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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1月26日，兰德公司发布报告《国家的新时代：AI时代的权力与优势》（A New Age of Nations：Power and Advantage in the AI Era）。报告作者为兰德公司资深研究员迈克尔·马扎尔（Michael J. Mazarr），其早前还曾担任美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特别助理。

与以往侧重于算法、算力或半导体供应链的技术分析不同，这份报告提出一个核心观点：在重大技术转型时期，单纯的技术领先并不足以转化为持续的国家优势。AI竞争的关键不在于“谁的技术最好”，而在于谁能将AI有效嵌入社会结构之中。真正具有竞争力的国家，是那些能够通过制度安排、社会动员和治理能力，使整个社会适应并利用AI的国家。因此，作者强调，AI时代的国家竞争本质上是一场社会层面的竞争，而非单纯的技术竞赛。

一、 走出“唯技术论”的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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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正站在一场决定性技术革命的门槛上：人工智能（AI）作为人类历史上最新出现的——且可能是迄今为止影响最深远、应用最广泛的——通用技术。与工业革命类似，这场变革将对国家命运产生重大影响，并重塑全球权力格局。在这场AI竞赛中，各国政府往往将目光聚焦于半导体芯片、训练算力和数据中心。美国政府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确保在这些关键组件上的领导地位 。

然而，马扎尔在报告中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可能正在犯一个巨大的战略错误：忽视了关于AI与国家竞争力的深层真相。报告指出，一个国家能否繁荣发展，取决于其社会能否为新技术的普及应用提供沃土，取决于其能否有效管控转型进程，从而维系健康、有序、稳定的社会发展。可以说，AI时代的成功更多是社会层面的挑战，而非单纯的技术问题。

历史经验表明，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之所以能崛起，不仅仅是因为它发明了蒸汽机，更是因为它拥有一个充满活力的社会生态系统、有效的制度和适应性强的文化。同理，AI时代的赢家，将是那些能利用AI让整个社会更具竞争力的国家，而不仅仅是拥有最佳模型的国家 。

二、 决定大国兴衰的七大社会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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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兰德公司此前关于“国家竞争力的社会基础”的研究，报告提出了决定AI时代国家命运的七大核心特征。AI技术将与这些特征发生深刻的相互作用，在每个领域，AI既可能带来革命性新动能，也可能动摇社会凝聚力与活力的根基。

1.国家抱负与意志力（National Ambition and Willpower）： 历史上的强国都拥有一种渴望成就和塑造未来的集体自信 。AI有望通过创造财富和解决难题来重振这种雄心，但也存在巨大风险：当机器能完成绝大多数工作，且表现远超人类时，人类如何保持个人与集体的抱负与意志？ 倘若一个国家的民众认为，他们可以轻易置身于AI革命带来的财富洪流之下——这场革命终将使许多工作岗位消失——那么其结果绝非国家雄心的再度绽放，而是全民性懒散的蔓延。这样的国家虽能从世界领先的AI技术中获得一定优势，却会沦为缺乏竞争力的空壳。

2.统一的国民身份认同（Unified National Identity）： 强大的国家需要凝聚力 。AI可能通过提高治理效率来增强认同感，但更危险的是，催生新型不平等形态，改变权力格局，用人工合成的连接取代真实的人际互动，加剧人们对世界的认知分歧，从而侵蚀国家团结的根基。因此，在AI时代，任何希望维系强烈民族认同感的国家，都必须以空前的决心投入社会资源，全力捍卫这种认同。但问题在于，强化民族团结的举措可能暗藏风险。这类议程极易演变为排外情绪，试图强化构成传统国家核心群体的道德与地缘政治价值。

3.共享机遇（Shared Opportunity）：理论上，AI可以凭借强大的方式推动共享机遇的方方面面。它能让经济利益更公平地惠及全民，为那些被边缘化的群体开辟新的发展通道，帮助发现人才的潜力，并促进全球人才的融合，但AI无法仅凭其自然发展就实现这些目标，除非社会决定技术革命必须以共享且人道的方式实现赋权，否则任何技术革命都不太可能真正实现这种目标。因此，终极问题不在于AI将如何影响人类，而在于我们决定为自身创造怎样的未来。

4.积极有为的国家（An Active State）：尽管AI在提升积极有为的国家效率与效能方面具有巨大技术潜力，但其对社会的广泛影响却存在重大风险——可能进一步瓦解维系政治共同体团结与信任的纽带，而这些纽带正是让共同体能够为集体利益行动的基础。未来十年，各国将展开一场积极国家间的竞争——这场追求有效治理的较量，不仅关乎如何从AI中获取最大利益，更关乎如何提升对国家实力至关重要的社会品质。各国政府如何善用AI提升治理效能——不仅在于实现物质效率的提升，更在于在公众眼中削弱权威——将对塑造未来十年的国家竞争力起到关键作用。

5.有效的制度（Effective Institutions）：这里所说的制度不仅指企业、政府机构等正式组织，还包括长期延续、塑造社会行为的非正式行为规范与社会习惯。这些制度既为个人和集体行动提供支持，又对其形成约束。AI确实具备实现重大效率提升、以惊人方式重塑制度的潜力，但新技术应用初期，往往不会产生平等效应，而有可能是对官僚主义和专制统治的超级充电，从而形成“技术利维坦”。可能通过削弱社会关系中真实互动的基础，从而侵蚀社会资本。若要通过AI部署实现制度更高效、更有效，同时减少掠夺性并增强人性化，保持持久的竞争优势，就必须密切关注如何将这一强大新工具融入组织和调节社会的人类机构之中。

