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舒生

崇祯十七年，李自成兵临北京。紫禁城内，崇祯帝挥剑砍向长平公主，留下那句痛彻心扉的呐喊：“若何为生我家！” 彼时朝堂之上，曾充斥着 “陛下圣明”“四海升平” 的颂词，可当危机降临，那些歌功颂德者或逃或降，无一人愿为 “圣明” 君主殉国。

三百年后，汉娜・阿伦特在耶路撒冷审判席前，目睹了纳粹战犯艾希曼的平静。这个双手沾满犹太人鲜血的刽子手，竟宣称自己只是 “齿轮系统中的一环”，所作所为皆符合 “职责要求”。 阿伦特由此提出 “平庸之恶”—— 当个体放弃独立思考，将自己完全交付给权力，谄媚与服从便会成为集体无意识的选择。

歌功颂德从来不是简单的言语讨好，而是一种深入骨髓的奴性流露。它像一层厚厚的尘埃，覆盖在权力机器之上，让监督失灵，让批判失声。 问题是：当一个社会把谄媚当作智慧，把批判当作叛逆，自由民主的种子又能在何处生根？

歌功颂德的本质

明嘉靖年间，首辅严嵩以 “青词” 谄媚皇帝，将 “嘉靖” 二字拆解为 “家家皆净而无财用” 的讽刺，竟被赞为 “圣意洞察”。 为博帝王欢心，严嵩父子大肆敛财、排除异己，朝堂之上 “无敢言时政者”。 这种极致的谄媚，换来了二十年权倾朝野的富贵，却让大明王朝在颂歌声中一步步走向崩塌。

黄宗羲在《原君》中尖锐批判：“后之为人君者，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 歌功颂德者恰恰是这种 “大私” 体制的帮凶。他们明知帝王之过，却选择用谎言粉饰太平，本质上是用人格换取私利，用尊严兑换苟安。

这种自轻自贱并非中国独有。罗马帝国晚期，元老院议员们对着暴君尼禄山呼 “奥古斯都”，即便他纵火焚烧罗马城、残杀无辜，仍有文人写下 “神圣之火净化寰宇” 的颂诗。 这些曾经维护共和制度的贵族，为何沦为暴君的附庸？答案或许就藏在人性的弱点里。

趋利避害是生物本能，可当这种本能凌驾于良知之上，人便不再是独立的个体，而是权力的附属品。 歌功颂德者常以 “识时务者为俊杰” 自辩，却忘了孟子所言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的人格底线。 他们看似聪明，实则做了最愚蠢的选择。

鲁迅曾尖锐地指出，中国历史上只有两个时代：“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 歌功颂德者，正是主动拥抱后一种时代的人。他们以为换取了苟安，却不知奴隶的安稳从来都是暂时的。当权力失去约束，谄媚者终将成为权力失控的第一批牺牲品。

人格是公民身份的基石。一个连自己人格都不珍视的人，如何能承担起监督权力、守护民主的责任？ 当歌功颂德成为社会主流，人们会逐渐习惯 “上级永远正确” 的逻辑，将独立思考视为危险，将批判精神视为异端。 这种精神上的自我阉割，比制度上的禁锢更难打破。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区分了两种人：自由人与奴隶。他认为，自由人的特征在于“能够为自己而活”，而奴隶则“为他人而活”。

歌功颂德者自愿选择了后者。他们将自己的判断力、尊严和独立性，作为贡品献上了权力的祭坛。

从公民到臣民的沉沦

公元前 509 年，罗马人推翻王政建立共和，设立元老院与执政官相互制衡。 彼时的罗马贵族以 “公民” 自居，敢于对权力说 “不”：当执政官凯撒试图独裁，布鲁图斯等人挺身而出，用匕首捍卫共和制度。 即便在凯撒死后，元老院仍坚持 “权力不可独断” 的原则，这种公民意识成为罗马共和的精神支柱。

可到了罗马帝国时期，一切都变了。皇帝屋大维被尊为 “奥古斯都”，元老院沦为橡皮图章，议员们争相献上最肉麻的颂词。有议员为讨好皇帝，竟提议将皇帝的生日定为 “神圣日”，将皇帝的雕像立在每一座神庙。 曾经的公民精神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 “臣民” 心态：只知服从，不知监督；只懂感恩，不懂问责。

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写道：“公民意识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培育的。它要求每个人都明白，自己不仅是国家的主人，更是权力的监督者。” 歌功颂德者恰恰背叛了这种公民身份，他们主动将自己从 “主人” 降为 “仆人”，将权力从 “受托者” 抬为 “统治者”。

