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按】 1999年初版的经典教科书《货币银行学》（易纲、吴有昌著），在畅销27年后，迎来全面修订的第二版，即将出版。

货币银行学是经济学金融专业的基础课程之一，也是经济金融理论研究的核心领域之一，因此长久以来国内外货币银行学方面的教科书版本繁多。易纲教授和吴有昌教授所著的《货币银行学》将现代货币银行理论与中国的具体实践有机地融合起来，呈现了一个既反映现代货币银行理论的优秀成果、又具有中国特色的货币银行学体系。并且，作者在写作中特别注重“教”与“学”的实用性和适用性，1999年初版出版之前的手稿曾多次作为北京大学经济学院货币银行学课程的内部教材使用。作者“不厌其烦地数易其稿，历时近三年才完成本书的写作”。一位金融业的业内读者曾经这样评价：“《货币银行学》是我上大学时唯一一本不用死记硬背的教科书，易纲写得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能将复杂的事情讲得通俗简单，才见学者的真正功力’。”

86万字的新版再度经历“不厌其烦地数易其稿”的写作过程，亦凝结了作者二十多年来的实干经验与研究成果。下文是作者的再版前言，全文刊载，以飨读者（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货币银行学（第二版）

易纲 吴有昌 著

格致出版社2026年8月出版

ISBN 978-7-5432-3804-6

再版前言 | 易纲 吴有昌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李强总理在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将“发展金融、信息技术、现代物流、知识产权、检验检测等生产性服务业”列入政府工作的重要内容。

如果把国民经济比作人的身体，金融就是国民经济的血脉。今天各经济体主要用国内生产总值（GDP）来衡量一国的经济总量。从农业、工业、建筑业、服务业等产业结构的角度看，主要经济体的GDP中，服务业往往都是占比最高的部分，而金融是服务业的重要代表，由此可见金融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作用。而货币与银行，无论从历史上讲，还是从逻辑上讲，都是金融业的源头和基础。从一定意义上看，证券、保险等非银行金融机构，也都是在银行业的基础上产生并逐步发展起来的。因此，可以说学习货币银行学是研究金融问题的基础。

《货币银行学》1999年版

学习货币银行学需要重点思考并弄清的三大问题

一是名义变量和实际变量的关系。我们在思考经济问题时，首先要弄清名义变量和实际变量的关系。2025年中国的GDP约为140万亿元人民币，约合20万亿美元，居全球第二。如果我们从生产的角度考察GDP，农业的产出是粮食、肉类和蔬菜等，制造业的产出是各种机械和制造产品，服务业的产出是各类服务等。而在计算所有这些经济产出时，都离不开货币，所有产出的价值都是用货币来衡量和计算的。类似地，如果我们从支出的角度考察GDP，在计算消费、投资和进出口规模时，也需要首先使用货币来衡量其价值。在微观层面同样如此，个人获取的工资薪金等收入以货币衡量价值，进行日常支出时也以货币定价；企业核算利润或亏损时使用的也是货币量，等等。如果我们把所有企业和个人的现金、存款等微观货币量加总，就得到了宏观货币量。2025年末，中国的广义货币（M2）余额为340万亿元人民币，狭义货币（M1）余额为116万亿元，流通中的现金（M0）余额则为14万亿元。

货币是一般等价物，我们研究经济中的产出量、财富量都要使用货币余额表示才可比。我们通过考虑一个经济体中有多少实际产出，有多少货币供应量，以及货币的流通速度，将这三者结合在一起，能够计算出这一经济体的价格水平。简单地讲，名义变量是用当期市场价格（现价）计算的经济变量；实际变量是剔除价格变动后，用基期不变价格计算的经济变量，只反映实物数量或真实购买力。

弄清经济的实际变量（如实际产出、就业率、实际利率等）和经济的名义变量（如名义产出、通货膨胀率、货币供应量、名义利率等）之间的关系，使我们有了一个清晰的分析框架，进而可以去研究这些变量之间的传导机制。有了这样一个重要的基础，当我们研究经济中资源的稀缺性问题和资源优化配置问题时，会发现资源配置往往都是通过价格变化来反映和调整的，价格机制是市场配置资源最核心的机制。而当我们观察物价整体水平的上升（即通货膨胀）时，我们也可以进一步分析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和实际变量（如实际产出的供给和需求）的变化，从而找出通货膨胀的原因。

