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文章通过1985年哈佛教授坎特对德鲁克的质疑——认为德鲁克的管理思想忽视了人性的“恶”——以及德鲁克本人的回应，深入探讨了管理中的人性问题。作者研究指出，德鲁克的观点很深刻：他并不回避人性的恶，但他认为管理的核心不是寄望于“圣人”或依赖心理学手段，而是通过制度设计来约束恶，让善意得以存续。这其实是一种很务实的现实主义，而不是坎特所批评的乌托邦。

作者 | 刘敬辉，美国加州州立大学教授

原创出品 | 管理智慧

引言

人性善恶的学说由来已久，西方基督教认为人因神按自身形象造人而具有最初的良善与尊严（性善），但因始祖堕落，人性已被原罪污染，呈现出良善与罪恶并存的复杂状态。在中国，荀子的人之初性本恶；孟子认为人都有与生俱来的向善的本性。王阳明的“良知”是其心学体系的核心，指“人心本自具足”的先天善体与明觉本心。政治经济学认为资本主义的竞争机制强迫工人相互排挤，从而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利己、冷漠的“恶”的一面。尽管受异化劳动压迫，工人阶级内含革命性的“善”。思想家们谈论的“人”是抽象的人、群体的人，没有谈到个人。德鲁克思想中的人性是个体，切中了人性善恶讨论的要害。

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以行政命令取代管理，无法有效解决企业的管理问题；干部和工人因而无所适从、无所作为，无法激发任何生产力。1980年代，德鲁克的两部主要著作——《卓有成效的管理者》（1966年）和《管理：任务、责任、實践》（1974年）——以行政干部内部学习资料的形式传入中国，开启了中国大陆对管理学的系统学习。

四十年后，到了2024年，德鲁克的39部著作全部陆续完成中文翻译，中文读者开始从整体层面审视德鲁克的思想，并提出了一些尖锐的问题。

其中一些问题与英文版首次出版时类似，例如「管理是否存在善恶？德鲁克的现代管理是否涉及善恶？」以及「如何看待专制管理模式？」。人性的善恶问题，是企业组织中的个人与权力的核心问题；这些问题在1980年代的美国学界也曾被提出，当时德鲁克尚健在，并对此作出了回应。

在1985年，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坎特（Rosabeth Kanter）在《新管理学》杂志上发表一篇文章《德鲁克：未解之谜》（Drucker：The Unsolved Puzzle）。坎特（Rosabeth Moss Kanter）是1980年代管理学术界对德鲁克的理解与质疑的一个代表声音。坎特（1985）认为德鲁克的管理思想和组织理论，并没有考虑到现实社会中人性“恶”（Evil）的一面，她说“在德鲁克展示给我们的世界中，恶（Evil）是不存在的”（There is no evil in the world Drucker shows us）。坎特认为她抓住了德鲁克管理思想中对人性的善与恶的认识缺陷的软肋。德鲁克（76岁）面对管理学术圈对其管理思想的评价与质疑（Critic），公开在《新管理学》杂志发表文章进行回应，展示了他对人性邪恶面的感知。

《新管理学》杂志，办了约三年后即停刊，原文不易查找。当年坎特批评德鲁克的原文及德鲁克的回应均未收录到德鲁克的书籍之中，只读德鲁克书籍的读者不能全面了解该问题的解答。本文依据保存的德鲁克档案文献进行深入探讨，主要文献依据是《新管理学》杂志，《华盛顿邮报》和日本翻译者上田惇生的书序。

1980年代美国学界对德鲁克的认知与质疑

《新管理学》（New Management）是南加州大学工商管理研究生院和威尔逊出版公司（约翰·威利父子出版公司的子公司）合作出版的管理学季刊。南加州大学工商管理研究生院的教师负责编辑内容。《新管理学》第二卷第三期 1985年冬季刊，开辟了彼得·德鲁克研究专题。

