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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美国哈佛大学、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和中国金融四十人研究院联合发布的2026年美国、欧洲和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展望报告，于2026年7月16日发表于《东亚研究所时事评论》第105期。
报告对三大经济体的2026年上半年宏观经济表现与2026年下半年经济形势进行研判展望，并着重分析了中国经济再平衡所需的中长期政策组合及结构性改革措施。
本文作者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教授席睿德（Alfred Schipke），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经济政策实践教授杰森·弗尔曼（Jason Furman），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莫里茨·舒拉里克（Moritz Schularick），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教授黄益平，中国金融四十人研究院院长郭凯。
* 受版面所限，正文注释和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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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期分化，约束各异：美国、欧洲与中国
——宏观经济动态与结构性改革
文 | 席睿德、杰森·弗尔曼、
莫里茨·舒拉里克、黄益平、郭凯

世界经济并非只是在经历一轮常规的经济周期，也正在受到更广泛力量的重塑。地缘政治和技术变革正日益影响企业在哪里投资、哪些技术更为重要，以及各国愿意在多大程度上相互依赖。这些变化正与传统的周期性波动交织出现。

在地缘政治方面，出口管制、关税和产业政策正变得更加普遍：美国更加关注半导体和关键矿产，欧洲担忧中国在先进制造业领域的竞争，中国也在加快推动AI等优先产业发展。中东局势和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紧张态势表明，这类压力可能迅速外溢至全球。与此同时，这些政策所试图解决的深层失衡仍在持续，而各方协调应对的难度却在上升。

技术变革，尤其是AI相关投资和应用的持续扩张，也在以类似方式重塑经济。AI已经成为美国投资的重要驱动力，是中国的战略重点，也部分解释了欧洲为何希望将新增国防支出投向前沿技术。这些力量并非处于经济周期之外，而正日益成为周期本身的一部分。

美国、欧洲和中国的宏观经济前景，正越来越多地受到通胀压力再现、地缘政治冲击、技术变革和全球竞争加剧的共同影响。

在美国，市场关注的焦点已从劳动力市场走弱转向通胀持续，尽管就业仍具韧性，AI相关投资也继续支撑需求。

在欧洲，增长有所放缓，但总体仍较稳定；其前景受到能源冲击消退、国防支出增加、劳动力市场保持韧性，以及在中国先进制造业崛起背景下恢复竞争力这一深层挑战的共同影响。

中国经济表现仍不均衡：AI相关出口和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行业表现强劲，但内需、居民消费、房地产市场活动和信贷需求依然偏弱。更广泛的结构性挑战，则是如何支持创新、化解过剩产能，并让经营较弱的企业更有效地退出市场。

总体而言，主要经济体仍在增长，但韧性与分化并存，各自面临的通胀、生产率、金融稳定、竞争力和政策权衡也不尽相同。

美国宏观评估：

关注焦点从劳动力市场担忧转向通胀风险

2026年初，市场主要关注劳动力市场是否继续走弱、失业率是否上升，以及美联储年内会降息多少。如今，情况已经发生逆转。劳动力市场指标总体缓解了市场的担忧，当前更主要的问题是通胀，讨论焦点也已转向美联储可能需要加息多少。

这一转变最清楚地体现在市场对年末联邦基金利率的预期上（见图1）。年初，联邦基金利率处于3.5%至3.75%的区间。当时市场预计，到2026年末，利率将降至3.1%左右，相当于两次各25个基点的降息。

但迄今为止，利率一直维持不变。目前市场预期，年末联邦基金利率将升至4.0%左右，较年初的实际利率水平高约40个基点，大致相当于一次半25个基点的标准加息。

实体经济企稳并走强
货币政策预期的重新定价，与伊朗冲突爆发的时间大致重合，但冲突并不是主要原因。更重要的因素或许是，就业形势的改善缓解了美联储对充分就业目标的担忧。今年非农就业增长有所加快，月均新增就业人数9.2万，远高于2025年下半年月均8000人的水平（见图2）。

就业增长已超过维持失业率稳定所需的增速（若要失业率保持稳定，需月均增加0-5万非农就业人数）。因此，此前逐步上升、并在2025年11月达到4.5%峰值的失业率，已于2026年6月降至4.2%（见图3）。职位空缺数与失业人数之比等其他指标也显示，劳动力市场正在重新趋紧。

宏观经济走强发生在伊朗冲突带来不利供给冲击的背景下，说明其他力量的作用超过了冲突本身的影响。这些力量包括AI基础设施建设热潮、股市上涨对消费的提振，以及对外再平衡出现的一些积极迹象。