二是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的关系。在大多数经济体中，商业银行都是金融服务的主要提供者，中国也不例外。社会公众把钱以存款等方式存在商业银行，商业银行作为金融中介再把资金以贷款等方式提供给企业部门等。贷款的风险主要由商业银行来承担，在商业银行的经营过程中，老百姓的存款与企业的贷款之间并没有一一对应的关系，老百姓也不知道商业银行把贷款提供给了哪些企业，即使一些企业无法偿还贷款，商业银行仍然有兑付老百姓存款的义务。这就是典型的间接融资。2025年末，中国的本外币贷款余额为276万亿元，本外币存款余额为336万亿元。

商业银行的收入主要来自贷款的利息，而一旦贷款发生违约，银行就面临贷款本金的损失风险，这些损失会减少银行的盈利。银行贷款的利率在多数时期并不高，比如2025年中国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在3.5%左右，而一旦贷款违约，银行可能损失大部分本金，这种风险收益的不对称，使得银行在经营决策时必须采取保守和审慎的逻辑。与此同时，由于商业银行本身具有创造货币的能力，而且是整个金融系统的主体，因此各经济体一般都会对商业银行实施比较严格的监管。

此外，中国及其他一些主要经济体已经建立了存款保险制度，对于存款人一定限额以内的存款，即使银行破产，存款保险也会保障兑付。存款保险保障了绝大多数老百姓的存款安全，但同时也将一部分银行的经营风险转移给了政府承担，因此政府也会进一步要求银行审慎经营。这些多种因素都使得商业银行倾向于保守稳健经营，规避高风险的贷款项目。而我们知道，经济中客观存在一些高风险但兼具高收益的项目，比如科技创新或者前景尚不明朗的新兴产业，这些投资项目往往不符合商业银行的风险控制要求，却是直接融资（特别是股权直接融资）可以大有作为的领域。

直接融资是指资金的供给方直接融资给资金的需求方。从定义出发，直接融资涵盖的融资活动是很广泛的，比如生活中亲戚朋友之间互相借钱就是直接融资，车企向购车者提供的分期付款服务也是直接融资。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当我们使用直接融资这个概念时，指的往往是企业和政府等机构在资本市场上以公开或非公开发行证券为主要方式，直接面向投资者募集资金的活动。与间接融资不同，直接融资中投资者直接购买并持有发行人的股权或债权，知悉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并直接承担发行人证券价格下跌或债务无法偿付的风险。

我们知道，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是经济主体分散决策、自担风险。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安排、资本市场等制度设计，本质上是一种符合市场经济特征的激励机制和风险分担安排。直接融资，特别是股权直接融资，最突出、最核心的特征，就是其盈利主要归投资者所有、风险主要由投资者直接承担。

据统计，截至2025年末，中国的宏观杠杆率约为300%。宏观杠杆率等于总债务与GDP的比值。2025年全年中国的GDP约为140万亿元，300%的宏观杠杆率意味着2025年末中国的债务余额约420万亿元，其中有280万亿元为本外币贷款，相当于GDP的200%；剩余的140万亿元是以债券为主的各类债务融资，包括国债、地方债、公司债、金融债等，合计相当于GDP的100%。

2003年改过装帧设计后的《货币银行学》《国际金融》

商业银行的贷款属于间接融资，债券发行一般被归为直接融资，但在中国，债券的持有主体是商业银行。2025年末，商业银行持有中国债券余额的占比超过60%，而商业银行的负债主要是公众的存款。从这个意义上看，债券融资中有相当大的比例也属于间接融资。股权融资的统计比较复杂，涵盖的类型比较多，比如上市公司从资本市场公开发行股票募集的资金，私募股权和风险投资基金持有的非上市公司的股权，以及公司股东等持有的非流通股权等。2025年末，中国股票市场的上市公司市值已超过100万亿元。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是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两大渠道，其重要作用主要体现在配置资源、发现价格、管理风险三个方面。

