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0日，中国农历春节过后的第二个工作日，北京迎来了去冬今春以来的第一场雪。这次降雪是北京60年来冬天降雪最晚的一次。降雪无疑缓解了北方旱情，有利于农作物生长，而收成好了也会舒缓不断增加的通货膨胀压力。

　　有预测认为，由于农产品价格上升，以及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中国产品成本继续增加，1月份消费物价指数CPI或许继续创出新高，北方持续旱情则加剧了市场对农产品价格上涨的预期。

　　正是在物价不断上涨情况下，中国央行在2月9日提高了存贷款利率。此轮加息虽在意料之中，但央行在节后第一个工作日即行加息，则具有信号意义，显示未来价格上涨压力犹大。

　　对于中国政府而言，2011年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抑制通货膨胀，抑制通胀的最重要货币工具包括三个，存款准备金比率、利率和汇率。

　　提高存款准备金比率可以直接减少商业银行可贷款资金数量，起到收缩流动性作用，因而持续提高存款准备金比率，就成为中国央行应对“热钱”和流动性泛滥的主要手段。但仅有数量型工具还不够，央行还需要不断加息，以避免负利率，从而抑制企业和个人的过度投资行为，管理居民通胀预期。

　　这两个政策工具都是反周期手段，直接应对通胀。但人们应该知道，中国的通胀形成复杂，从货币角度看，既有短期美元泛滥因素，也有中期货币超发原因，更有长期国际收支失衡问题。

　　这样看，调整存款准备金比率和加息，目的在于解决近期的资金需求旺盛问题，但若解决长期困扰中国的货币增发现象，还得改革汇率形成机制，加快人民币升值步伐。

　　今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连续创出新高，2月10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报6.5849，连续第三个交易日创出汇改以来新高。而在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1月访美前夕，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曾经创造连续6日创新高的情况。因此可见，人民币自主升值速度加快，这有利于中国解决长期以来存在的潜在通货膨胀问题。

　　人民币汇改加快，意味着中国对汇率问题产生了新的认识。中国经济长期依靠出口拉动，外向型增长模式创造了中国经济奇迹。不过“重商主义”并没有看到这样一个问题，奇迹就意味着非正常，经济增长速度不正常，则意味着提供这种非正常增长的经济制度环境也是非正常的。笔者认为，中国为了刺激出口，扭曲了要素定价机制，包括汇率、利率、工资等要素价格都受到抑制。要素价格扭曲的结果是，在促进出口同时，也造成贸易条件恶化、资源和能源过度消耗、劳动力价值低估、社会财富分配失衡、货币存量大幅增长等深层次问题。如果这样看，因人民币升值而导致的出口产能过剩，其实是对过度增长的纠错。

　　汇率政策既是贸易政策，也是金融政策。合理的汇率水平可以促进贸易，但失衡的贸易收支却可能给宏观经济带来负面影响。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TO）后，获得了广阔的外需市场，这促进了中国出口，并因此带动了经济增长。不过，当出口部门要求汇率等要素定价机制偏向鼓励出口时，这加大了中国持续获得贸易顺差的能力。不难发现，中国出口高速增长的十年，也是货币存量迅速增长的十年。由于房地产市场吸收了过量流动性，这客观上减轻了实体经济价格上涨压力。但随着流动性不断扩张，以及在政策打压下房地产需求受到抑制，过多的货币存量最终要在价格总水平上体现出来。

　　中国通胀主要原因在于货币增发。增发来源有两部分，一部分是长期顺差导致的外汇占款而促成基础货币增发，另一部分是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时超量发行的货币。

　　因此，为了抑制通胀，除了提高存款准备金比率和加息外，还得加快人民币升值速度。虽然短期可能刺激“热钱”流入，但央行通过提高存款准备金比率，实际可以对冲这部分流动性。正面效果是，升值在短期内可以起到降低进口大宗商品价格作用，长期则可解决国际收支顺差和外汇占款过多问题。

　　就抑制通胀而言，加息和提高存款准备金比率更像在前台表演，而人民币升值则是在幕后活动。应对通胀，加息和升值一个都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