不过，从总体结构看，2026年第一季度的增长更多转向设备和知识产权产品投资，而消费支出有所走弱（表1）。最新迹象表明，这一格局可能延续到第二季度，各项GDP实时预测显示，经济增速约为年化2%。

增长的一个显著特征是，收益更多集中在利润而非劳动报酬。实际可支配收入的年化增速不足1%，而2026年第一季度利润份额却创下历史新高。

通胀担忧加剧
在实体经济令人更加安心的同时，通胀担忧却在上升。过去12个月，整体和核心个人消费支出（PCE）通胀分别升至4.1%和3.4%。关键问题在于，这一上升是暂时性的还是会更趋持久，这取决于背后的驱动因素。

通胀的构成有助于说明问题（图4）。近期最大的贡献来自食品和能源，但随着油价从此前高位回落，这一因素预计将在6月和7月逆转。住房通胀相对温和，核心商品通胀则相对偏高，不过这一压力在6月并未继续显现。

最令人担忧的是，剔除住房后的核心服务通胀出现扩散，且过去一年呈上升趋势（见图5）。较为悲观的解读是，这反映了劳动力市场偏紧，以及工资和价格将加速上涨的预期正在固化。若是如此，通胀就更可能持续，甚至进一步恶化。

较为乐观的判断主要来自工资增速。一系列工资指标增速已经放缓，目前的增速大致对应约2.6%的通胀水平，且仍在进一步放缓（图6）。此外，这一分析依据的是历史生产率增速。如果当前生产率增速高于历史水平，那么目前的工资增速甚至可能只对应约2.0%的通胀。

通胀究竟是关税和伊朗冲突等因素导致的暂时性结果，还是正变得更加固化，这一点将在今年余下时间里逐渐明朗。

AI主要拉动需求，但供给端可能正在增强
最后，AI已经成为美国总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数据中心建设热潮及相关经济活动增加了价格上行压力，同时也提振了就业。

与此同时，自2019年末以来，生产率年均增长2.1%，近期增速还有所加快（见图7）。这可能并非完全由AI推动，甚至主要原因也未必是AI。但AI可能已经发挥了一定作用，自2019年以来累计为生产率增长贡献约0.5个百分点。

年轻劳动者和部分行业已经出现了一些就业受冲击的迹象，但目前影响尚未普遍扩散。这些现象又恰好与前文所述劳动力市场的企稳和改善同时出现。对美国经济而言，比通胀前景更重要的问题或许是：这种局面还能持续多久。

欧洲经济前景与发展：

能源冲击、国防支出与竞争力

进入2026年下半年，欧洲经济仍在消化年初能源价格冲击的后续影响。随着价格回落，直接压力已经缓解，但能源价格再次飙升的风险依然是影响前景的核心因素。

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紧张局势若重新升级，将重新推高通胀风险并拖累增长。与此同时，欧洲正将大幅增加的公共资金投向国防（见图8）。如果这些支出被导向实际产能建设、军民两用技术和创新，而非主要用于传统装备采购，它就可能不只是一轮暂时性的财政刺激，还能帮助强化欧洲的产业和技术基础。

欧元区前景有所走弱，但总体并未失稳。受此前能源冲击影响，增长预测已经下调：GDP增速预计将从2025年的1.5%放缓至2026年的0.5%，随后随着能源价格进一步正常化和内需增强，预计于2027年回升至1.3%（见图9）。

爱尔兰GDP受跨国制药企业和授权许可业务等特定因素影响大幅波动，放大了2026年欧元区增速的放缓幅度。剔除爱尔兰后，欧元区增速预计将更为温和地从1.1%放缓至0.8%。就整个欧盟而言，GDP增速预计为2026年0.8%，2027年1.5%。

劳动力市场依然是最大的亮点。欧元区失业率预计将在2025年和2026年均维持在6.3%，低于2024年的6.4%，并将于2027年进一步降至6.1%（见图10）。

受春季能源价格上涨影响，通胀有所回升，欧元区消费者价格预计2026年将上涨2.9%（见图11）。不过，随着能源冲击的影响消退，通胀预计于2027年回落至2.2%、重回目标水平的前景依然可信。

因此，欧洲未来两年的核心叙事是：经济暂时放缓，而非持久受挫。就业韧性和实际工资上升为私人消费提供了支撑。私人投资起初受不确定性拖累，但随着信心恢复，这一拖累效应应会减弱。公共投资继续得到欧盟复苏基金拨款的支持，而多年期国防支出的增加，正日益成为财政立场中愈发重要的组成部分。财政政策预计将在2026年保持扩张性，2027年转为大体中性。

