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郑毓煌。

我曾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任教了16年。来我课堂上的，有企业家、创业者、也有高管。我讲营销、讲商业、讲品牌，讲怎么把企业做大、把钱赚到。

对于一个老师而言，一辈子如果能够获得一次教育部颁发的国家级荣誉，那就是出类拔萃了。而我曾经两度获得教育部颁发的国家级荣誉。我为此非常骄傲，觉得这就是一个老师最大的价值。

然而，直到大概五年前，我才慢慢意识到一件事：不是有名校博士学历、站在名校讲台上讲课，就算得上知识分子。

回头看，那时候的我，其实配不上“知识分子”这四个字，因为我的学生主要都是社会精英，我自己日子也过得挺好，但我却从没为底层老百姓说过一句话。

让我“醒过来”的，是清华大学的孙立平教授。

我跟孙老师认识很多年了，他是我人生中的一位思想引路人。他让我明白了什么叫真正的知识分子；他让我放下顾虑，敢为底层老百姓说话；他让我从一个教授变成了一个敢讲真话的知识分子。

现在的舆论环境什么样，大家心里都清楚。在一个大家习惯了沉默、或者说漂亮话的环境里，敢讲真话、敢为老百姓发声的人，往往最累。

孙立平教授在清华教了大半辈子书，研究中国社会几十年。按理说，到了他这个年纪和地位，完全可以安安静静地享受生活，过个清闲的晚年。但他没有。他关注普通人的难处，总忍不住去讨论一些真正的问题。

他为弱势群体说话，换来的却是网上铺天盖地的骂声。有人说他“立场不对”，有人给他扣各种帽子，甚至还有很多非常难听的人身攻击。

有一次我忍不住问他：“孙老师，您图什么呢？您为老百姓说话，可很多老百姓却骂您，您不委屈吗？”

孙老师接下来的一番话，我会记一辈子：“郑老师，咱们既然自称读书人，计较这些干什么？做事凭的是良心。”

“我们这代人如果不说话，将来是要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现在的大学老师，如果都只盯着自己那点小利益，为了自保集体闭嘴，那我们就失职了。我们没能交给下一代子孙一个更好的国家和社会。”

“那些骂我的人，是因为他们认知有限，所以看不清真相。没关系，咱们还是该继续说真话。”

他甚至在一些公开场合，顶着很大压力直接说：“我们这代人，很可能成为历史的罪人，后代不会原谅我们。”

为什么这么说？

这些年，我们的发展速度很快，生活条件也比过去好了很多，但有些代价，也是真实存在的。

比如环境。小时候，河水很清，小孩能在里面抓鱼、洗澡，大人在河边洗菜淘米。可现在，很多地方的河流已经变成了黑臭水沟。

比如房地产。过去很多年，大量土地被开发，大片农田变成楼盘。资源、水泥、钢筋、资金，不断投入进去。房子越来越多，但很多地方却出现了大量空置。更重要的是，土地和环境是不可再生的。

比如医疗。大城市的大医院人满为患，而很多普通家庭，一场重病就可能压垮整个家庭。

再比如教育。孩子们天天被迫刷题，各种内卷，很多学生高考结束考上大学后却再也没有兴趣学习了。

孙老师说：“我们总得给后代留下一个还有希望的社会。”

这句话，我越来越能理解。

孙老师就像一个在黑夜里赶路的人，明明周围有人扔石头、泼脏水，但他还是固执地提着灯，想帮后面的人把坑照亮。这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脊梁骨，才是知识分子该有的样子。

正因为孙立平老师的鼓励，我也开始勇敢地成为一个说真话的知识分子。

常有人劝我：郑老师，没必要说这些得罪人的话。你现在过得这么好，千万别给自己惹麻烦。

说实话，我也犹豫过。

但后来我越来越觉得，我过得再好，如果我周围的很多人都在受苦，我过得好又有什么意义？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我们有责任为底层老百姓说话。

我可以轻松进清华、北大、厦大、中大等各大名校，但普通人有这样的机会吗？

我有北京户口，家里还有两部北京牌照的小汽车，但很多外地人奋斗一生却无法获得北京户口，很多在北京工作的年轻人抽签十年却没法买到一部车。

如果我不为大多数人讲真话，我就会成为那些既得利益者，成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而这种人，正是我最看不起的。

就如孙立平老师所说，如果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不敢说真话，我们最终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