第一，配置资源。中国的金融体系仍是以间接融资为主，其中银行体系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着主体作用。银行体系通过信贷投放等多种方式，筛选优质市场主体，根据风险和收益决定资金投向与规模，把资金这一重要的资源配置向各个行业和企业。这种市场化、竞争性筛选机制，正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效率显著提升的重要原因。同时，直接融资也越来越重要，公司在股票市场上市募集资金，更是将投资者的资金直接配置到企业的过程。

第二，发现价格。价格发现是金融的核心功能之一，贯穿于各类金融活动全过程。在信贷市场中，银行根据企业的风险情况、贷款的期限等因素确定合适的利率水平；在股权融资中，企业IPO时确定每股价格，股票上市后在二级市场持续交易，持续形成更新的企业股票价格；在债券市场中，收益率波动直接反映债券价格变化，实现对固定收益类产品的精准定价。金融市场通过每日交易，为各类资产提供公允定价，向各类经济主体发出有效的价格信号。

第三，管理风险。金融体系在配置资源时，已经筛选掉高风险和低回报的项目。金融市场通过资产多元化配置可以分散风险，优化投资组合的收益和风险结构。尽管如此，在动态的市场演进和情况变化中，各种风险还会不断暴露。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通过风险识别、风险缓释、风险处置等手段，持续应对企业经营风险、债务违约风险等各类挑战，通过兼并收购、风险缓释、破产重组等方式化解风险，不断出清风险，即落实风险的承担者。

金融市场通过以上功能，使投资者的盈利得到保护并依法承担风险，从而解决了盈利归谁、风险由谁承担的问题。

三是利率和汇率的关系。利率是借用资金的价格，对宏观经济均衡和资源配置有重要的导向意义。作为反映资金稀缺程度的信号，利率与劳动力工资、土地地租一样，是重要的生产要素价格。利率的高低直接影响老百姓的储蓄和消费、企业的投融资决策、进出口和国际收支，进而对整个经济活动产生广泛影响。因此，利率是宏观经济中的重要中枢变量。

在利率之外，汇率是另一个十分重要的宏观经济变量。汇率是本国货币与外国货币的比价。汇率水平不仅直接影响进出口和跨境投融资活动，还会通过多种传导机制影响宏观经济的方方面面。

利率和汇率都是重要的宏观经济变量。但在货币政策框架中，利率政策和汇率政策不是并列的关系。货币政策的核心是调控利率，也就是要把利率调控在有利于经济稳定运行和保持物价基本稳定的水平。利率是货币政策的核心和纲，汇率则是在利率政策影响下由市场形成的。

《货币银行学》初版与新版

我们从1996年开始写作这本《货币银行学》，并在北京大学教授货币银行学的课程中试用，其间收获了许多同学的宝贵意见和建议。自1999年9月首次出版以来，本书受到了广大读者的认可和肯定，不少老师、同学和金融从业人士都表示在阅读本书的过程中有所收获，对此我们一直心怀感激。在过去30年中，全球金融领域发生了许多重大事件和变化，更重要的是中国的金融业实现了全方位的发展，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大幅提升。在此背景下，本书第一版中的部分内容、案例和数据在时效性方面已有所不足，也有很多读者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希望本书能够更新或者再版。感谢本书第一版的责任编辑、现格致出版社副总编辑忻雁翔同志的大力支持，我们很高兴在原书出版27年后，完成对本书的一次全面更新。

在此次重修中，我们花费了不少时间和精力，结合多年的实践、研究和教学经验，以新章节、正文或专栏的形式，对中国金融业的创新和发展进行了介绍、分析和评论，进一步增强了本书紧密结合中国实践的特色。同时，我们仍秉持为读者提供全球性视野的理念，介绍和吸收了很多国际货币、金融领域的经典理论、前沿研究和最新发展。