《新管理学》杂志的编辑图尔（James O’Toole）的文章《德鲁克：新管理之父》（Peter Drucker：Father of the New Management）总结了德鲁克的贡献及其前瞻性。

《新管理学》编辑图尔认为，在1980年代的管理学畅销书中，几乎没有什么重要的东西是德鲁克之前没有明确阐述过的（文献02）。

“重新阅读德鲁克的作品，发现这位忙碌的先生早已创造出那些你本以为是你自己的想法”，图尔列举了几本1980年代最畅销的管理书籍：约翰·奈斯比特的《大趋势》可以看到德鲁克1969年的经典之作《不连续时代》（1969）的影子，其中德鲁克预测了几个新兴世界趋势将如何影响企业；威廉·大内的《Z理论》追溯了日本管理的特点，而这些特点德鲁克在1971年的《人、思想与政治》（中文版翻译为《人与商业》）中进行了分析，其中德鲁克关于日本管理的第一篇文章发表于1961年；彼得斯和沃特曼的《追求卓越》中的七个企业成功特征都可以在德鲁克的《管理的实践》（1954年出版）中找到。在《新管理学》杂志中的大多数“新”想法，在德鲁克的重要著作《管理：任务、责任、实践》（1973年出版）中已经明确指出。

有鉴于此，《新管理学》杂志提出了两个问题：

1. 为什么在业界，没有众多经理人明确表示采用了德鲁克的管理哲学？

2. 为什么在学术界或其他地方，没有出现一个明确的德鲁克学派来传承其思想？

《新管理学》杂志向德鲁克约稿，尝试写一篇《德鲁克谈德鲁克》的文章，回顾他自己对管理学科和实践的思索历程。《新管理学》杂志同时发信给当时五位管理学者或专家，要求他们对德鲁克做出自己的评论。最后，德鲁克对五位管理学者或专家评价的一些观点进行回应。

文献1
档案材料：德鲁克1980年的照片；版权所属：德鲁克档案馆
Peter F. Drucker photo looking on, 1980; Drucker Archives; Box 6B; 1 page

文献 2
《新管理学》第二卷第三期 1985年冬季刊版权所属：德鲁克档案馆
《新管理学》的德鲁克专题的封面是“德鲁克回顾”，包括8篇文章：

德鲁克的评价与自评
1）编辑图尔：《新管理之父》
2）德鲁克：《德鲁克论德鲁克》
五位管理学者或专家对德鲁克的评价
1）罗莎贝斯·莫斯·坎特（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未解之谜》
2）汤姆·彼得斯（管理学者）：《信息的另一半》
3）詹姆斯·弗拉尼根：《管理学博士斯波克》
4）威廉·克拉克森：《缩小理论与实践的差距》
5）沃伦·本尼斯（领导力学者、南加州大学教授）：《个人反思》
德鲁克对五位评论人的回应
  《德鲁克：德鲁克的回应》

哈佛教授坎特对德鲁克的质疑

在编辑图尔的《新管理之父》和德鲁克的《德鲁克论德鲁克》文章之后，编辑收到了五篇评论文章。五篇文章评价了彼得-德鲁克的思想以及关于管理实践的影响。其中哈佛大学教授坎特的文章是一篇批评性的文章。

坎特评价德鲁克学说的根基来源是乌托邦主义者：

“从根本上说，德鲁克是一个管理乌托邦主义者，他既是罗伯特·欧文的后裔，也是马克斯·韦伯的后裔（At root, Drucker is a management utopian, descended as much from Robert Owen as Max Weber）。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一种乐观的乌托邦式的观点，即通过更好的教育来完善人类。我们需要的是一种邪恶理论，或者说它与人类或组织的弱点相对应。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将德国的官僚体制浪漫化，并从中看到了西方文明的进步，但就在不久之后，人类已知的最大灾难之一就由陷入官僚体制魔掌的人们延续了下来。也许，从事相对自由主义的多元化机构是德鲁克防止极端邪恶的保障，但这很难从他的著作中得到印证。

