始在日本男性当中蔓延。

于是慢慢的，花高价请女性吃饭、送名牌奢侈品、请女友出国旅游、许诺供养女性的一切等等交往方式开始在昭和末年的日本男性中蔓延，有钱的男性们为了争夺“美女”这种稀缺资源狂掷金山银海，囊中羞涩的普通男性们为了讨上老婆就只能选择“跟庄”——我没钱，但我愿意付真心、花时间啊！甚至我愿意贷款给你消费啊！

当时日本普通男性的这种贷款也要供追求对象消费的观念，其实就特别类似于前些年中国的“舔狗经济”，它们本质上都是一种东亚文化男性把女性作为追逐、消费对象后，一旦“卖方市场”形成后，“商品价格”水涨船高后所产生的结果。

而毋宁说，在这种风潮高峰的时代，日本女性们过了一段异常舒爽的日子——手握男人们垂涎欲滴、个个追捧的性资源么。况且泡沫经济时代劳动力紧缺，女性也能很方便的找到会社上班，自己本就挣着一份不低的工资，日常消费还由追求者几乎全额买单，什么购房、婚后储蓄之类的完全不需要自己发愁。这手头这么多钱可怎么花啊？

于是在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日本女性的消费能力空前高涨，最夸张的年代，日本都市女性的平均消费力达到了男性五到八倍——不是女人比男人更能挣钱，而是男人挣了钱也大部分都给女人花，女人挣了钱则全给自己花。这你可怎么打？

手中的钞票，其实就是最好的选票，一时间，日本的很多新兴百货大楼、奢侈品店里不仅所有服务都专门面向女性，甚至有些楼层的厕所都是女性专用的，还设立的专门的俗称“老公寄存处”的场所，该场所一般紧邻结账柜台，女性进商场买买买，丈夫或男友在“老公寄存处”抽抽烟、翻翻报纸，等结账的时候负责刷卡消费，成了当时的常态。

更进一步的，不仅商场，连媒体也开始向女性倾斜——因为男女性的消费力差距实在是太大了，报纸、杂志发表讨好女性、谈女权的报道和评论往往能获得更好的销量甚至直接的资助。于是日本的报刊杂志一时间都开始热谈“女权”。

什么“平成新女性应该找四个男朋友”之类的暴论，就是在这种风潮下产生的——颇为讽刺的是，由于日本职场男性主导的常态并没有改变，所以炮制这些“女权主张”的媒体编辑部大部分其实都是男记者、男编辑组成的。一帮大男人天天聚在一起开会检讨，讨论本刊下周写点什么文章能让女读者更开心，这个场面想想颇具魔幻现实主义喜感。

但怎么说呢？媒体本质也是一门生意，累死累活上班挣钱，谁跟钞票有仇呢？虽然钱包在男人们那里，但钞票怎么花的权力却握在女性们手中。不写让女性开心的文章，难道等着破产倒闭么？男编辑、男记者们也由老婆要养、有女友要追么。

于是昭和末年的社会舆论也在消费力指挥棒下迅速转向了对女性的极端友好。涌现了大量“男女权作家”。

但这一切，都是偶然，是偶然就有结束的一刻。

3、从“男女对立”走向“不打人就嫁”

1990年1月，日本央行开始有意刺破泡沫，平成大萧条开始，偶然结束了。

起初，日本“女性至上”的风潮并没有随着经济的掉头向下迅速终结，像资生堂这样的企业还能在第二年喊出“生为女人太好了”这样的口号。但这只是女性时代“最后的晚餐”。

随着经济寒冬的到来，日本男人们发现自己的钱越来越难赚了，以前为了追女生很多人可以一掷千金，约会吃一万日元每人的豪奢大餐都是起步价，但现在不行了，会社降薪、甚至倒产，男人们自己一个月的生活费也就几万日元，花钱就越来越肉疼了。

所以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出现了一些男友，会在女方正式提出分手时要求对方返还自己的赠送的奢侈品等物件，甚至有人闹到为此打官司。

女性们最初当然只是觉得自己遇人不淑、遇上了“下头男”，甚至发帖到当时刚刚开始兴起的BBS上抱怨。而此举又引发了青年男性们的不满，他们也开始上网与这些女性对线、掐架，女的骂男的“小气”，男人骂女人“只看重钱”“钱包小偷”（放在今天中国大约就是“捞女”的意思），日本的男女对立问题开始在这个时期凸显。

