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可能会在新闻上看到，西方一些国家的大学在录取学生的时候，不仅仅看考试分数，还要看你的族裔背景。

你也可能看到，很多大公司在高管的选拔上，会特别强调性别的比例。

这背后到底是什么逻辑？很多人会告诉你，这是因为欧美有了“政治正确”，是为了“反歧视”。这些词我们听得耳朵都快起茧子了。

但你有没有想过，“政治正确”这个词本身，其实什么都没有解释。

它只是一个标签，你把这个标签一贴，好像就讨论结束了。但我们不能满足于此。我们必须像一个侦探一样，不断地追问：

它为什么会发生？它的底层逻辑是什么？它要解决的到底是什么问题？它又是如何一步步演变成今天这个样子的？

我先要给出答案，今天西方社会很多关于身份的政治议程，其内核可能不是一个道德问题，而是一个政治技术问题。

也就是说，它看上去像是在处理一个历史遗留下来的道德债务，但实际上，它可能是在构建一个全新的、可持续的选票来源。

我今天的任务，就是把这个逻辑给你原原本本地、一步一步地推演出来。这篇文章将回答以下问题。

第一，白左的逻辑的起点是什么？也就是那个最源初的“道德债务”是怎么被构建起来的。

第二，这个道德债务如何被转化为一个政治上的激励机制。

第三，这个成功的机制如何被复制和扩张，从一个群体应用到另一个群体。

第四，这个机制在现实世界里，最终以什么样的政策形式呈现出来。

一）一个无法偿还的“原罪”

我们先来看美国白左逻辑的起点。

这个起点，被设定在了“历史上白人曾经奴役过黑人”（在欧洲就是奴役过第三世界的民众）这个历史事实上。

这是一个事实，没有人会否认。

人类历史上有过很多罪恶，奴隶制是其中非常丑陋的一页。

好，事实本身没有争议。但关键在于，如何看待这个事实，以及如何处理这个历史遗留问题。

按照我们通常的法律观念，谁犯了罪，谁就要承担责任。

你张三偷了东西，就得由张三来赔偿，由张三去坐牢，这叫“责任到人”。你的儿子、你的孙子，是不需要为你的盗窃行为承担法律责任的。

这叫罪责自负，这是现代法律文明的一个基本原则。

但是，现在出现了一种新的叙事。

这种叙事认为，奴隶制这个罪行，它的责任人不是具体的某个奴隶主，甚至不是那个时代所有白人的集合。它的责任，被定义为整个“白人”这个概念本身需要背负的集体性、历史性、甚至是遗传性的“原罪”。

你看，这里面发生了几个关键的转换。

第一，责任主体从“个人”扩大到了“集体”。

不再是某个具体的、实施了奴役行为的白人需要负责，而是所有的白人，不管你的祖上有没有参与过奴隶贸易，甚至不管你的祖上是不是也是穷苦的劳动人民，只要你今天被归类为“白人”，你就天然地在这个“原罪”的叙事里，站在了负债的那一方。