德鲁克向我们展示的世界没有邪恶，只有无知。没有权力，没有政治阴谋，没有贪婪。也没有人类的弱点妨碍理想实践的实施。没有组织的复杂性，也没有公司概念中的缺陷，使那些渴望实施德鲁克教导的管理者落空——没有沃伦·本尼斯（Warren Bennis）所描述的 “无意识的阴谋”阻挡在领导者和他们承担重要战略任务的愿望之间。但是，对于那些不仅仅是无知或被误导，而是贪婪或渴望攫取权力的人呢？尼克松政府令人不安的事件仅仅是管理失误的例子吗？或许在早些年，商界领袖不太容易接受德鲁克，因为他们看到恶意收购、破坏工会或推出有缺陷的产品会让他们迅速丧命，让他们的职业生涯变得自我陶醉。

坎特笃定德鲁克思想来源于德国社会学家韦伯（1864年－1920年）。坎特得出这样的结论和她的教育背景密不可分。 坎特1943年出生于美国俄亥俄州，她的本科、硕士以及最终在密歇根大学获得的博士学位均是社会学。她的博士论文是关于“19世纪的乌托邦公社”。博士毕业以后，坎特从1967年到1973年在波士顿的布兰迪大学成为社会学助理教授，从1974年到1977年成为哈佛大学访问副教授，从社会学开始转入管理领域。1977年到1986年，在耶鲁大学成为社会学的正教授。从1989到1992年，坎特是《哈佛商业评论》的编辑。

进而，坎特讨论管理权力的正当性，认为“德鲁克从本质上否定了贪婪是管理不善的动机”。

“管理”的某些表现形式是不正当的，源于可预见的人性或文化缺陷。但德鲁克从本质上否定了贪婪是管理不善的动机，例如，他认为养老基金真正拥有美国公司——至少可以说这是一个有争议的论断。他在《看不见的革命：养老基金社会主义是如何进入美国的》（The Unseen Revolution）一书中说，管理者是社会主义工具，而不是资本主义工具，他们的作用是为工人积累财富——在这条道路上有一些磕磕碰碰（比如德鲁克本人在最近的《华尔街日报》专栏中批评的有时过高的高层管理报酬）。但可以肯定的是，权力、贪婪和政治手段在现代组织中仍然扮演着重要角色，任何希望改变这些组织的人都必须考虑到这一点。

坎特把在现代组织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归咎于人性的贪婪。坎特的问题是，如果对德鲁克的国家层面权力的合法性不能够理解，也很难理解德鲁克的组织层面的权力合理性。坎特的言论尖锐并具有攻击性，但是她还是指出了人性的善与恶，与管理权力及个人的联系。

德鲁克的回应与人性恶的分析

《新管理学》杂志社可以采用发行策略，先发表攻击管理大师而图谋发行量的激增，然后再让德鲁克进行回击，掀起另一轮的发行量。但是当时的杂志《新管理学》采取了学术界的善意之举，它让坎特的文章和德鲁克的文章同时刊发。德鲁克在同期《新管理学》杂志刊载自己的评论文章《你关于我的评论》（You on Me）反驳了坎特的观点。

德鲁克首先表明，自己的理论出发点既不是欧文（1771年—1858年）的乌托邦社会思想，也不是德国社会学家韦伯（1864年－1920年）的思想，而是丹麦齐克果（1813年-1855年）的思想。德鲁克思想的出发点已经超出了坎特当时的知识范围，并推翻了坎特立论的根本，在错误立论基础上推演的结果就不再具有足够的说服力。但是，德鲁克还是具体回应“人性恶的分析”，本研究归纳起来是4个维度：权力维度、亲历维度、人性维度，特别是管理维度。 

