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辉，毕业于西南大学新闻系，长期在出版社从事编辑工作。

【正文】
应试教育的本质是教育“选人”的次要职能反噬了“育人”的主要职能。教育的本职是教育、培养学生，而考试，仅仅是为了在一段教育结束后，选拔出优秀者继续教育，是一个服务于“育人”的辅助职能。但结果却是考试这个辅助职能反噬、扭曲了教育本身。之所以会如此，究其根本则在于考试所考能力并非那些最重要的能力，而是那些最容易测量的能力。

批判性思维、思维多样性、想象力、创新、提问、独立思考……这些能力虽然是反映一个人是否卓越的关键，却很难测量，无法凭借一张考卷快速考察出来。因此只能通过考察那些容易测量的能力、有标准答案的知识来完成升学筛选。

实际上，考试所考察的能力，比如语言能力、逻辑思维能力、抽象思维能力、分析一篇文章结构的能力、快速寻找关键信息的能力乃至在限定时间内答完题所需要的思维敏捷性，本身确实也是很有用的（但不稀缺，价值有限），但并非体现一个人真正卓越的核心能力（才真正稀缺，价值无限）。而社会、家长都是以升学结果来评判学校优劣的，这也就导致了学校乃至学生本人只着重于这些可测量的知识与能力的学习。又因为竞争激烈，导致了这种对于知识的过度复习以及在非核心能力方面的“军备竞赛”。

北京大学郑也夫教授在《吾国教育病理》一书中认为，在这种激烈竞争的“军备竞赛”下，即便考试内容换成所谓素质教育所提倡的“体音美”，也只会导致学生由厌恶语数外变为厌恶“体音美”。而实际上，语数外知识及其所指向的语言能力、写作能力、抽象思维能力、逻辑思维能力等是比“体音美”更有用与重要的知识与能力。因此，他认为应试只是中国教育的症状，“军备竞赛”才是病灶和病源。

不过我认为，应试教育的最大问题并非“军备竞赛”，而是因为考试方式的局限所导致这种竞赛赛道偏离。“体音美”固然不是正确赛道，但那些核心能力的竞赛显然是正确的方向_。不过，这便需要改变考试方式，这点最后再谈。

总之，残酷的竞争导致学生将所有时间与精力都花费在了这种重复、过度练习中，也便无时间精力去发展兴趣、满足好奇心、想象更多的可能性……亚里士多德说：“创造来自闲暇。”叔本华认为，只有我们的精神状态处于悠闲、自得的状态时，才能进行有效的思考。当我们想着尽快牢固掌握这个知识并掌握更多知识，大脑处于着急忙慌的状态时，我们的大脑只能进行“是什么”这种最紧要的判断，而无暇关心“为什么”，也便无法进行深入思考、提问、探究、批判……（ 因此我认为那种一有时间便趴在书桌前学习的孩子其实不一定有大出息，反倒是那种没事时能悠闲地闭目养养神、发发呆、琢磨一些奇奇怪怪问题的孩子往往更具有创造性。）而这其实还不是最关键的，事实上，据我的经验，只有毕业班时会忙到脚不着地、所有时间精力都要用来备战升学，其他年级时还是有一定的余暇的，最要命的其实还是这种围绕着考试教学与学习的思维方式本身。

老师的教学目标就是将一定量的知识灌输进学生大脑，而进一步探讨“为什么”，并不在教纲内，反而是影响教学进度的“节外生枝”；考试本身的要求便是有唯一标准答案，因此在教学的过程中，老师难免自然而然地便要给出一个标准答案。而这本身便与思维多样性、批判性思维、独立思考天然相悖。如此天长日久、潜移默化，或许学生本来具备的一些兴趣、好奇心、思维多样性、批判性思维、独立思考能力也逐渐失去了。比如讲到光速 30 万千米 / 秒，为何会是这个数字？为何光速竟然有个确定数字？比如讲到单细胞生物的分裂繁殖，为何人不像单细胞那样直接分裂繁殖？这都是极其有价值的问题。但显然，与考试无关。老师既回答不了，多数恐怕也不会鼓励，乃至学生本身也已经没有了问出这种问题的意识与思维方式。因此说，学校不仅没有教学生这些核心素质，还起了反向作用。