第二，责任的时间从“当时”延伸到了“永久”。

张三偷了东西，服完刑，这个事在法律上就算了结了。

但在这个“原罪”叙事里，这个债务是没有尽头的。因为它不是一笔可以计算清楚的经济账，而是一笔无法量化的道德账。

这种道德负罪感，被要求一代一代地传递下去。这种叙事被概括为，要求白人为这个历史原罪，进行长达一千年的赎罪。

一千年是什么概念？这其实就是一种象征性的说法，意思就是这个债务是永远还不清的。

当一个债务被设定为永远还不清的时候，它就不再是一个真正的债务了，它变成了一种权力关系。

负债的人，永远要对债主保持一种谦卑、退让和补偿的姿态。

那么，这个“原罪”的叙事是怎么被建立起来，并且被社会广为接受的呢？这当然需要大量的舆论、学术和教育的支撑。

在大学里，一些科系的学者会不断地研究和强调这段历史中的压迫与被压迫关系。

在媒体上，各种新闻报道和影视作品，会不断地强化这种集体记忆和集体情感。

在中小学教育里，孩子们会从小就学习到这段关于“压迫者祖先”和“受害者祖先”的历史。

经过几十年的持续构建，这个“原罪”叙事就成了一种社会公理，一种不需要论证、不容置疑的道德前提。

当你讨论任何相关的社会问题时，这个前提就已经预设在那里了。

比如，当人们讨论不同族裔之间的经济差距时，这个叙事会立刻给出一个标准答案：这都是历史上奴隶制和种族歧视压迫造成的后果。

任何试图从其他角度，比如文化、家庭、个人选择等层面进行分析的尝试，都可能会被指责为“政治不正确”，甚至是“种族主义”。

好了，到这里，第一步就完成了。

一个坚实的、具有强大道德感召力的叙事基础被建立起来了。

这个叙事的核心，就是创造了一个在道德上永远处于负债地位的群体，和一个在道德上永远处于债权人地位的群体。

请注意，这里的重点不在于这个叙事是否完全符合历史的全部细节，而在于它作为一个政治工具，是否足够坚固、足够有解释力、足够有动员力。

从结果来看，它是非常成功的。

第二步、从道德负债到政治激励

当这个“原罪”叙事建立起来之后，好戏才刚刚开始。如果这件事只停留在道德层面，那它就只是一个社会文化现象。

但它真正的力量，在于它能够被迅速地、高效地转化为政治资本。

怎么转化呢？我们来看一个现代政治的基本游戏规则：选举。

在选举制度下，政治家或者政党的核心目标是什么？是争取到足够多的选票来赢得选举。那么，选票从哪里来？从一个一个具体的选民手里来。

一个精明的政治家会如何思考问题？

他会想，我如何才能用最低的成本，获得最稳定、最庞大的票源？

一个一个去说服选民，成本太高了。

最好的办法，是找到一些具有共同特征的群体，然后为这个群体提供一个他们无法拒绝的“产品”，让他们集体地、稳定地成为我的支持者。

这个群体，在政治学的术语里，就叫作“票仓”。

现在，我们把这个“票仓”理论，和前面讲的“原罪”叙事结合起来看，一个清晰的逻辑链条就浮现了。

那个在道德上永远处于债权人地位的群体，也就是那些历史上被奴役的族裔的后代，他们是不是一个现成的、具有共同特征的群体？当然是。

他们的共同特征，就是这个“受害者后代”的身份。

那么，作为一个想争取他们选票的政治家，我应该为他们提供什么样的“产品”呢？

这个“产品”，就是基于那个“原罪”叙事的政治承诺。

政治家可以对他们说：

“你们今天在生活中遇到的一切困难，比如贫穷、失业、教育水平不高，根本原因不是你们自己不努力，而是那个历史原罪造成的系统性压迫。而我，以及我代表的政党，是那个‘原罪’群体的道德自觉者。

我们深刻地认识到了我们祖先犯下的罪行，我们有责任、有义务来为你们进行补偿。

怎么补偿？我们会制定各种政策，给你们提供福利、提供特权、提供各种政策倾斜，来弥补历史对你们造成的伤害。”

你看，这是一个多么有吸引力的“产品”！

它为这个群体的一切现实困境，提供了一个简单、易懂、且道德上绝对正确的解释。它把个人责任转化为了历史责任，这极大地减轻了个人的心理负担。

这种政治诉求还提供了一个明确的解决方案，那就是通过政治途径进行财富和机会的再分配。

简单来说，就是有人会来为你买单。

最重要的是，它创造了一种强大的群体认同感和归属感。

支持我，不仅仅是为了获得实际的利益，更是为了捍卫自己群体的尊严，是为了参与一项正义的事业。

对于这个少数族裔群体来说，这是一个几乎无法拒绝的交易。

他们只需要用自己手里的选票，就能换来实实在在的经济福利和道德上的尊贵地位。

而对于推出这个“产品”的政治家和政党来说，这更是一笔划算的买卖。

他们通过口头上的道歉、姿态上的谦卑，以及推动一些资源再分配的政策，就成功地把一个庞大的、不断增长的少数族裔群体，转化成了自己的“铁票仓”。

这个票仓非常稳定，因为它的基础是身份认同，而不是具体的政策效果。只要那个“原罪”的叙事不被打破，这个票仓就很难被竞争对手撬走。

所以，最初的那个道德问题，在这里就悄无声息地转化成了一个政治激励问题。

所谓“白左”在政治上就有了持续不断的激励，因为这个少数族裔票仓是真实存在的，是值得花大力气去争取的。

赎罪的姿态越高，道德的光环就越亮，能吸引到的选票就越多。这个机制一旦运转起来，就会自我加强。

政治家们会不断地去寻找和强化那些能够证明“系统性压迫”依然存在的证据，因为这能证明他们政策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任何试图淡化这种压迫的言论，都会被他们视为对自身政治基础的攻击。于是，整个社会的舆论风向、学术研究，都会在这个强大政治激励的引导下，朝着一个固定的方向前进。