在货币政策方面，欧洲央行更可能保持警惕，而非迅速转向宽松。在今年已加息一次的基础上，该行预计将再加息25个基点，以在能源冲击后锚定通胀预期。若能源价格传导效应比预期更为顽固，不排除在2027年初再度加息。但在基准情形下，一旦能源冲击的影响消退，并确认通胀正在持续向目标水平收敛，利率预计将趋于平稳。净出口在2026年可能对增长构成温和拖累，2027年则将转为温和支撑。

德国：财政支持可用，但产业周期依然疲弱
即便以欧元区的标准衡量，德国经济依然疲弱。继2025年仅增长0.2%后，GDP预计将在2026年增长0.8%，2027年增长1.0%。以出口为导向的制造业基础仍面临外需疲软和能源成本高企的局面，而在外部环境不确定的背景下，私人投资依然保持谨慎。

财政政策正在发挥重要且不断增强的对冲作用。债务刹车机制的改革为提高基础设施和国防支出打开了空间，这应会在预测期内逐步支撑内需。受能源成本上升影响，通胀预计将于2026年升至2.8%，随后于2027年回落至2.3%。失业率预计仅小幅上升至6.3%，随后回落至6.2%。

法国：财政整顿拖累脆弱复苏
法国短期前景较为疲弱。GDP增速预计将从2025年的0.9%放缓至2026年的0.4%，之后随着财政整顿的拖累效应消退，预计于2027年回升至1.0%。围绕预算程序持续存在的政治不确定性，继续拖累企业和消费者信心。

劳动力市场同样承压。失业率预计将从2025年的7.7%升至2026年的8.2%，随后于2027年小幅回落至8.1%。由于内需疲弱，通胀相对温和，预计2026年为2.3%，2027年降至1.9%，低于欧元区平均水平。

英国：增长放缓，通胀粘性犹存
英国的产出增速预计从2025年的1.4%放缓至2026年的1.1%，随后随着海湾局势缓和及能源价格进一步下降，于2027年回升至1.3%。财政政策仍对经济构成拖累，财政整顿仍在持续，赤字仍高于GDP的4.5%。

通胀预计仅会逐步缓解，从2025年的3.4%降至2026年的3.1%和2027年的2.5%，仍高于英格兰银行的目标水平。若市场持续担忧工资和价格的二轮效应，秋季不排除进一步小幅加息的可能。私人消费依然偏弱，而企业投资则继续以稳健的速度扩张。失业率预计仅小幅上升，随后于2027年再度回落。

更深层的问题：中国作为竞争者的崛起
除了短期能源冲击之外，欧洲还面临着来自中国作为制造业出口国持续崛起的更深层结构性挑战。这一挑战触及欧洲经济模式的核心。

中国的商品出口规模已扩大至二十年前的七倍以上，比较优势也大幅拓宽。这一转变已不再局限于低端制造业。中国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机械、汽车、化工和电子——正变得越来越具有竞争力，而这些行业正是发达经济体、尤其是德国传统上具有优势的领域。

在第三方市场中，中国份额的提升几乎与欧洲等发达经济体份额的损失一一对应。这一模式看起来更像是真实的替代，而非统计假象。德国似乎是受影响最大的欧洲大型经济体，但现有证据并不表明德国只是中国崛起的被动受影响者。

过去十年，德国在第三方市场的加权份额下降了近两个百分点，绝对降幅超过其他任何一个大型发达经济体。与此同时，这一降幅中，只有大约三分之一可以机械地归因于中国出口的增长（见图12）。其余三分之二可能反映了德国相对于其他非中国出口国的竞争力下降。这指向了一个内生因素——欧洲自身可以掌控的政策杠杆。

法国、英国和日本也呈现出类似、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更为明显的模式。由此得出的结论具有建设性意义：欧洲面临的问题不仅是来自中国的外部压力，也包括提高自身生产率、创新能力和规模的必要性。

政策启示：恢复竞争力、加大投资，并采取更具针对性的贸易措施
这一诊断为布鲁塞尔和柏林的政策辩论提出了重要问题。广泛的进口关税或“欧洲制造”条款，可能很难解决根本问题。它们可能促使中国出口商将出口转向第三方市场，从而加大这些市场的价格压力，而无法恢复欧洲本土的竞争力。在电池和太阳能组件等产品领域，中国的成本优势似乎已经很大，若要依靠关税拉平竞争条件，所需税率可能高到不切实际。