前面“哪种知识最能提升自我”所提的那些情况及例子——比如地心说是错的、日心说是对的这种简单的对错思维；所谓定义即是一种确定正确的知识、一种标准答案的固化思维；比如对《庄子》《孟子》等名著的顶礼膜拜而没有质疑；看到“哲学是对思想的反思”这句话时的思维停滞，没有继续想到“思想既然不可靠，那么思想之思想就可靠吗”……这些头脑中习焉不察的桎梏、惯性、怠惰、固有观念……是从哪里来的呢？恐怕很大程度上正是在学校里潜移默化地养成的。

那么能否改变考试的方式，以最重要的那些能力来筛选学生，用考试指挥棒引导学校回归教育的本质呢？理论上是可以的，但问题是，这些能力本身就无法通过统一的标准答案表现出来，便很难公平公正地进行评判，尤其无法实现大规模的公平公正评判，哪来那么多高水平的老师呢？即便有，主观性太大，难免有质疑。或许小范围能实现，比如学校组织教授自主招生，但只能是小规模的补充机制。因为相比于经济发达地区，经济落后地区尤其是农村学生因为受制于师资水平、教学硬件、见识乃至课外书阅读量等客观条件，各项综合素质可能确实要落后，考察这些素质对他们似乎又不公平——考试制度太重要了，不仅仅是教育范畴内的事，而是涉及国家层面的公平公正、阶层流动的综合考量。

因此，我与郑也夫教授判断的病灶不同，但与其在《吾国教育病理》中的结论相同，我认为中国应试教育是一个无解的难题……

对比西方国家，比如美国总体上实施一种分层教育，即优秀学生与差学生、富人孩子与穷人孩子根本不在一个学校里，对于差学生干脆放任不管了，而对于少数精英学生来说，其素质教育、能力的培养是相对较好的。这种不管三七二十一的做法，我觉得这不挺好吗，爱学的、聪明的让他充分自由成长、充分探索，不爱学的放开让他玩，本来也不可能人人成精英，这样岂不是实事求是，尊重规律，尊重每个个体的选择。杨振宁先生曾说，中国的学校利于中等生和后进生，而美国更利于顶尖学生发展，因为更自由包容。总体上，中国教育更多地选择了公平公正而牺牲了效率，西方国家更多地选择了效率。

不过，正如经济学所言，选择效率，可以兼顾公平（至少公平与效率得其一），而选择公平，则效率与公平都终将失去。我认为这种为了公平而限制学生自由发展的模式实在是得不偿失，尤其是在如今学历贬值的新背景下，即使贫困地区学生考上了大学，拿到的学历也成了一个鸡肋，因此为此限制所有学生发展，可谓失之东隅，却并未收之桑榆。真的是时候改变了！

但是，真正的问题其实不在选择公平还是效率，而在中国人的不守规矩，如果改变考试模式，主观性太强，可以想象所有人都会钻这个漏洞，托请、暗箱操作、人情世故……可以想象会是怎样的鸡飞狗跳、一地鸡毛。

因此说到底真正的关键不在政策，还是在于人。那么就毫无办法了吗？就这样所有人都在这个系统里无望地卷下去吗？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提出一个“十年一贯制”（小学 5 年，中学 5 年）的方案。减少一个“中考”，显然会减轻升学压力，同时压短了应试教育时间，学生得以尽早进入相对自由的高等教育阶段。我认为这是一个略好的改良方案，但不解决根本。

总体上，我认为在制度层面，中国教育就是无解的，但并非无解，解决思路在每个人自己手里，不存在教育部的教育改革，而只存在每个人自己的教育改革。中国教育的改革不能指望自上而下、统一指挥，而只能是自下而上，各自突围。至于如何做，下文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