到这里，我们就完成了第二步的推演。一个看似纯粹的道德忏悔，如何变成了一个设计精巧、运转高效的选票获取机器。

第三步：成功模式的复制与扩张

一个成功的商业模式，一定会被迅速复制。一个成功的政治模式，也是如此。

当通过“制造一个弱势群体，并承诺为他们提供补偿”这套打法，成功地把一个少数族裔群体转化为稳定票仓之后，政治家们会立刻发现，这个模式的适用范围，远远不止于此。

他们会开始思考：我们的社会里，还有没有其他群体，可以被塑造成“受害者”，可以被定义为需要我们来“解放”和“补偿”的？

很快，他们就找到了一个规模更加庞大的群体：女性。

于是，我们看到，几乎是和种族问题完全并行的，一套关于女性议题的叙事也被建立了起来。这套叙事的核心逻辑，和我们前面分析的种族问题叙事，可以说是一模一样。

第一步，构建历史“原罪”。

那就是“几千年的父权制社会，对女性进行了系统性的压迫”。

在这个叙事里，责任主体不再是具体的某个压迫女性的男性，而是整个“男性”群体，以及由男性主导的社会结构、文化传统和历史本身。

同样，这笔历史债务也是无法具体计算、永远也还不清的。

第二步，将道德负债转化为政治产品。

政治家们开始对女性选民说：“你们在职场上遇到的天花板，你们在家庭中承担的负担，你们在社会中感受到的不安全感，根本原因不是别的，就是这个根深蒂固的‘父权制’。

而我们，正是要打破这个旧世界，为你们争取权利和福利的先锋。

我们会推动男女同工同酬的立法，我们会增加女性在管理层的配额，我们会为你们提供更多的生育福利和保障。”

你看，这个“产品”的结构和之前那个一模一样。它为女性的困境提供了一个宏大的、结构性的解释，它承诺了具体的政策红利，它也创造了一种“姐妹情谊”式的群体认同感。

于是，一个新的、规模比少数族裔大得多的潜在票仓，就这样被开发出来了。为了争取女性选票，制造和强化这一议程，就成了一个在政治上非常有利可图的事情。

这个模式一旦开启，就可以无限复制下去。

有了族裔和性别，接下来就可以是性少数群体（LGBT）。他们的叙事是“在历史上被异性恋霸权所压迫”。

然后还可以是残障人士，他们的叙事是“在历史上被一个为健全人设计的社会所排斥”。

甚至可以是肥胖人士，他们的叙事是“在历史上被一个以瘦为美的审美标准所歧视和压迫”。

这个逻辑可以一直延伸下去，不断地去“发现”和“创造”新的“弱势群体”。

每创造出一个这样的群体，就等于开辟了一个新的选票市场。

政治家们就像是风险投资家，不断地寻找下一个有潜力的“赛道”。

这个过程，其本质就是“制造弱势群体”。

请注意这个用词，“制造”。

这并不是说这些群体在历史上没有遭受过不公，而是说，这个模式的重点，是把个体性的、具体的不公，整合、提炼、升华为一种集体性的、永久性的“受害者”身份。

并且，把这种身份，和特定的政治议程、特定的政党进行牢固的绑定。

这种不断“制造弱势群体”的策略，会带来一个什么结果呢？
结果就是，一个完整的“受害者联盟”被建立起来了。

这个联盟里的每一个群体，都有自己的历史苦难叙事，都有自己的政治代言人，都有自己正在争取的政策红利。

他们联合起来，在人数上就构成了选举中的多数。

而他们的对立面，那个被定义为历史上所有“压迫者”总和的群体——也就是异性恋、健康的、中产阶级的白人男性——就在这个过程中，被一步步地塑造成了那个需要不断为历史原罪道歉、需要不断出让自身利益来“赎罪”的群体。

他们成了这个政治游戏中，唯一的“买单者”。

这就是这个政治模式的扩张逻辑。

它像一个细胞分裂一样，从一个核心点开始，不断地向外复制和增殖，直到它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重塑了整个社会的政治版图。

第四步，最终的政策工具——“反歧视”管制

好，我们前面讲了叙事的构建、政治激励的形成，以及模式的扩张。那么在现实世界里，这一切最终要通过什么来落地呢？

总不能只停留在口号和姿态上。它必须变成具体的、可执行的、能让“弱势群体”感受到实际好处的政策。

这个最终的政策工具箱，被冠以一个非常正确、非常难以反对的名字，叫作“反歧视”。

而其中最核心、最典型的政策，就是所谓的“平权行动”，或者叫“肯定性行动”。

“平权行动”听上去是一个追求平等的崇高目标。但它的实际操作逻辑是什么呢？

它的逻辑是，为了弥补“弱势群体”因为历史原因和系统性歧视所造成的劣势，我们需要在现实的资源分配中，对他们进行“积极的”倾斜和照顾。

举个例子，一所大学在招生的时候，面对一个考试分数很高，但不属于任何“受保护群体”的A学生，和一个考试分数相对较低，但属于某个“受保护群体”的B学生，学校很可能会录取B学生。