大范围保护主义措施还会提高欧洲消费者以及依赖中国零部件的企业的成本，也可能招致报复，并进一步加剧本已脆弱的贸易体系所面临的压力。在使用贸易措施时，这些措施应当范围有限、具有时限，并与受保护企业的投资承诺挂钩。保护应当成为产业升级的桥梁，而不是既有企业的庇护所。

欧洲还需要正视自身的弱点。欧洲一体化进展缓慢，限制了企业获得资本、扩大规模和整合供应链的能力。自2022年以来持续处于高位的能源成本，尤其拖累了能源密集型行业，而其中许多正是德国产业实力的核心。贸易政策本身无法解决这些问题。

更有希望的应对方式是持续增加创新投资。增加研究经费、加强采购协调，以及进一步深化资本与技术单一市场，都可以发挥作用。中国用了二十年时间升级出口结构，而欧洲出口构成的变化相对有限。欧洲现在也有机会这样做。

更宏大的目标应当是直接提高欧洲竞争力，而不是主要依靠保护现有产业结构。完成单一市场建设，将帮助欧洲企业更容易地扩大规模、筹集资本，并在整个欧盟范围内整合供应链。更强大的风险投资市场，将帮助企业获得规模化阶段所需的融资，而不是让这些企业流向资本更充足的海外市场。

国防支出也可以发挥战略性的经济作用。如果即将到来的采购浪潮中，有一部分被导向军民两用和前沿技术——包括先进制造、电子、材料科学和AI——就能够强化当前承受中国竞争压力最大的产业基础。

从这个角度看，欧洲的国防建设不仅是一项财政负担或地缘政治需要，也是一项经济机遇：对于仅凭贸易政策难以保护欧洲地位的领域，持续多年的需求拉动可以重建产能、技能和技术深度。

中国经济的行业分化

与2026年下半年展望

2026年上半年宏观经济回顾：冲击下的分化
2026年上半年，中国宏观经济在短暂复苏后遭遇了新的冲击，不同领域出现高度分化。

2026年上半年，实际GDP增速4.7%，一、二季度同比分别为5%和4.3%。2026年上半年名义GDP增速5.4%。支出法数据来看，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5.7%，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加1.3%，出口增速17.6%。价格方面，CPI同比为1%，核心CPI同比上涨1.2%，PPI同比上涨1.5%。

在增长节奏方面，2026年一季度，经济在制造业周期上行背景下实现了较好增长，二季度经济在中东地缘政治冲突、财政支出力度收紧的影响下有所走弱。2026年一季度，广义财政支出增速相对平稳，工业增加值保持了较高增速（图13），固定资产投资、非“以旧换新”类消费增速较2025年下半年明显修复，内需温和复苏（图14）。

2026年二季度，原油价格高企给工业生产带来短时供给冲击，同时财政力度开始收缩，广义财政支出同比持续为负（图13）。在这些冲击的影响下，工业增加值增速较一季度有所下降（图13），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品零售增速同步走弱（图14），经济增速放缓。在财政支出收紧与社会融资结构变化的共同影响下，信贷同步走弱。

各行业分化更趋明显
在经济结构方面，AI行业与其他行业之间出现高度分化，不同领域的需求之间也存在明显差异。

一是AI行业迅速发展，其他行业增长相对温和。2026年上半年，中国进口、出口金额同比保持两位数增长，其中AI相关行业增长贡献超过50%（图15）。AI行业相关的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利润、工业增加值增速也有突出表现。剔除AI和石油化工相关行业以及黄金来看，2026年上半年进口、出口金额同比增速中枢分别约为13%和9%，这些传统领域的工业企业经营同比改善也相对温和。

二是贸易中的内外需温差明显，外需持续偏强。2026年二季度，美伊冲突对海外制造业景气度的冲击有限，全球制造业PMI维持高位；中国石油化工行业出口表现不弱，汽车、手机、船舶等优势行业出口持续走强（图15）。相比之下，内需表现偏弱，剔除价格影响后，进口数量增速低于出口数量增速（图16）。

三是除AI相关行业外，内需其他领域也存在明显分化。其一，如前所述，二季度固定资产投资与社会消费品零售大幅走弱，但以水泥、石油沥青、钢材等重要上游材料消耗拟合的实际投资动能尚可（图17）；社会消费品零售中的中小规模商户商品零售，以及社会消费品零售覆盖不足的服务消费，增速也相对平稳。