从框架上看，新版基本上保持了第一版的结构，第1篇到第4篇延续第一版的格局和逻辑，新版的第5篇讨论货币政策，重点介绍中国的货币政策实践，第6篇集中探讨中国金融发展的几个专题。从章节来看，新版共22章（比第一版减少了一章），其中有一半多为新增（第9、18、19、21章）或全面更新（第5、6、7、8、10、11、14、17、20、22章）的章节，剩余8章也作了不少内容和数据方面的修改更新。从专栏来看，新版的33个专栏中，有15篇为全新专栏，另有4篇专栏进行了全面重写，剩余14篇专栏也作了更新和修改。

具体来看，新版的全新章节包括：第9章“投资基金”，全面介绍各种不同类型的投资基金，以及中国2018年发布的“资管新规”。第18章“中国的货币政策框架演变和利率市场化改革”，详细介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货币政策框架改革和演变的过程，以及其间发生的汇率改革和利率市场化改革等重要历史实践。第19章“中国货币政策的自主性和有效性”，对当前中国的货币政策调控作框架性描述。2018年后，面对全球主要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的大幅波动，中国的货币政策坚持“以我为主”的原则和稳健的操作理念，注重跨周期和跨区域的平衡，保持了货币政策在正常区间、利率处于合适水平的态势，有力地支持了实体经济发展和宏观经济大盘稳定。第21章“中国的金融创新与国际合作”，介绍中国近年来在普惠金融、绿色金融、数字金融等领域的创新和开展金融国际合作等情况。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国深度融入国际金融治理体系的核心部分，发言权和代表性大幅上升，重大事件包括中国先后成为巴塞尔委员会、SWIFT董事会等国际金融组织的核心成员，2015年人民币被纳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等。

与此同时，在本书的其他章节以及各新增或重写的专栏中，也利用较多篇幅介绍了中国本世纪以来在金融领域取得的其他重大改革发展成就，如2003年启动的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加快处置不良资产、充实资本金、创造条件上市的“四部曲”改革。这一改革抓住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的千载难逢的时间窗口，使中国的银行业实现了脱胎换骨的变化，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和国际竞争力大幅增强。不论是从资产规模还是盈利能力看，今天中国的大型银行已全部位列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之列。此外还介绍了中国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保持宏观杠杆率整体稳定，稳妥有序处置一系列高风险集团风险，有序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工作，不断完善存款保险制度等金融稳定长效机制建设等方面的改革发展成就。

在新增了大量内容后，我们也从突出重点的考虑出发，精简了一些章节、正文和专栏，以在涵盖有关重要内容的同时尽可能地将本书的篇幅保持在适当水平，努力使读者获得较好的阅读体验。作者高度重视全书索引的制作，在写作过程中把重要的概念用黑体标出。读者可以发现本书索引中的重要概念对应的页码相对少，这样做的目的是方便读者找到重要概念最简洁最权威的解释。

不足之处，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货币银行学（第二版）

易纲 吴有昌 著

格致出版社2026年8月出版

ISBN 978-7-5432-3804-6

重磅更新，凝结作者二十多年实干经验与研究成果

易纲，北京市人。1977年考入北京大学经济系本科，1980年被北京大学选派到美国留学，1986年获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86年至1994年任教于美国印第安那大学（印第阿波利斯校区）经济系并获终身教职，1994年回国与朋友共同发起组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并担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1997年进入中国人民银行工作，曾任货币政策委员会秘书长、货币政策司司长、行长助理等职务，2007年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2009年至2015年兼任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2018年至2023年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研究领域包括计量经济学、货币银行学和宏观经济政策，曾发表多篇中英文期刊论文，出版多部专著。

吴有昌，福建省建宁县人，现为美国俄勒冈大学伦奎斯特商学院金融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和John B. Rogers研究员。维也纳大学金融学博士，北京大学经济学硕士、学士。曾任教于北京大学、维也纳大学和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校区）。

研究兴趣涵盖金融中介、金融市场、公司金融和宏观金融等领域。研究成果发表于Journal of Finance、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Review of Finance、Journal of Financial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Management Science、Journal of Money、Credit and Banking、《经济研究》等顶尖专业期刊。现任Decision Sciences部门主编、China Finance Review International副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