这种背叛在中国历史上表现得尤为深刻。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追溯：“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 从 “天下为主” 到 “君为主” 的转变，背后正是歌功颂德者的推波助澜。 他们用 “君权神授”“天子圣明” 的谎言，将君主神化，将民众驯化，让 “臣民” 身份根深蒂固。

公民与臣民的边界，究竟在哪里？ 不在于是否服从法律，而在于是否拥有批判权力的勇气；不在于是否热爱国家，而在于是否敢于指出国家的不足。 歌功颂德者混淆了 “爱国” 与 “爱权力” 的区别，将对权力的批判等同于对国家的背叛。这种认知上的谬误，让无数人在 “忠君” 的名义下，放弃了公民的责任。

当一个社会的大多数人都甘愿做臣民，自由民主便成了无源之水。 就像罗马共和的覆灭，不是因为外敌入侵，而是因为内部公民精神的消亡。 没有公民的监督，权力必然走向滥用；没有公民的批判，制度必然走向僵化。 这是歌功颂德的必然后果。

在中国历史上，明清时期的“文字狱”与“颂圣文化”形成了鲜明对比。一面是因言获罪的恐怖，一面是铺天盖地的谀词。

这种环境下，真正的思想者噤若寒蝉，而“歌德派”则如鱼得水。明代思想家李贽曾辛辣讽刺：“今之学者，官样文章，满纸谀词，实乃学之贼也。”

但问题不仅在于谄媚者本身。当歌功颂德成为一种风尚，它会产生强大的社会压力，迫使更多人加入这一行列。

歌功颂德与特权膨胀的恶性循环

1961 年，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受审时，反复强调自己只是在 “执行命令”。 这个曾经的纳粹高官，负责将数百万犹太人送往集中营，却坚称自己 “毫无过错”，因为他的行为符合当时的 “国家法律”。 阿伦特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恶的平庸性在于，它不是由邪恶的人犯下的，而是由不思考的人犯下的。”歌功颂德正是这种平庸之恶的典型表现。

当一个人说 “皇帝圣明” 时，可能并非真心认同，只是因为别人都这么说；当一个人对权力的过错视而不见时，可能并非毫无察觉，只是害怕与众不同。 这种 “随大流” 的心态，让谄媚成为一种社会风气，让批判成为一种政治风险。

托克维尔对此有深刻洞察：“在民主社会，多数人的意见具有专制力量。当赞美权力成为主流，异议者将面临孤立。”

更危险的是，歌功颂德与特权会形成恶性循环。 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警告：“一切有权力的人都爱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变的经验。” 当权力者听到的全是颂词，便会逐渐相信自己 “无所不能”，进而扩大特权；而特权的扩大，又会让更多人选择谄媚，以换取特权的庇护。

唐玄宗前期励精图治，开创 “开元盛世”，后期却沉溺于杨贵妃的温柔乡，重用谄媚的杨国忠。 杨国忠为讨好玄宗，隐瞒安史之乱的军情，宣称 “逆贼不足忧”，导致叛军迅速逼近长安。 而那些敢于直言进谏的大臣，或被罢官，或被处死。 这种 “谄媚者上位，直言者遭祸” 的氛围，最终让唐朝由盛转衰。

类似的场景在历史上不断重演。 纳粹德国时期，希特勒的演讲被奉为 “真理”，任何质疑都会遭到残酷镇压。无数德国知识分子选择沉默，甚至加入歌功颂德的行列，连像海德格尔这样的大哲学家也为纳粹的暴行提供 “学术支持”。

平庸的恶，为何比极端的恶更可怕？ 因为它具有普遍性，几乎每个人都可能陷入其中；因为它具有隐蔽性，常常以 “服从”“忠诚” 的名义出现；因为它具有传染性，会像病毒一样在社会中蔓延。

没有一滴雨会认为自己造成了洪灾。当歌功颂德成为社会风气，每个谄媚者都觉得自己只是 “顺应时势”，可正是无数这样的 “顺应”，汇成了侵蚀民主的洪流。

这种恶性循环一旦形成，便很难打破。 权力者依赖颂词巩固统治，谄媚者依赖特权获取利益，普通民众则在沉默中逐渐麻木。 自由民主所需要的批判精神、监督意识、独立人格，都会在这个过程中被逐渐消解。 就像一艘失去航向的船，在颂歌声中驶向毁灭的深渊。

