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到两院院士，在中国的顶尖级人才中，江浙籍人士均占有最高的比例。江浙地区从经济中心过渡到文化中心用了数百年，这样的文化高峰一旦形成，其延续周期也很长，能释放百年的热量

　　2011年初，87岁的内科血液专家王振义老先生，因其在白血病治疗研究中的创新性地提出“诱导分化疗法”，从国家主席胡锦涛手里接过了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证书。

　　这项设立于2000年的奖项，每年度不超过两位获奖者。过去十余年，吴文俊、谷超豪等18人摘此桂冠。逐一了解这些获奖者，不难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按照籍贯统计，18位获奖者中，来自江浙沪地区的人数最多；其中江苏3人、上海2人、浙江2人，三地相加占总数的约四成。今年获奖者王振义院士，就出生于江苏省兴化市。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华东师范大学人才学教授叶忠海认为，由于地理环境、经济及民风的不同，各地往往呈现出不同的人才景观。“籍贯或出生地是他们年少时的成长环境，随后的求学经历也与此相关。”

科学界的“江浙现象”

　　在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奖者中，年纪最大的91岁，获奖时的平均年龄为81岁，少时求学也大约在八十年前。他们大都历经这一代杰出人才成长的路径：曾就读于新式学堂，进国内最好的高等学府，有留学海外的经历……其中江浙学人的成长经历，更是一个时代文化教育状况的缩影。

　　20世纪之初，江浙地区较内地更早进入现代文明，西方现代技术与当地工农业融合。当地人的求学方式和教育理念也因而发生改变，相应的技术学校兴起，新式学校普遍讲授算数理化。作为西学传播的中心，上海形成中国最初的都市，东往上海念大学也成为一时的风潮。例如，今年获奖的王振义是江苏兴化人，1948年毕业于上海震旦大学医学院；2008年度获奖者徐光宪出生于浙江绍兴，24岁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化学系；2000年首届获奖者吴文俊在上海出生，21岁时就从上海交通大学数学系毕业。

　　如果说，国家最高科技奖得主人数尚少，不足以说明江浙地区人才辈出的话，那么，两院院士的籍贯分布则更具统计学意义。《2009中国两院院士调查报告》显示：在1955年至2009年间当选的中科院与工程院院士中，以院士出生地计算，江苏323人居第一位，上海234人居第二，浙江居第三，有223人。这三地总共占两院院士总人数的四成以上，达41.19%。实际上，早在1948年，考古学家夏鼐就发表《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的分析》指出，以出生地来计算，第一届院士以江苏和浙江两省的最多，均为17人，二者共占全体院士的42%。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高级人才中江浙籍人士均独占鳌头，乃至于直到如今，在人们的印象中，带有吴侬软语“腔调”的普通话还是科学、人文大家的另一种“标识”。

　　江浙地区学风浓厚，自南宋以来就是有名的“才子之乡”。据统计，明清时期该地区共产生了202名状元。浙江学者沈登苗认为，“江浙从经济中心过渡到文化中心用了数百年，这样的文化高峰一旦形成，其延续周期也很长，仍能释放百年的热量。”

　　江浙地区上百年的人才延续和聚集，成为近现代中国的一道令人称奇的人文景观。其中江苏无锡的鸿声乡更有“院士之乡”的盛誉。当地的钱氏家族自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国学大师钱穆以来，涌现了钱伟长、钱令希、钱临照、钱易、钱俊瑞等杰出的科学人文大家。

人才与地域

　　清华大学2007级电子工程系学生朱峰还记得，他的高中母校苏州中学的实验楼就是的钱伟长题的字。低他三级的师弟、2010级软件学院吴晓阳也自豪地说：“母校图书馆的两面墙上，挂的全是出自苏州中学的科学家肖像。”

　　和他们一样，当年19岁的钱伟长，正是从这里考入清华，北上求学。

　　钱伟长以外，苏州中学还先后走出了激光与非线性光学家姚建铨、工程力学家钱令希、物理化学家吴浩青、中国现代光学奠基人龚祖同、计算科学奠基人冯康、高分子科学家钱人元等大师级的人物。

　　而江浙地区出生的院士，更不胜枚举。人才与地域之间，真是那么密不可分？

　　“人才地理”关系研究始于1923年，地理学家丁文江发表了《历史人物与地理的关系》一文。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叶忠海说，“这个‘地’不仅仅指自然地理，还有经济形态，民风习俗，甚至是家族传统。无论是书香门第的没落，还是商帮望族的发家，都有‘地’的影响。”他将人地关系分为小环境和大环境，“小”即是家庭与社交环境，“大”则为地区和国家环境。

　　中国人讲究家道传统，祖辈的影响最为直接，历史上多有子承父业的佳话。东晋王羲之、王献之父子均是书法大家，北宋杨家将四代人戍守北疆，而晋商、徽商、闽商等商帮家族更是延绵了数百年。