为什么呢？学校的理由是，B学生之所以分数低，不是因为他不聪明、不努力，而是因为他背负着整个群体的历史包袱，他没有A学生那样优越的成长环境和教育资源。

所以，我们录取他，不仅仅是录取一个学生，更是在执行一种“矫正正义”，是在弥补历史的欠账。

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企业招聘。

两名能力相当的候选人，一个男性一个女性，企业很可能会被要求优先录用女性，以改善高管层的性别比例。

这个“平权行动”的本质，就是创造出了一系列以“反歧视”为名的新的“管制”。
它不再以个人的是非对错、能力高低为唯一的评判标准，而是在个人之上，叠加了一个“身份”的标签。

你的身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你能在这个社会中获得什么样的机会。

这套管制体系一旦建立，就会产生几个非常深远的影响。

它从根本上改变了“公平”的定义。

传统的“公平”，指的是“机会的公平”，也就是说，我们所有人站在同一起跑线上，遵守同样的游戏规则，谁跑得快谁赢。但“平权行动”追求的，是“结果的公平”。

它认为，如果比赛的最终结果，各个群体的获胜比例，和他们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不相符，那就证明比赛规则本身就是不公平的、有歧视的。

为了实现“结果的公平”，就必须修改规则，给一些选手“加分”，给另一些选手“减分”。

这时，这一政策就将创造了一个庞大的、依靠这套体生存的“利益共同体”。大学里需要设立专门的“多元化办公室”，企业里需要有专门的“首席多元化官”，政府里需要有各种委员会，来监督这些“反歧视”政策的执行。

这些机构和人员，他们的工作就是不断地去寻找新的“歧视”存在的证据，去推动更加激进的“平权”政策。他们的生存，就依赖于我们前面说的那套“原罪”叙事的不断强化。

更为可怕的是，它在社会中制造了新的、真实的对立和怨恨。

那个因为身份标签而在竞争中失利的学生或求职者，他会感到一种真实的不公平。他会觉得，自己没有做错任何事，却要为几百年前素不相识的祖先的行为付出代价。

这种怨恨情绪的积累，最终会以各种形式爆发出来，加剧社会的撕裂。

所以，这一系列的“反歧视”管制，并不是一个单纯的道德行为，而是那个“选票购买”逻辑的必然产物和最终体现。

它是整个链条的最后一环。通过这套管制，政治家们最初对“弱势群体”许下的承诺，才得以兑现。

福利被发放了，特权被给予了，选票也就被锁定了。

总结：一个理解世界的思维工具

好，今天我们用了一个很长的时间，为你拆解了一个理解西方社会很多现象的底层逻辑。我们来回顾一下这个完整的逻辑链条。

先是构建一个关于历史“原罪”的宏大叙事。这个叙事创造出了道德上的“债权人”和“债务人”。

然后，这个道德问题，被巧妙地转化为了一个政治激励。政治家为了赢得选举，开始为“债权人”群体量身打造政治产品，承诺为他们提供补偿，从而把他们发展成稳固的“票仓”。

接着，这个成功的政治模式被不断复制和扩张，从种族问题，延伸到性别问题，再到其他各种身份认同问题，最终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受害者联盟”。

这一切最后都通过一套名为“反歧视”的管制政策来落地，最典型的就是“平权行动”。它通过重新定义“公平”，在教育、就业等领域进行制度性的利益倾斜，从而完成了对选票的购买。

用经济学思维去分析这个世界，先要考虑利益问题，因为利益动机是人类行为中最根本的驱动力。

当我们再看到任何一个打着崇高道德旗号的政治运动时，我们可以学着不再仅仅停留在它的口号和标语上。

我们可以试着去分析，这个叙事的背后，谁是受益者？它在为哪个群体的利益服务？它最终要实现的，是一种什么样的资源再分配？

我们要对一切试图用集体身份来定义个人价值的思潮，保持足够的警惕。

一个人是好是坏，是应该得到奖励还是惩罚，应该取决于他自己的所作所为，而不是取决于他碰巧属于哪个族裔、哪个性别、哪个群体。当我们开始用集体标签来互相攻击、互相划分阵营的时候，一个健康的社会就离我们而去了。

一个社会是如何运转的，最终取决于它底层的激励机制。

如果一个机制，是在奖励人们去扮演一个“受害者”，是在鼓励人们去不断地挖掘历史的旧账，那么这个社会就必然会充满怨恨和纷争。

一个好的机制，应该奖励那些努力创造价值、承担个人责任的人。

所以，当我们评价一项公共政策时，关键不是看它的口号有多动听，而是要看它到底在事实上鼓励了什么，又抑制了什么。

最后，我刚才叙事的这一套逻辑分析工具，其实可以分析很多事情。这一政治利益逻辑分析在全世界普遍存在，评论区可以列举一下。

你只要深入了解各国的舆论环境，你都可以从中找到上述逻辑。因为，这就是政治的玩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