然而忙于互相掐架的双方，其实没有意识到一个根本问题，那就是——似乎随着经济停滞陡然尖锐的日本男女关系，本质上不是因为男人或女人们突然变小气了、讨厌了、贪婪了，而是日本的经济盛宴结束了。

由于把美女、贤妻当奢侈品追求的传统东亚文化没有改变，在经济上行期里，女性作为“商品”的购买价格当然水涨船高，但经济下行时，卖方市场变买方市场，这个价格也必然如一切奢侈品、投资品一样出现回落，甚至暴跌。男女对立问题的加剧，其实只是这种暴跌的一个表象。

但是经济泡沫破碎给女性带来的麻烦并没有就此结束，泡沫经济时代，日本由于经济过热曾经出现过一个毕业生就业时就能拿到三家公司内定的情况，劳动力的稀缺让原本在职场受到歧视的女性也可以挑起了工作，并对工作提出各种要求。而在讨好女性的媒体有意的推波助澜下，这种要求一度发展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比如有职场女性对男上司频繁发电子邮件给自己提出抗议。日本很多公司随后在媒体的倡议下形成了男上司给女下属发邮件不能连续超过三封的潜规则。

诸如此类的规则还有很多，比如加班、出差、忘年会，等等等等，女性在表面上争取到了工作上的性别特殊待遇的背后，其实也推高了自己的用工成本，在日本职场形成了“女员工就是麻烦多”的潜意识。

在经济过热时代，企业当然不得不忍了。但随着经济泡沫的破裂，大学毕业生从一人挑三份工作到三个人抢一份工作，职场女性的麻烦就来了——不少企业为了裁员增效，开始加大工作量、甚至提出一些女性无法达到的严苛要求，变相逼迫女性辞职走人。有些职场女性急了，提出了“女性也可以和男同事一样拼命”的口号，但企业也有自己的小算盘啊——你说女员工可以当男员工用？但男员工可以当畜生用啊！“社畜”的说法在这个时代应运而生，极致工作内卷、996加班中，女性才发现体力和生理真的不允许她们和男同事一样卷，一样拼。

于是不少女性不得不从公司辞职，重新进入婚恋市场，想找个好男人嫁了。

但大量急婚女性的短时间涌入，极大的改变了日本婚恋市场的性别配比，女性们发现“三高”（高学历、高收入、高身材）的男人找不到了，转而走向“三平”（平均收入、平均相貌、平均性格），再进一步沦落为“三低”（低姿态、低风险、低束缚），最终沦落为“三不”（不家暴，不欠债，不出轨）。

若还是没有办法挑中如意郎君，很多陷入贫困的女性就不得不走向“风俗业”。是的，日本的风俗业与色情电影业正式在经济泡沫破裂后走向繁荣期的，这背后有两个推动因素，一是女性的贫困导致了“生产”的廉价化，另一方面，被“平成新女性”的高要求深度打击、又被性别对立、性骚扰诉讼搞得厌女的日本男性们发现，原来通过去歌舞伎町买春或者看小电影的方式也可以解决自己的生理需求——甚至是心理、情感需求——随着从事行业的女性的增加，日本可谓在该方向上玩出了花，什么散步、膝枕、女仆咖啡，男性需求的崇拜、安慰、青睐等一切诉求都有专门的行业提供。这让大量的男性选择了不再走入恋爱和婚姻。这就客观上加剧了日本婚恋市场从女性占优的“卖方市场”向男性挑剔的“买方市场”转移。

然后“好嫁风”“大和抚子”等一系列在经济泡沫时代被认为是旧时代糟粕的“女德”，到了平成末年就又回来了。

至此，我们似乎可以回答文章开头提出的那个疑问——像小林麻央这样才色兼备的贤妻的惨死，为什么没有激起日本女性的愤怒？为什么她的丈夫海老名藏没有社死？

回答是，可能在日本女性们眼中，小林麻央虽然被追捧为“最美女主播”，但仍然时平常人家的女孩，她成为梨园妻已经算是高攀进入豪门了。属于“终场前进了压哨球”的幸运儿。她的丈夫给了她地位、身份、金钱和（最重要的）一生的保障，小林麻央就应该以委曲求全、忍气吞声、甚至低人一等去作为交换——现在在日本肯嫁人的女性，谁又不是抱着这个心态呢？相比之下，小林麻央甚至是幸福的，她毕竟以自己的青春靓丽和名气以婚恋的方式实现了阶层跃迁，这是当今大部分日本普通女性现在已经不敢抱有这个奢望了。

