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男，1962年生，浙江余姚人，现任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学勤校长讲座教授，公共政策学院院长，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曾任北京大学政治与行政管理系助教、讲师，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资深研究员，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教授和研究主任及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正文】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范围内没有一个经济体是没有问题的，其中更不乏面临严峻挑战的，中国也如此。

但是，列出问题和挑战不是为了使人悲观，而是为了直面它们，找到解决问题和应对挑战的有效方法。

实际上，经验地看，较之世界上大多数经济体，中国的经济局面处于较好的位置。只要我们能直面困难，找到问题根源，就可以克服和超越问题，在最大程度上实现经济增长和发展目标。

直面问题，保持乐观
信心不足者往往掩盖问题，悲观者往往不敢正视问题，而乐观者直面问题。

当前，无论是外部还是内部，我们都面临一些问题和挑战，但也完全有理由保持乐观。

就外在的地缘政治来说，我们要相信，美国的复兴既有利于美国本身，也有利于世界稳定。尽管特朗普的“复兴计划”肯定会对我国经济产生负面影响，但这些影响都是可以对冲、抵消和可控的。

在更高的层面，尽管中美竞争不可避免，但中国和美国两个大国之间不存在谁打败谁的问题。历史地看，大国的衰落都是先从内部开始的，没有一个大国被另外一个大国打败。

而针对内部面临的一些问题和挑战，我们更不用像一些人那样如此悲观。

乐观不是盲目，而是基于客观的要素：一是中国现有的经济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

二是我们有巨大的未来发展潜力。更为重要的是，无论是现有的空间还是未来的潜力都可以通过导入有效的经济政策来实现。

乐观从何而来？
现有经济的增长空间
1.陆地经济

中国是一个大陆经济体。无论是内循环还是外循环，大陆经济体依然具有增长空间。

内循环方面，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无疑可以推进经济要素的内循环。

西部和西南部、东部沿海地区各自具有自身的比较优势。如果能够让西部、西南部的生产要素和东部的生产要素双向流动起来，那么双方的比较优势都可以通过融合而发挥出来，从而获得新的增长空间。

同样，陆地外循环的空间也正在扩大。随着交通条件的改善，铁路连接至欧洲，这些交通设施的改善必然深化我国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实现我国和沿途国家的共同发展。

2.海洋经济

今沿海各省都在致力于发展海洋经济，但主要集中在海洋牧场、养殖等传统产业。不过，海洋经济远不止这些。我们最近在提倡发展私家船。

今天，中国造船技术世界第一，造船产能也是世界第一，如果政策许可发展，那么必然是一个巨大的产业。

更为重要的是，发展私家船产业，让老百姓拥有自己的船，不仅海洋经济的潜力可以大幅释放，而且更有利于培养人民的海洋精神，促成中国成为一个真正的海洋大国。

3.空中经济

空中经济也有发展潜力。我们现在可以造大飞机了，大飞机生产在推动一个新的制造业的发展。同时，低空经济更带来新增经济空间，今天长三角、珠三角都在努力发展低空经济。

4.互联网和人工智能领域的数字经济

围绕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的数字经济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核心。进入互联网时代，在国际范围内，中美两国占据着世界新产业舞台。无论是互联网还是人工智能领域，中美两国占据领头羊地位，其他国家很难赶上。

如何创造新的经济活动？
科创是核心
促成我们乐观的更大原因在于作为未来经济增长点的科技创新。

如何创造和增加新的经济活动？一是传统产业的技术升级，二是科创。传统产业的升级要通过技术进步来实现，因此，创造和增加新的经济活动的核心是科创。

今天，我们很多领域的技术转向了原创，但我们也必须直面自己所面临的问题。

生产关系和部分属于上层建筑的体制机制并没有及时跟上，存在过度监管。监管过度自然导致新经济活动落地难，增量经济减少，继而导致发展不足。

换句话说，尽管今天我们正在创造大量的新质生产力，但由于缺乏体制机制改革，这些新质生产力最终流向了那些容许它们落地的经济体，尤其是美国。

“松规”刻不容缓
而正如前文所讲，在当下中国的环境里，要发展新质生产力，“松规”已经变得刻不容缓。

对企业来说，“松规”意味着放松监管；对地方政府来说，“松规”意味着松绑。企业和地方政府一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两个主要抓手，如果不能赋权于这两者，把中央宏观经济政策转化为具体的经济红利就会很难。

1.对技术应用的监管需要适度放松

以生物医药为例。我们经历了从仿制药到创新药的转变，然而，创新药落地难。

企业反馈有两个主要因素。一是审批时间过长，甚至提交审批后杳无音信。二是即使药物成功上市，但因为要和医保体系挂钩，药品价格也难以达到预期水平。面对这种情况，企业只能选择“出海”，即把创新药卖给外国厂家。

这些产品在外国市场的价格可能高达上百亿甚至千亿美元，而且产品在外国落地后，我们可能又要高价买回来。

2.对地方政府要“松绑”

今天，对地方政府来说，主要面临的挑战就是如何从“捆绑”式发展转向“松绑”式发展。

就反腐和廉政制度建设来说，“捆绑”就是把地方官员的权力置于法律的笼子之中，这完全是必要的制度建设。但经验地看，现在有些“笼子”已经变得过小，把地方政府捆得紧紧的，它们就很难作为。具体来说，今天的地方政府面临至少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过度频繁的监管。监管包括纪检、监察、审计和各种形式的巡视。多种形式的监管缺少整合和统筹，地方政府需要花大量的时间来配合。

二是过度细致的考核。对干部的考核是推动和改善干部有所作为的有效手段。但现在考核指标过细，过束缚了干部的作为，坏事情当然干不了，但好事情也同样干不了。

三是官员消费问题。前些年为了确立“亲”“清”的政商关系，禁止地方官员和企业互动。现在为了推动经济，稍微放松了一些这方面的规定。但有关部门并没有放松。因此，这方面还需要制度化的规定。

四是减薪。鉴于财政困难，一些地方施行减薪的办法以缓解财政压力。这本来是应当提倡的，但一段时间下来，减薪成了“政治正确”，甚至是道德的高地。一些不需要减薪的地方也开始减薪。这影响了地方官员的情绪，对不少年轻官员甚至造成生活上的压力。

这些都促成了一些干部选择不作为，甚至“躺平”。

以内部改革来应对中美改革竞争
无论是对企业的“松规”还是对地方政府的“松绑”，体制机制改革已刻不容缓。

体制机制的改革具有了两方面的动力：一方面，正如这里所讨论的，我们有内部增长和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我们的改革也有来自外部的压力。

随着特朗普的回归，美国已同时着手计划两场改革：

一是特朗普在进行的一场针对他所谓的“深层国家”的大规模改革，目标就是要消除既得利益者对实现“让美国再次伟大”目标的阻碍；

二是企业家马斯克主导的政府效率部提出的改革，即去监管和减少政府干预。

马斯克的改革意在大规模精简机构和缩减政府规模，一旦成功，哪怕成功一半，都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外部压力。

需要强调的是，美国如果放松监管，就很可能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占据主导地位，甚至垄断地位，从而促成美国的再工业化和美国的“再次伟大”。

中美两国所进行的体制机制改革具有同样的背景。这一原理也指导我们要认识到我们所需要进行何种改革，即通过体制机制的改革推动生产力尤其是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总之，虽然我国未来面临很多风险，甚至风险系数不低，但是正如我们在这里所讨论的，我们必须乐观，也有充分的理由乐观。在乐观的心态下，我们直面问题，找到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法，从而追求不断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