其二，虽然房地产行业核心指标整体仍在下降，但核心城市与其他三四线城市也出现明显分化。一线城市房价环比已回正，核心城市二手房销量持续增长；三、四线城市则仍面临库存压力，短期内难以企稳。其三，通胀边际修复，核心CPI保持稳定；剔除“以旧换新”及黄金相关分项后，核心CPI同比稳定在0.8%附近，高于2025年中枢（图18）。

综合所有宏观活动指标和价格指标来看，2026年一季度，中国经济在制造业周期上升、出口强劲和财政政策保持积极等因素的支撑下，经历了温和复苏；二季度经济的走弱基本可被短时地缘政治冲击和财政收缩所解释。

2026年下半年宏观经济
2026年下半年，我们认为在宏观政策更为积极的条件下，中国经济运行有望较二季度边际改善，助力全年经济增长目标顺利实现。

一方面，地缘政治影响预计逐渐消退，全球主要央行大规模收紧货币政策的概率较小，主要经济体需求大概率保持平稳。另一方面，若要完成全年财政预算目标，2026年下半年财政支出需提速，叠加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这有利于中国经济的企稳回升。

具体而言，我们对2026年下半年宏观经济趋势判断如下：

供给方面，原油价格冲击对中国生产端的影响预计消退，工业生产有望在支持性宏观政策下温和复苏。历史数据来看，原油价格上涨对中国主要体现为3-6个月的短时冲击，丰富的替代性资源能够有效保障中长期生产。

需求方面，外需预计保持偏强，AI领域仍将是外需的重要驱动，内需或继续呈现分化。外需方面，地缘政治因素影响预计逐渐消退，海外需求预计维持韧性。出口有望在AI与其他优势行业驱动下维持高增。内需方面，结构性分化预计延续，投资需求有望较二季度边际改善，核心城市房地产市场的企稳态势预计将延续。相比之下，居民商品消费与信贷需求预计修复偏慢，房地产市场整体预计仍面临调整压力。

价格与金融环境方面，PPI同比预计回落但维持正增，CPI同比预计与上半年持平或边际改善，全年GDP平减指数有望实现同比正增，人民币对美元汇率预计继续温和升值。

在上述基线情形外，一些下行风险和上行风险均可能带来经济运行与上述判断的偏离，下行风险或更值得关注。下行风险包括宏观政策力度不及预期、外部环境发生明显变化等。上行风险包括通胀水平回升带动通胀预期改善、宏观政策力度超预期提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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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冲击2.0”：

话语分析与政策应对

结构性根源与失衡担忧再起
“中国冲击”一词由经济学家戴维·奥托（David Autor）、戴维·多恩（David Dorn）和戈登·汉森（Gordon Hanson）于2013年提出，用以描述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劳动密集型出口激增如何重塑了美国地方劳动力市场。

自2023年以来，“中国冲击2.0”进入全球政策辩论，用以描述一种不同的现象：中国在知识和技术密集型行业——电动汽车、电池、太阳能板、半导体、机器人和高端机械——日益增长的成本与质量优势。在这些行业中，中国的综合成本估计比国际竞争对手低30%至50%，而质量大体相当。

由此产生的焦虑因地区而异——美国是“技术霸权”叙事，而欧洲则是对支撑其福利制度的产业基础更为切身的担忧。这种焦虑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政治叙事建构出来的，但如今已切实影响全球的贸易和投资政策。

中国“供给强、需求弱”的模式，反映了深层次的结构性力量：社会保障较薄弱导致居民储蓄率高企；公共部门进一步推高总储蓄；追求增长的地方政府偏好投资而非消费；即便产品市场已经放开，要素市场仍未完全理顺。2006年前后越过刘易斯拐点后，工资增长并未如预期般加速，部分原因是自动化吸纳了劳动力需求，而房地产下行、快速老龄化和地方政府债务，则进一步抑制了消费。

再平衡已在多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投资占GDP比重从2011年的46.6%降至2024年的40.6%，消费占比在可比期间从49.6%升至57.1%，经常账户盈余占GDP比重从2007年的9.8%收窄至2025年的3.7%。但消费占比仍低于全球约75%的平均水平，潜在的失衡依然存在。

