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译自《国家评论》（7月28日）

本文是英国保守主义思想家罗杰·斯克拉顿（Roger Scruton）与《国家评论》的对话

本文由 Unetei Soyolt 译，万吉庆 校，译文约3100字

英文原文见文末的“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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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杰·斯克拉顿勋爵，是一位多产的作家、哲学家，著有40余部哲学、美学和政治学书籍，并被翻译成多种语言。他是英国国家学术院以及皇家文学学会的成员。他在英美两国执教，并且是“伦理与公共政策中心”（译注：美国一家保守派智库）的高级研究员。在本次访谈中，他和《国家评论》谈论了他的新作以及保守主义的含义。
 
玛德琳·卡恩斯：在您的新作《保守主义：来自伟大传统的请柬》（Conservatism：An Invitation to the Great Tradition）中，您提炼综合了现代保守主义思想。首先，我想谈一谈您新书的最后一章“当下的保守主义”，其中您提到了小威廉·F·巴克利的处女作《耶鲁的上帝与人》（God and Man at Yale，1951）。那部书可以说触发了美国保守主义运动，24岁的巴克利在书中写道，“我相信如果或者当苏联共产主义的威胁退却时，今天被视为次要的、其他重要战役，将会走上前台。届时，胜利者必将得到高校的援助。

您认为巴克利的观点正确吗？如果是的话，这些“其它重要的战役”是什么？

罗杰·斯克拉顿勋爵：是的，巴克利是对的。现在有一场重要的战役，就是捍卫基本的制度，诸如婚姻和家庭。其次，我们还要反击言论审查——这种审查禁止我们表达对我们的文化和政治遗产的依恋。

卡恩斯：《耶鲁的上帝与人》标题的后半部分是“学术自由的迷信”。学术自由是一种迷信吗？
 
斯克拉顿：不是，不过，许多教授在歌颂学术自由的同时却不相信它。他们并不承认那些威胁到他们的思想观念或意识形态之人的学术自由。这一点，罗杰·金博尔等人可以提供佐证，显然，这也与我的经历相一致。

卡恩斯：在您著作的前言中，您解释道，“自由不是一套公理，而是一系列演变的共识。”您能否尽可能地解释一下保守主义的自由观？
 
斯克拉顿勋爵：从绝对的角度看，我的自由威胁到了你的自由。我们需要一种文明礼仪来防止人们滥用自由，这种滥用会破坏自由所赖以生存的共识。在那种粗鲁的、原始的、加州嬉皮士似的“不拘礼节的”自由（盛行的社会），实际上是我所见过的审查最为严重、最为高压的社会。仅仅表现得彬彬有礼，就有可能让人将你诋毁为资产阶级的辩护士。

卡恩斯：古典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主要区别在哪里？
 
斯克拉顿勋爵：保守主义者相信“非选择性的义务”（unchosen obligations，如虔诚），而经典自由主义者认为“义务的唯一来源是人的选择。”
  
卡恩斯：然而，如您观察到的，在今天的文化战争中，它们站在同一阵营。原因何在？
 
斯克拉顿勋爵：因为有太多人想要控制我们，这么做是为了抹去历史的印记。（译注：斯克拉顿的解释比较含糊，在美国的政治语境中，古典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结盟，主要是它们有着共同的对手，即左派和激进自由派）。
 
卡恩斯：如今，在西方国家，我们生活在混合经济中。例如，您在其他场合说过，有一部分人是“社会资本主义者（socialist capitalist）。”那么保守主义政治、资本主义与自由市场之间的关系是如何改变的？为什么改变？
 
斯克拉顿勋爵：我们终于意识到，在现代经济中——物质供应丰富，人们的期望值也愈发增长——民主制度得以稳固只能依靠国家扮演积极角色，参与分配产品，满足那些只有靠这种方式才能谋的一分利益的人。（译注：在经济问题上，斯克拉顿勋爵似乎偏向支持福利国家。）
 
卡恩斯：反动派（reactionary）与保守主义者有什么区别？
 
斯克拉顿勋爵：反动派专注于过去，并希望回到过去；而保守主义者则希望汲取过去的精华，并使其适应当下不断变化的环境。”
 