据《朝日新闻》报道，2021年度日本人口和社会安全调查结果显示，在18-34岁的日本年轻人中，17.3%的男性和14.6%的女性有终身不婚的意愿，男性走入婚姻的谨慎程度要高于女性，而与之相对应的，日本女性的贫困率较高，特别是单身女性。

根据统计，日本单身女性的贫困率约为32% 比男性高出近十个百分点。这意味着，单身女性在日本面临更大的经济压力，并相对更迫切的希望通过婚姻改善自己的财务状况。而大量男性则把娶老婆视为一种“累赘”和经济负担，有钱有需求去银座、秋叶原、新宿消费不好么？干嘛想不开结婚啊？

相比之下，愿意娶小林麻央、给她阶层跃迁的海老名，可不就成了“还行”的男人了么？

小林麻央和大量同类日本女性们的遭遇，是日本女权运动“平成大溃败”的一曲悲歌。

4、绝叫，You are the only

本文的题目叫《绝叫》，这其实是一本我前几年看过、并爱不释手的日本长篇推理小说，虽然该小说后来被改编成了同名日剧，但我还是建议有兴趣的读者朋友看一下原著。因为作为一本社会派推理，作者叶真中显在小说中讨论的很多日本女性所面临的真实困境，是改编电视剧所无法传达的。

在我看来，这本小说的主角阳子的人生，几乎就是一个经历经济繁荣而后泡沫崩溃的日本女性的写照，她的父亲在泡沫崩溃后不堪养家重负抛弃了家庭，阳子自己不得不在经济萧条期对女性空前不友好的就业环境中一边忍受职场歧视，一边用“媚男”的态度幻想嫁给一个如意郎君。随后工作和择偶要求一再降低，阳子沦落风尘，还不能自救，最终成为了“恶女”。

但我觉得最耐人寻味、并具有象征意义的，其实是该小说的结尾（为了不剧透，我不描写细节了）——被日本复兴的男权社会压迫的阳子，最终没有把复仇的利刃对准男性，而是伤害了和她同样挣扎中的女同胞。

这其实是一个极好的暗喻——

女性主义，或者说女权运动，在我们聊起这些词的时候，往往倾向于把女性作为一个同进退、共荣辱、彼此天然互助的群体。

但事实上，在真实的两性博弈、推演中，女性很多时候其实不是共同面对博弈的战友，反而是竞争对手——在泡沫经济时代享尽性别红利的时期，女性作为一个群体提出了很多高要求，但当经济增长的潮水褪去，穿着华贵泳衣的人和裸泳者开始高下立判——年轻貌美、受过良好教育、或者见微知著、情商高的女性依然可以优先“找个优质男嫁了”，活得比较滋润。而被泡沫经济时代女权的很多负资产“架起来”的普通女性，却不得不咽下高不成低不就的苦果，甚至面对女同胞在择偶战争中刀枪剑戟、明攻暗算。

女权运动，给弱势女性带来的性别集体主义幻觉，其实从不存在，虚火过旺而不切实际的激进女权口号帮不了你——You are the only，终究，无论男人还是女人，你都要独自面对自己的人生。

于是，当经济停滞，女权运动的虚火退潮、女性的内战，或曰“雌竞”，就必然重来。

悲哀的是，阳子所代表的日本女性，其实一辈子都在雌竞，如上野千鹤子所说，从出生开始，日本女性从没有逃脱男性为她们圈定的规则，哪怕是提出“新女性要有四个男友”时，哪怕是去夜店找牛郎时，甚至哪怕是往丈夫便当里倒下水道清洁剂时，依然是。