由于中国目前占全球制造业产出的比重超过30%，盈余占GDP比重的下降仍可能意味着盈余绝对规模的扩大。这正是2026年G7峰会和2026年4月G20财长会议双双重新聚焦失衡问题的原因（G7峰会甚至未能发表联合公报），也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2026年4月报告中警示“全球失衡在金融危机后下降多年后正再度扩大”的原因。一些学者认为，相关辩论应从双边贸易逆差转向更广泛的宏观经济和结构性驱动因素，将讨论的框架从“该责怪谁”转变为“如何共同调整”。

中国的内需提振举措
扩大内需如今已是中国明确的战略优先事项：“十五五”规划提出“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的发展目标，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将“着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列为年度工作任务之首。

相应的财政举措也已跟进——2025年赤字率为4%，发行1.3万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其中3000亿元专项用于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截至2025年7月已有2.8亿人次申请补贴，带动销售超过1.6万亿元，中央政府于2025年8月首次对消费贷款给予利息补贴。与此同时，还有提高中低收入群体收入、完善工资合理增长机制等结构性承诺。消费对2025年GDP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2.0%，整体内需贡献率超过67.3%。

不过，以旧换新补贴的提振效应往往在初期过后逐渐消退，而社会保障最薄弱的地区消费受抑制程度也最深——农民工较多的城市，其消费指数低于公共部门就业人员较多的城市。这凸显出可持续的消费增长既依赖于收入，也依赖于信心，而不能仅靠刺激政策。

应对大型经济体的崛起
任何大型经济体的崛起都会带来全球性的调整——德国制造业曾挑战英国，日本的汽车和电子产业也曾挑战美国。政策需要在保护主义与既能缓解调整、又能促成合作的国内政策之间做出真正的选择。

保护主义路径的代价已经显现：据估算，超过90%的美国关税最终由本国企业和消费者承担；欧盟对中国电动汽车的反补贴调查，也可能推高欧洲消费者所面临的价格。这与贸易壁垒未能解决根本性结构问题的历史相呼应。

要适应这一崛起，双方都需要做出转变：中国需要走向真正的双赢思路；世界其他地区则需要认识到，中国的崛起同样能够提供庞大的市场、绿色转型能力和创新，这些都可以作为全球公共产品发挥作用。IMF已经指出，中国内需的增强将有助于通过提振全球总需求，而非仅仅重新分配需求，来纠正全球失衡。

政策建议：共同的责任
应对“中国冲击2.0”所暴露的结构性挑战，并非中国一国的任务，而是所有国家共同的责任。

中国应当做什么：当务之急是加快国内再平衡，包括深化市场化改革，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遏制低效的产业补贴，同时稳定房地产市场以支撑居民财富预期，并强化社会保障体系。

鉴于杠杆率相对较低，中国可以适度增加债务，以帮助修复居民、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从而降低预防性储蓄。推动服务业、尤其是高附加值服务业的发展，将创造就业并满足不断增长的消费需求。

中国还应在二十国集团（G20）、WTO和IMF等多边场合主动阐明其再平衡进展和政策意图，同时也要着眼于外部。可以“全球南方绿色发展计划”的形式，为发展中国家的转型提供资金支持、技术援助和绿色能源产品，并在此过程中缓解国内产能压力；同时鼓励对外直接投资，加强本地化融合，从“出口商品”转向“与东道国经济体共同生产”。

世界其他地区应当做什么：世界其他地区则应避免将贸易和投资议题过度泛安全化，基于客观的经济评估作出政策决策，而非简单地将中国的发展定性为“威胁”。

世界其他地区也应通过国内公共政策——更强的社会安全网、再培训计划和收入再分配——应对全球化带来的结构性调整成本，而非诉诸贸易限制。更广泛地说，各方都应共同维护多边、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通过对话和谈判解决分歧，因为单边主义无法解决全球失衡问题。

中国已经表明愿意承担更大责任，宣布将不再在WTO谈判中寻求新的特殊和差别待遇。国际社会应以对等姿态回应，包括通过IMF份额改革、世界银行增资，以及在气候融资中赋予中国更重要角色，为中国提供相应的制度空间。

“中国冲击2.0”的表述反映了全球经济格局深刻变化所引发的广泛焦虑。保护主义不是答案，调整的负担也不能完全由中国一国承担。需要更有效的政策协调与合作，来应对全球化的结构性调整成本。

对中国而言，这意味着在推进国内再平衡的同时，更具建设性地参与全球治理。对世界其他地区而言，这意味着以更具包容性的心态，拥抱中国崛起所带来的机遇与调整。唯有通过共同努力，才能将“中国冲击”重新定义为“中国机遇”，推动全球经济的多极化转型，从零和博弈式的对抗，走向合作共赢的共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