1）权力维度：立宪主义和限制恶的权力

2）亲历维度：亲历感知现实社会的恶

3）人性维度：非虚构的回忆录和虚构小说故事人物中的人性弱点与恶

4）管理维度：善恶论应用在管理领域的X理论与Y理论

档案文献3
坎特批评德鲁克的文章《新管理学》（1985）

档案文献4
德鲁克：《新管理学》第二卷第三期1985年冬季刊

1.权力维度：立宪主义和限制恶的权力

德鲁克毫不客气地直接指出，哈佛的女教授坎特自己才是乌托邦主义者。德鲁克认为，对于遏制邪恶，唯一取得了一些作用的是西方政治思想的一个伟大传统，即所谓的“立宪主义“（Constitutionalism），该传统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思想家柏拉图（或者至少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

“坦率地说，从滥用权力的悠久历史来看，如果说有谁是“乌托邦”的话，那一定是罗莎贝芙（坎特）这类人，他们把自己的信任寄托在心理学和人格上。没有人比早期的罗马皇帝受到更好的教育、得到更好的建议、做更好的准备。罗莎白（坎特）的《企业家执行官》让我想起了塔西佗（Tacitus）笔下年轻的提比略（Tiberius）。我一直在努力做的是首先制定规范制度（这是应该的），然后制定宪法原则，使善意和善良的人能够实现这一目标，这至少会减缓和阻止腐败和邪恶。”

德鲁克：《新管理学》第二卷第三期1985年冬季刊

德鲁克认为，把希望寄托在提比略（Tiberius）式的人身上才是致命的乌托邦。提贝里尤利乌斯·凯撒·奥古斯都（Tiberius Julius Caesar Augustus，前42年—37年），又译提比略，罗马帝国的第二任皇帝，在位于公元14年－37年。提比略继承由奥古斯都（屋大维）缔造的帝国，借由联姻关系，成为史学家所称的儒略-克劳狄王朝之继承人。提比略个性深沉严苛，执政之后并不受到臣民的普遍喜爱。执政后期，由于党派之间的斗争和阴谋，使得他采用残暴的手段对付政敌。

德国的希特勒也是被德国贵族与民众寄予厚望，民选当选的领袖，1933年掌权之后，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魏玛共和国的立宪主义根本起不到任何限制作用，没有任何规范和条约可以限制希特勒的极权。德鲁克提出，以权力限制权力：“我一直在努力做的是首先制定规范（这是应该的），然后制定宪法原则，使善意和善良的人能够实现这一目标，这至少会减缓和阻止腐败和邪恶。”在企业管理层面，德鲁克提出在组织管理层面，通过分权、通过强大的董事会，产生对绝对权力的制衡力量。最重要的是通过制定目标，遏制“领袖魅力”、狂妄自大和权力欲望带来的危险。

2.亲历维度：亲历德国纳粹的恶

1933年，纳粹党攫取了国家权力，当时欧洲正处于迫害犹太人时期，出身犹太家庭的德鲁克1934年去了英国伦敦工作。1937年移民美国，美国的大学设法安置了大量会讲英语的德国和奥地利的避难移民，他最初在美国东部的纽约州的劳伦斯学院（1939-1941）和缅因州的本宁顿学院教授宗教学和政治学。德鲁克写道：

“正如罗莎贝丝·坎特可能不知道的那样，我最初是教宗教学的。因此，我非常清楚这样一个事实：人类固执地坚持要表现得像人类，这意味着小气和贪婪、虚荣和对权力的欲望，是的，还有邪恶。”

德鲁克：《新管理学》第二卷第三期1985年冬季刊

德鲁克写道：“我的第一本书是关于纳粹主义的兴起。毕竟，40多年来我一直是一名活跃的顾问，恐怕太长时间了，无法像罗莎贝丝（坎特）显然认为的那样，天真地对待邪恶。”德鲁克表明自己切身感受过二次世界大战中邪恶力量肆虐的欧洲，并分别在英国和美国出版了《德国的最后四年》（1937年），《经济人的末日： 新极权主义的研究》（1938年，1939年）。《工业人的未来》（1942）更是深入追溯了从卢梭到希特勒一脉相承的关系：“理性主义者的自由主义是极权主义性质。”