卡恩斯：埃德蒙·柏克是反动派吗？如果不是的话，为什么？
 
斯克拉顿勋爵：他并不是反动派，因为他相信我们必须“为了保存而变革”。他反对法国大革命，正如大多数人看到的那样，他认为，法国大革命变成了犯罪和破坏。
 
卡恩斯：您认为左派和右派有着不同的气质。相较而言，前者激进且活跃，后者顺从并消极。为什么？
 
斯克拉顿勋爵：为什么不呢？把社会、制度、聚会、愿望、情感、品味以及其他从性生活到睡眠的一切统统政治化，这是我们真正的右翼人士深恶痛绝的。看在上帝的份上，请别干涉我们！
 
卡恩斯：让保守主义难以得到推广的一个问题是，如您暗示的，保守主义并不倡导唯一的、普世的、标准的政治方案。长期来看，这是好是坏呢？
 
斯克拉顿勋爵：不同的社会以不同的方式，维持着平衡、秩序与和平，认识到这一真相，从长远来看是一件好事。保守主义者是这样一种人，他们从自身社会的内部脉络来理解社会，并且热爱它、为之辩护。
 
卡恩斯：有些人可能会您对保守主义特征的表述与《小熊维尼》中的屹耳驴（the donkey Eeyore）相似：缓慢地前进、注定没有存在感，尽管在某些人眼中是讨喜的。悲观主义（pessimism）有哪些实际用途？
 
斯克拉顿勋爵：这个对比是讽喻。屹耳的悲观主义是不自信和恐惧的外在表现。我会把正确的悲观主义和错误的悲观主义区别开来，前者仅仅是认识到深植于人性的无能，后者则让我们不抱任何希望。
 
卡恩斯：为什么很多左派认为保守主义本质上是邪恶的（而不是令人喜爱的）？
 
斯克拉顿勋爵：主要原因在于，左派对人性有着不切实际的幻想，他们想通过散播这些幻想来证明自己的美德。因此戳破那些幻想的人不光扫了他们的兴，还对他们产生了威胁。左派自诩的那些“美德”，一旦在左派掌权之后，就会从普通人的生活中得到验证。
 
卡恩斯：惠特克·钱伯斯（Whittaker Chambers）在从苏联共产主义阵营转向保守主义时，说他很清楚自己是从胜利的一方投向失败的一方。您是否认为保守主义注定失败呢？
 
斯克拉顿勋爵：所有的好人都是失败的那一方。
 
卡恩斯：如果不信上帝，一个人能成为“怀揣希望的”保守主义者吗？
 
斯克拉顿勋爵：能，但是保守主义有助于人信仰上帝，因为那样的话，人会把希望寄托于一个更高的现实（ahigher reality），而且防止他们将希望强加于我们生活的现世。
 
卡恩斯：在数个世纪以来、所有的保守主义思想者当中——您在书中提到的实在太多，恕我无法一一罗列——哪一位对您的思想产生了最大影响？
 
斯克拉顿勋爵：黑格尔，因为他理解现代世界。
 
卡恩斯：您提到一部分保守主义者不愿意承认自己是保守主义者。或许令人惊讶的是，您将乔治·奥威尔与西蒙娜·韦伊（Simone Weil）都列入这一范畴。您能否解释他们为何也属于“伟大的传统”？您怎么判别一个保守主义者呢？
 
斯克拉顿勋爵：我在书中试图解释这一点。保守主义者的为人体现在他们对人类普通事务的“关心”上，而且他们认识到正派体面的脆弱，并觉得有必要保护它。
 
卡恩斯：您可以解释英、美保守主义的起源与路径之间的根本区别吗？
 
斯克拉顿勋爵：不能。
 
卡恩斯：您在书中并没谈及唐纳德·特朗普或民粹主义。为什么？
 
斯克拉顿勋爵：特朗普是一种有趣的现象，但他并不是一个有趣的思想者，假设他是一个思想者的话。当（美国）人民不再支持左派时，左翼分子会用“民粹主义”这个词描述普通人的情绪。
 
卡恩斯：伊斯兰如何能最好地适应西方民主国家？
 
斯克拉顿勋爵：通过与穆斯林进行对话，向他们解释我们生活在一个人造的而非神赐予的法治体制当中。
 
卡恩斯：在我们访谈结束之际，您曾写道《国家评论》“一直是二战后，美国涌现的众多保守主义杂志中最有坚定信念的、最令人信服的一个。”斗胆问一句，《国家评论》如何才能秉承它的遗产，并将其发扬光大？
 
斯克拉顿勋爵：它应当多多关注保守主义最基本的主题，这些也是当政的保守主义政客一直忽略的主题：文化、文学、农业、城市、美国日常生活中的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