这是日本女性真实的绝叫。

5、几句多余而惹人厌的话

本来文章写到这里，已经比较完美了，但我老毛病犯了，遏制不住“劝世”的臭毛病，忍不住多说两句——说两句可能会得罪一部分读者的话。

据说，像我这样男性作者，根本没资格聊怎么搞女权——除非我要表达的观点是：女性女权作家说的好棒、好对、好感人！

但是如果允许我对日本女权的“平成大溃败”做一点反思，问一句：如果一切可以重来，日本女权怎样搞可以避免失败？我能想到的解法是什么呢？

首先，不可否认，日本女性、以及几乎所有东亚儒家文化圈的女性，她们所面临的文化开局是恶劣的，传统东亚社会把女性作为男性附属品，甚至用以彰显自己地位的奢侈品的思想，那样顽固的存留在这些国家文化中。

但是，这种文化残留，在某些时候反而会造成女性权益、或者准确的讲女性性别红利的“虚假繁荣”——比如在日本经济腾飞，国民收入呈几何级数翻番的年代，兜里突然有钱、或者至少对未来有了有钱预期的日本男性，优先想要砸钱解决的，就是他们的婚恋问题。于是女性会一下子掌握极大的消费权，而现代商业社会，钞票就是选票，会出现大量讨好女性、甚至极端媚女、提出过激性别口号、靠“打拳”为生的商家、文化人以及商家文化人。

可是，日本女性在这种“虚火过旺”中本来应该擦亮眼睛，日本女性地位本来是起步较低、先天不足的，一口吃不成胖子，步子迈的太大容易扯淡，女性的主攻方向，不应该是什么“平成新女性要有四个男友”“男上司连发三封电邮以上就是骚扰我”之类的反过来把男性踩在脚下的过激口号。

她们本可以明智一点、策略一些，利用手上的话语权优势，把日本某些现代性不足、对男女普遍不尊重的“人格权利”提升上去——比如，日本的加班文化实在是太盛行了，企业应该限定最高加班时间，尊重员工的休息权。

别觉得这种需求跟女性权益无关，它其实堵住了泡沫破裂之后企业让员工过度内卷的路，而如果没有过度内卷，女员工就不会在无底线的加班拼命中输给男员工，后续的很多女性权益跌落问题就不会发生。

所以女性权益的初阶，是男女共同的权益，在这些权益上，中下层男性与女性本来应该是同盟军，而不是对手，他们本应共同争取共同权益。

可是难题就在这里——人类总是短视的，像争取男女共同权益这种事，很多时候太难，还要像大手企业乃至体制提诉求，见效慢，个体女性又没有实感。与之相比，“想跟高贵的新女性交往就该多花钱”这样的口号更容易得到普通女性们的青睐——实现不了，做做梦也是可以的么。

再加上商家和女权作者们大多数都是逐利的，什么讨大多数女性开心，传播广他们就谈什么，于是谨慎、冷静但明智的渐进女权主张消失，日本女权主张在泡沫经济的狂潮中越踢越过火，最终在泡沫破裂之后刚极而折。随之而来的是男女对立、结婚率骤降和女性地位的反不如昔。

将来有机会，我们还可以聊聊韩国女权的故事，可以说，由于相似的文化背景和发展曲线，韩国的故事与日本可谓异曲同律，只是晚了将近十年而已。

甚至放眼整个东亚，由于特殊的文化底色使然，迄今为止，极少有国家或地区能逃离这个女权从虚火过旺到骤然脆断、男女对立、今不如昔的周期律。只是各自在不同阶段而已。相比之下，日本作为最早经历这番阵痛的国家，现如今反而可能在谷底看到了一丝绝望中的希望——今天的日本，还想结婚的男女性在搞“婚活”彼此约会的时候，一般都会AA或者轮流买单，像彩礼、男方独力买房，以及“舔狗”“捞女”这些曾经存在的现象更都早已成了明日黄花。甚至连一度兴盛的地铁“女性专用车厢”也几乎名存实亡了。日本女性在冷静后重新认识了自己和异性，女性终身就业率逐年上升，像“三低”（低姿态、低风险、低束缚）这样的择偶诉求，其实也蕴含着择偶观的冷静与期待彼此尊重。

令和时代的日本女性，或许真有翻身的希望么？

只是，这样弯路，是不是本可以不走？一代、两代甚至三代女性从虚火高峰、到绝望低谷所发出的“绝叫”可否不再在其他东亚国家重演？

恐怕很难，人性的本质是贪婪而自私，而舆论传播的秘诀，就在于“激进者生存”。一片赚流量者都把调门扯到极点的时刻。不知还有多少人，能看我这个双方都不讨好的人，说这几句不中听的陈芝麻烂谷子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