6.学习与适应型社会（A Learning and Adapting Society）： AI作为强大的科研辅助工具，能加速发现，也能提升国家的适应能力。它是一种学习引擎，先进AI将成为新创意生成、实验探索和模拟试错的强大源泉，并能以快速生产的方式为任何率先行动的国家带来显著的竞争优势。但报告警告了一种“认知卸载”（cognitive off-loading）的风险：AI很可能至少在某些方面加剧许多社会面临的认知危机，削弱我们达成科学、社会或政治共识的能力。就先进AI模型取代人类深度思考与理论构建而言，无论其多么智能，都将损害我们的长期智力发展。

7.竞争性多样性与多元化（Competitive Diversity and Pluralism）： 正如它是一种学习引擎，先进AI将成为新创意生成、实验探索和模拟试错的强大源泉，并能以快速生产的方式为任何率先行动的国家带来显著的竞争优势。但这些益处必然伴随着AI对集体与个人知识环境构成的风险，并在某种程度上被抵消。AI很可能至少在某些方面加剧许多社会面临的认知危机，削弱我们达成科学、社会或政治共识的能力，其算法的同质化倾向也可能会扼杀多样性。

三、 AI革命的“渐进式”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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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AI发展的速度，报告探讨了三种情景：“起飞”（Takeoff）、“稳定期”（Plateau）和“渐进式涌现”（Gradual Emergence） 。

尽管“奇点临近”的说法甚嚣尘上，但马扎尔认为“渐进式涌现”是最可能的情景 。原因在于，虽然模型能力提升迅速，但技术的扩散（diffusion）面临着巨大的现实阻碍——从昂贵的算力成本、稀缺的数据，到复杂的监管、法律挑战以及人类组织的惰性 。

这就带来了一个战略悖论：这种渐进性可能会让决策者产生一种虚假的安全感，误以为这只是又一次普通的产业升级。然而，AI带来的变革是指数级积累的，一旦跨过某个临界点，其对社会结构的冲击将是毁灭性的。美国如果仅仅为了应对“起飞”情景而囤积算力，却忽视了为“渐进式”变革做好社会准备，最终可能在长跑中输掉竞争 。

四、 核心危机：人类主体性的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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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最深刻的洞见在于指出了一个哲学层面的国家安全风险：人类自主能动性（Autonomous Human Agency）的危机。现代化强国的活力源于其公民相信自己有能力改变命运、探索未知。然而，AI的广泛应用可能从根本上侵蚀这种主体性。当算法决定了我们要读什么新闻、买什么商品，甚至选什么职业时，国民可能变成被动的“数据节点”，而非积极的创新者。

报告警告：“那些能够驾驭AI革命，使其增强而非削弱人类能动性和尊严的社会，将会繁荣；而那些任由AI叠加在掠夺性制度之上，进一步剥夺人们能动性的社会，将遭受长期的竞争劣势。”

五、 美国的战略选择：一场“国家复兴”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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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上述分析以及报告的核心论点——在AI时代，国家竞争优势将属于最强大的社会，报告为美国提出了一份超越单纯技术政策的“国家复兴”战略清单 ：

1.提升公共部门的AI能力：政府不仅要监管AI，还要成为AI的高明用户，以提升治理效能并赢回公众信任 。

2.培养相关人才：通过教育改革和基础设施部署等提高对新兴技术的理解能力与应用技能。

3.推动AI应用，以扩大社会整体的机遇范围：通过政府、企业、高校、慈善组织等措施，扩大AI应用的辐射范围，尤其是针对弱势群体的措施。

4.开展全国性的运动，保障自主决策权：通过教育改革和政策设计，确保AI是赋能而不是束缚人类的决策能力。

5.为知识的新时代保驾护航：通过改善基础设施、国家基金等方式支持探索知识的新边界。

6.利用AI和有针对性的法律来改善信息环境：通过事实核查计划、批判性思维课程，以及识别社交媒体虚假信息的活动等开展对腐败的信息环境的治理。

7.将AI与制度改革相结合，以削减公共部门的官僚作风：借助AI，实现机构精简，提高办事效率。

8.创建前瞻性的AI预见和战略功能： 设立专门机构（如AI风险情景办公室），对可能出现的颠覆性社会后果进行预判和演练。

结  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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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新时代》这份报告反复强调，技术创新虽是必要条件，却并非决定性因素。无论AI技术发展到了何种高度，在当今技术转型的关键阶段，决定国家实力的根本因素仍在于各国更深层次的内在禀赋，即整个社会系统对技术变革的吸收、适应与实践能力。这涉及长远愿景的牵引、发展机遇的共享机制、制度体系的运行效能、社会的学习适应能力等国家深层基因，其重要性远超出某一具体的技术参数或研发指标。因此，人工智能的竞争远不止于纯粹的技术竞赛，而是一场涵盖经济发展模式、治理体系现代化与创新生态构建的综合性较量。这要求政府、市场与社会形成合力，通过制度设计、资源整合与文化培育，系统性地提升社会整体对智能技术的吸纳与转化能力，从而在深层次上塑造国家的未来竞争力。

田春芝，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科技与社会研究室助理研究员。文章观点不代表主办机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