　　地区环境则是抽象的因素，人们多以籍贯为例。同一籍贯的人，由于地区经济、文化传统、教育环境相似，其行为气质也有相近。刚、柔、憨、狡等词汇被用来形容不同的个性气质，它们也将人们引向了迥异的术业倾向。民间有言：中原多侠客，江南多文人，岭南则多术士。

　　放在历史的维度上，地域特征与群体气质也多有变迁。

　　近现代历史学者普遍认为，和唐宋以来经济中心转移的方向一致，人才聚集地逐渐从中原转入长江流域，在南宋时形成了“苏杭人才轴线”。

　　这不仅使得进士人数逐渐南多北寡，其民风气质也受到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春秋战国时，齐鲁大地本是中华文化发源地之一，近代却有了“山东出响马”的俗语；西南古称蛮夷之地，后民智开化，蜀人渐渐以诗词禀赋扬名。

　　至鸦片战争，这个古老的国度不情愿地敞开了大门，中国地域人才分布，也有了新的坐标系。

　　“通商口岸不仅往来货物，一个新的话语体系也随之闯进来了。”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所长杨念群认为，各地域已经脱离了自给自足的语境，相当大程度上需要考虑外来西方话语的渗透。

　　美国汉学家柯文对此也颇有兴趣。他认为，从地域角度而言，西方冲击造成了中国“沿海”和“内地”的反差。沿海地区是商业超过农业，现代多于传统，外向而非内向，因此，中国近代一些重要人物都是新的河海文化的产物。

　　然而，由于各地域固有的思维不同，各地对西学的反应也不尽相同。“内地湖南发起的是洋务运动，是从物质层面师夷长技以制夷；江浙人喜欢办学堂、学西艺；广东人的行动，则是要传播新的思想。”杨念群认为，正因各个地区的人“分而治之”地接纳了新观念，才构成了近代中国多元而开放的人才局面。

人才地理流变

　　今天的名校，大多与清末的西学涌入有不可忽视的联系。

　　当年的南洋公学地处租界，教师大部分留美归国，所用教学全为麻省理工学院的原版教材。一百年后，在它的基础上成立了上海交通大学，先后走出钱学森、王安、吴文俊等人。在两院院士中，有200余位都是交大校友。

　　但传教士带来的几本西洋书籍，也仅仅是江浙地区科技人才兴盛的助推器。

　　江浙自有其“考据之学”的渊源，历史学者傅国涌认为，这一学科学本来就是研究社会运行规律，具有现代学科的考证方法，成为江浙一带学术得以细分的基础。早在乾隆年间，江浙旧式书院的课艺内容已经有所伸展，“旁及小学、天部、地理、算法、词章”。

　　及至19世纪末，租界的传教士们建议开设现代专门学堂，所设科目相当细致，有“律法学堂、词章学堂、医理学堂、矿物学堂”。

　　因为研习西学西艺的水平不断提高，上海龙门书院、求志书院等也逐渐改制为专门学堂。上海周边纷至沓来的求知青年，所选课业也开始明显向理工科倾斜。

　　因而，江南人才的类别也随时代转换而变化，杭州师大吴越钱氏家族研究所所长李最欣介绍，这从江浙钱家可见一斑：钱家宋代有秘书监钱昆，明朝有翰林院编修钱福，到了近现代，就多西学院士了。

　　如果说江浙人转向理工科是“务实”的典例，同样是沿海的岭南地区则有“务虚”的情怀。

　　以香港、澳门为门户，粤人不仅穿洋服、开洋荤，还以办报纸、创学会的方式，首先传播西方现代思想，呈现出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其影响不仅在仕大夫阶层，连广东“十三姨”也成为接受西方文明的浪漫形象，在电影中一再展现。

　　事实上，岭南的理想主义气质由来已久。其南部临海、水网交错，交通便利；北部则以山地形态为主，土壤沃饶。如此，岭南地区农商发达，或谋得渔盐之利，或耕织有余，世风奢靡，喜尚新奇。

　　国学大师胡朴安评价说，“粤人好大喜新……有能以新学说、新主义相号召者，倡者一而和者千，数日之内，全省为之相应。”

　　因而，太平天国运动以“拜上帝会”为名，一呼百应；康有为等人一脉相承，试图以基督教新教改革为背景，建立“神权—世俗”的现代君主政体；孙中山，则带来了五权宪法等共和思想，追随者亦众。

　　面对西方文明，岭南人从其思维习惯，将文化变革作为价值取向，杨念群说，“正是理想主义的奔走呼号，成就了中国最初的思想启蒙。”

　　人才分布总是在历史与地理两个维度上交错，时至今日，因“籍贯”而产生的人才差异已远不如百年前显著，对人才的评价标准也更为多元化。

　　“人们需要的是自由发展，成才也不拘一格。” 傅国涌认为，人才的范畴不再拘泥于学术及研究领域，各行的佼佼者，只要有一技之长，皆可称为“人才”。

　　沿着钱伟长当年的求学之路，从苏州中学走到清华大学的吴晓阳，也并没有为自己规划一个纯科研的未来。他的计划是毕业之后创业。有趣的是，这个男孩子印象最深刻的母校毕业名人不是科学家钱伟长，而是排球教练袁伟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