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民意中国网和新浪网进行一项有5440人参加的调查显示，66.6%的受访者表示想当领导，明确表示不想当领导的人只占4.8%。在受访者中，“80后”占46.7%，“70后”占33.9%。调查显示，多达91.8%的人感觉现在年轻人普遍热衷当领导，其中47.8%的人觉得“很普遍”。

　　青年为何热衷于当领导？大凡一种普遍的社会思想，其背后必然有必须如此的根源。时下，中国社会“行政化”的触角无所不在，“行政化”的力量无比强大，没有人能置身事外，正处在事业成长期的青年，对此当然格外敏感。只要通过努力进入行政序列，无论是现实的待遇还是事业的发展，从此都将进入快车道。活生生的现实面前，当然会影响青年的判断。

　　特别是，现实世界的“行政化”趋势一旦与传统的“官本位”思想合流，必然会越来越强化行政对于社会资源的支配和控制。无论是行政机关，还是专业技术单位，无论是国企，还是私企，概莫例外。正如一名网友说，大家原来觉得当官是公务员才会拼命考虑的事情，现在好像扩展到了各个行业。“惟官是尊”的社会价值观，决定了“当领导”才有尊严。

　　其实，青年人热衷当领导这一现象本身并非洪水猛兽，可怕的是，“当领导”的想法一旦成了当代青年普遍的理想信念，甚至变成一种信仰，问题就会有些麻烦。一方面，可能在青年中间形成扭曲的价值观，从而不利于青年健康成长；另一方面，“惟官是尊”也会影响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从而使得后起青年的上升通道变得越来越狭窄。

　　改变这种状况，首要的是要扭转全社会的“行政化”取向，至少应该从公开的制度设计上，不使权力过度集中，在领导评价之外，引入专家评价乃至社会评价的机制，让更多的人参与决策管理。一个人的价值实现和社会尊严，不应只体现在头顶的官帽上，还应该有更多元化的体现。此种“去行政化”的努力，可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但是必须这样去做，不然整个社会将会越来越板结、缺乏活力。

　　而从青年自身来讲，也并非一定只能被动顺应、拼命钻营，将争取一官半职当成人生的追求。青年人的理想信念，不应该只剩下“当领导”。这样说并非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也并非不能体察青年向上发展存在的太多不确定性。要知道，青年人本身也是形成一种社会风气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是将“风气如此”的责任归咎到社会，并不完全合适。

　　温家宝总理日前与网友在线交流时，以亲身经历勉励青年不要丧失斗志，“青年人只要坚持自己的理想和信念，就一定能够取得成功。”他深情地讲述道：“我的成长不是一帆风顺的。但是我没有一天屈服过，屈服困难、屈服压力。我总是想，我会成为一个有用的人。”一代有为青年，当能够从中受到触动。人生的路，其实有很多条。

相关评论：用“权利”改变“权力”？！（钟海之）

　　这么多人想当“领导”在于权力诱惑和威力依然很大，因为权力让人产生优越感，让人获得物质上及精神上的双重满足。只有从“权力社会”走向“权利社会”，人们才不会趋之若鹜想当“领导”。

　　大陆两家知名媒体近日联合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六成六的受访者表示想当“领导”（即单位的头或者是部门的头），超过九成的人感觉现在年轻人普遍热衷当“领导”，其中近半数觉得“很普遍”。

　　这样的调查结果并不出乎意料，从政府机关到教育医疗单位，从科研机构到一般企业……各行各业想在单位当头的大有人在，甚至越来越多的小学生也想弄个“一官半职”。

　　这么多人不甘心做平头百姓，不在于他们的脑子出了什么问题，而在于中国社会中的“官念”依然浓郁，权力诱惑和威力依然很大。

　　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就是以官府和宗族的两种权力为核心自上而下行使管理的。各种经济资源、社会资源的掌控权、分配权甚至人的生命的生杀予夺权等都集中在形形色色的“大头目”、“小头目”的手中。一言以蔽之，只有当了“头”才能成为“人上人”，才能过上比别人好的生活，这是一种泛行政化现象。如今，这一现象还扎根于中国社会各个角落，即便是工厂车间里的一个小头目，所拥有的权力也足以让下属丢了饭碗。