相比之下，1943年出生的坎特教授没有如此的经历和切身感知。 对于德鲁克的研究，需要对德鲁克经历有所了解，不能只专注于他的管理书籍的阅读。

3.人性维度：非虚构的回忆录和虚构小说人物中的人性弱点与恶

德鲁克认为：“只有小说家，或者至少是讲故事的人，才能很好地描写人类的弱点和邪恶。”（1985）德鲁克在70岁左右，完成两本关于人类弱点和邪恶的故事书：两本虚构类的小说《最后的可能完美世界》（The Last of All Possible Worlds）（1982）和《行善的诱惑》（Temptation to do Good，1984）。 德鲁克说，“我对人比对想法更感兴趣，我只是更擅长写想法。”

德鲁克在72岁的时候创作的虚构类小说《最后的完美世界》（1982年）展现了1906年的伦敦，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欧洲世界。该小说描述了重商主义社会的“经济人”：一群追逐个人利益最大化而失去道德的人。在《行善的诱惑》（1984年），德鲁克塑造了一个“道德人”形象：1980年代发生在美国教会大学的基督徒校长，如何被一个邪恶的莫须有的两性关系谣言所击溃和打败。这本小说可以和《经济人的末日》第4章《基督教会的失败》相印证，是教会在人的邪恶面前束手就擒的最好诠释。

4. 管理维度：善恶论应用在管理领域的X理论与Y理论

在1954年，德鲁克提出的目标管理（Management of Objectives and Self-Control）是管理学的一大突破，突破点是用“目标管理模式”替代了“人治管理模式”。麦格雷戈（Douglas McGregor，1906年—1964年）比德鲁克年长3岁，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工业管理学院教授，他于1948年至1954年期间担任安托荷学院（Antioch College）校长，他也在印度加尔各答管理学院任教。1960年，他出版的《企业中人的两面性》（The Human Sides of Enterprise）所提出的X理论和Y理论深刻地影响了教学领域和业界。麦戈雷格的著作第五章自我管理（Management by Integration and Self-Control），主要是来自德鲁克在1954年提出的目标管理。麦戈雷格认为，自我管理部分（self-control）取代了管控管理（Management by control）。麦格雷戈进一步解释德鲁克的self-control 为 self-direction即自我引导或者自我驱动。

X理论又被称作人性本恶理论：认为人性天生厌恶工作并尽可能逃避工作，追求安全、安逸；胸无大志，缺乏进取心，不愿承担责任；以自我为中心，大都缺乏解决组织问题的能力。

 Y理论又被称作人性本善理论：认为在一定环境中雇员可以通过权威、引导、控制、自我控制而达到激励效果。其中Y理论被广泛地运用于企业管理中（麦格雷戈，1960）。 麦格雷戈在早期演讲中，提出“视员工为孩子还是视员工为成年人”的问题（麦克戈雷，1957）。 Y理论的前提假设是，员工和下属是成年人，可以完成自己的目标（goals）。管理者应该学会鼓励下属创造性地完成公司的总目标（objectives） （麦格雷戈，1960, 第61页）。

从《公司的概念》（1946）开始，德鲁克就要求企业履行其职责，“使个人的长处成为生产力，使个人的短处成为不影响生产力的部分”，这是德鲁克对组织作为社会和人类机构的目的所下的有意义的定义。德鲁克《管理实践》（1954）的最后一部分名为 “管理者的意义”，是其他管理书籍很少讨论的问题。甚至在更早的时候《工业人的未来》（1942）。德鲁克就得出过这样的结论，即组织崛起的决定性变化是将工人从成本中心转变为 “资源”。德鲁克自我评价道，“在某些方面，这是我做出的最成功、最有效的贡献”。德鲁克也感慨， “同样，这也是我做过的最不成功的事情——我认为这是我最大的失败。因为在我自己的国家美国，管理层基本上对‘人是资源财富’这一理念充耳不闻，直到现在他们才开始倾听”。