阴魂不散的歌德文化

可为何歌功颂德的文化能在中国历史上根深蒂固？这与传统文化中的 “忠君” 思想被异化密切相关。儒家倡导的 “忠”，本是对道义的坚守，是 “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的双向奔赴。可在专制皇权的不断强化中，“忠” 逐渐异化为无条件的顺从，“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 的愚忠观念深入人心。

顾炎武曾痛心疾首地指出：“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 歌功颂德者，正是在助长 “仁义充塞却率兽食人” 的亡天下之危。这些自愿为奴的人用谄媚消解了道义，用顺从扼杀了良知，让整个社会陷入是非不分、黑白颠倒的困境。

这种奴性的残留，至今仍在影响着我们。网络上，不乏对权威的盲目崇拜；现实中，仍有对权力的过度敬畏。有人将领导的错误决策奉为圭臬，有人将官员的表面功夫赞为实绩，却忘了自己作为公民的监督责任。更可怕的是，这种奴性往往披着 “识时务”“懂人情” 的外衣，让人们在不知不觉中放弃了独立思考。可自由民主从来不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而是每个公民用理智和勇气争取来的权利。

在雅典城邦，公民有权在公民大会上弹劾执政官；在近代西方，启蒙思想家们用笔杆子挑战王权与神权；在现代民主国家，媒体监督、司法独立、公民抗议，共同构成了制约权力的网络。这些制度的背后，是无数个体拒绝谄媚、坚守良知的勇气。正如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所说：“民主的本质，在于每个公民都有能力且愿意参与公共事务。” 这种参与，不是歌功颂德式的附和，而是批判性的监督与建设性的意见。

当务之急是培育公民精神

17 世纪的明清之际，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思想家直面王朝覆灭的惨痛教训，发出了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的呐喊。 黄宗羲在《原君》中大胆提出 “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 顾炎武主张 “众治” 而非 “独治”，这些思想犹如黑暗中的微光，试图唤醒沉睡的公民意识。

他们的努力告诉我们：批判奴性并非要否定一切，而是要打破 “权力至上” 的迷思；培育公民精神并非要制造对立，而是要建立 “权力受监督” 的共识。 自由民主的建设，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每一个人摆脱奴性的束缚，勇敢地承担起公民的责任。

如何打破歌功颂德与特权膨胀的恶性循环？ 孟德斯鸠给出了答案：“防止权力滥用的办法，就是用权力约束权力。” 但权力的约束不仅需要制度保障，更需要公民的参与。 就像美国独立战争时期，潘恩在《常识》中呼吁民众 “警惕权力的诱惑”， 正是这种公民意识的觉醒，让美国在三权分立的制度之外，还有强大监督力量。

培育公民精神，要打破 “等级观念” 的枷锁。 奴性文化的核心是 “权势崇拜”， 认为权力者天然优于普通人。 但自由民主的本质是平等，每个公民都拥有监督权力的权利，每个公民都有责任指出权力的过错。 就像雅典城邦的公民，无论贫富，都可以在公民大会上发言，对城邦事务进行投票。梁启超在《新民说》中疾呼：“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 这里的 “新民”，核心便是具备独立人格与公民意识的现代人。

培育公民精神，要鼓励 “独立思考” 的勇气。 阿伦特说：“思考是抵抗恶的唯一武器。” 当我们面对权力的颂词时，要敢于问一句 “真的是这样吗？”；当我们面对不公的现象时，要敢于说一句 “这也许是不对的”。 这种独立思考的勇气，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需要在教育中培养，在实践中锻炼。

培育公民精神，还要建立 “责任意识” 的共识。 自由民主不是 “人人为所欲为”，而是 “人人为公共利益负责”。 每个公民都应该明白，监督权力不是 “多管闲事”，而是维护自身权益的必要手段；批判过错不是 “破坏稳定”，而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 就像启蒙运动时期的伏尔泰、卢梭，他们以笔为武器，批判专制制度，呼吁自由平等，最终推动了文明的走向。

培育公民精神，也需要宽容的社会环境。民主社会不是没有分歧，而是能包容分歧；不是没有批评，而是能善待批评。雍正将批评者视为 “逆贼”，本质上是对不同声音的恐惧；而真正的民主社会，恰恰需要不同声音的存在。正如伏尔泰所说：“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 只有当批评者不再被打压，当谄媚者不再有市场，民主才能真正生根发芽。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奴性不去，民主难立，一群只知道歌功颂德的奴才，永远建不成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