1964年，麦戈雷格去世后，德鲁克在1970年出版了《管理：任务、责任与实践》谈到了X理论和Y理论。德鲁克特别指出，1950年代开创的自我管理的来源是他一贯的主张， “将人视为一种资源，机构、企业必须要求承担责任” （德鲁克，1985）。该主张是与麦格雷戈提出的主题发展出的 Y 理论不同之处。它是 “不放任 ”（not permissive）（德鲁克证实麦格雷戈的Y理论也是持有“不放任”观点），对员工要有较高的要求。

1990年代坎特对美国管理学家福莱特的批评

在1985年德鲁克与坎特“交锋”之后， 德鲁克和坎特在1993年均获得《哈佛商业评论》的邀请，撰写有关美国管理学家福莱特（Parker Follett）的介绍文章：《福莱特——管理先知：20 世纪 20 年代著作汇编》书籍出版（格莱汉姆，1995）。坎特对福莱特的批评与1985年对德鲁克的批评如出一辙：

“福莱特是一个典型的乌托邦主义者，尽管她是在写关于商业实践也是浪漫主义者。她的观点植根于美国的乐观主义和平等主义，但也与美国的个人主义和社会工程学信仰背道而驰。”

坎特评论福莱特关注的是最具人性的东西，但这几乎是最难做到的，也可能带来最少的短期荣耀。这与对抗式管理不同。而她的想法与以利益为重的政治发生冲突。她没有注意到某些情况是零和博弈的残酷现实。当福莱特写道，“割喉式的鱼死网破的恶性竞争正在逐渐退出潮流”，并且尽管公司之间存在竞争，“它们之间的合作正占据越来越大的地位”时， 坎特认为福莱特“她错了”：

“她写作之时，还没有经历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黑暗日子，也没有军工复合体的霸权（1961 年），也没有劳工、民权和妇女运动的对抗性政治。她的人际关系哲学是建立在对人类善良和合作精神的信仰之上。”

坎特提出的最多的质疑是福莱特和现实脱节。坎特的演讲和研究，针对的是解决现实管理中出现的问题。坎特停留在关注管理工具的层面，而德鲁克和福莱特共同关注的是管理是一个社会功能。从福莱特的作品中可以看到，福莱特看到了人类善良信念的局限性，全球经济中社会机构的转变，从国家和政权的动荡到公司和社区面临的新挑战。

坎特和德鲁克的关系

1993年，哈佛商学院的坎特在《后资本主义社会》一书的封底出现对德鲁克新书的评价：

书的范围和洞察力令人叹为观止，它是迄今为止对知识社会如何改变我们世界和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地缘政治到工作场所）的最佳论述。

2001年德鲁克著作的日文翻译上田惇生（Atsuo Ueda），在日本出版《后资本主义社会》引用了坎特对德鲁克《后资本主义社会》（1993 年）的评语。 2023年，我在查询坎特在哈佛的个人官网发表的文章中发现，坎特没有列出1985年质疑德鲁克的文章 （文献 5）。

档案文献5
哈佛大学官网：坎特没有收录对1985年对德鲁克的评价的文章（2023）

坎特的对德鲁克的“乌托邦理想主义”“没有看到人性的恶”显然是错的，一个可能原因是没有通读德鲁克早期的功能社会思想学说；另一个可能原因是没有通读德鲁克一系列的管理书籍，并将社会层面的权力合法性和组织管理层面的权力正当性联系起来。

从学术界哈佛大学管理教授坎特的质疑可以看到，没有读懂德鲁克的早期功能社会的理论，很难进入德鲁克的整个思想体系。德鲁克对人性深层的恶和极权专制的社会现象有深刻的反思，更重要的是德鲁克针对防范恶和对付恶，提出了功能社会的原则。虽然有恶存在，有绝望存在，但尊重个人的尊严和个人的地位，束缚权力，就可以持久地警惕和替代专制的管理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