　　热衷当“领导”成为一种价值取向也反映了年轻人向上发展的通道不顺畅。根据调查，分别有近四成的人认为，专业能力强的人未受到足够尊重、没有获得足够的经济回报。而权力让人产生优越感，让人获得物质上及精神上的双重满足。

　　俗话说，“人往高处走”，“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兵”，但人人都想当“领导”既不符合社会分工的需要，更不利于激发社会活力和创新能力，阻碍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要解决这一问题，首先需要改变权力过度集中、凡事“领导”说了算的管理机制。科层制被广泛运用于现代企业和各种社会组织中，但现代管理对“领导”或管理者角色要求是，做一个协调者，而不是特权拥有者。同时，管理权的运行必须公开透明，必须受到监督。在管理者那里，权力和责任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不能只讲“权”而不担责、不被问责。

　　其次是强化公民的“权利”意识，全力维护和保障普通民众的各项权利。一切管理应建立在对劳动者基本权利尊重和保护的基础上。只有从“权力社会”走向“权利社会”，人们才不会趋之若鹜想当“领导”。

相关评论：为什么许多人都想当领导？（罗传银）

　　由《中国青年报》委托中国网和新浪网进行的调查显示，[1]大陆青年中有66.6%的受访者想当领导，不想当领导的人仅有4.8%。因职位高、权力大、福利佳，更有种社会地位的优越感，因此把当领导看成是人生活得更有尊严。

　　其实，职位高、权力大、福利佳所组成的社会地位，是个人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得来的，当领导之所以获得尊严，是社会资本积累的结果。

　　人生存受着两种限制：第一是将人社会化的惯习，第二是相对变化的客观环境。这两者与个人的社会资本有关。布尔迪厄指出，惯习的变化是朝向试图与物质条件相妥协的方向。由此提出发生结构主义公式（惯习×资本）＋场域＝实践

　　布尔迪厄认为：一个人的地位和声誉，他或她的姓名和头衔是符号资本，这种符号资本一旦被确认，就可以进一步转换，或者是社会资本，或者是文化资本，或者是经济资本。也就是说，当了领导后，他所说的话相比较而言，会更有分量，更受到重视，会对别人更有影响，这就当领导后社会资本越来越多的原因。

　　因此，当领导有优越感，心理上和物质上能得到双重满足。这是因为场域中的关系是由行动者本身的因素、行动过程的变化和场域作为环境的制约作用等方面相互联系而成的。因此，场域作为由各种因素相互作用而形成的社会资本，是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而其变化的动力形成于场域和各种因素——主要指各种社会资本的相互作用或矛盾冲突。社会资本是场域变化的原动力。

　　与新古典经济学相反，福山强调了社会信任作为社会资本的一种特定形式，以社会资本运作方式，在经济与社会生活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社会信任的本质与基础、社会信任的社会资本性质，以及社会信任在提高一国的经济效率和效益、促进一国的经济与社会的繁荣及文明社会的健康发展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科尔曼在《社会理论的基础》中认为，社会资本是就是一种潜藏于社会结构中便利于行动者的个人资源，它包括信任关系、规范、权威关系、信息网络、多功能社会组织、有意创建的组织等多种形式，因而信任是社会资本的一种形式。

　　在市场经济中，当领导之所以产生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是以社会资本的运作方式发挥作用的，作为社会资本特定形式的信任由期望和义务所构成的。并且，有两种要素对于信任这种社会资本有重要影响：一是社会环境的可信任程度，即应该尽的义务是否履行；二是个人担负义务的范围。

　　在确定了社会资本的客观存在之后，人们往往将社会资本集中于社会交换的基本过程。社会交换的过程始于社会资本。由领导拥有越来越多的社会资本，影响人与人交往的倾向性。一个人期望与别人的交往会带来报酬，不论这些报酬是内在性的还是外在性的，他会受到能提供社会资本的人的吸引。

　　要使对方承认自己，愿意与自己交往，就必须向对方证明自己也是一个有社会资本的人，表明与自己交往也能从中得到报酬。社会资本在社会交往中起决定作用。当不断的相互吸引使双方建立起稳定化的共同纽带时，便形成了某种社会群体。

　　由于人们拥有的社会资本在数量、质量、种类、稀缺程度等方面是不均等的，那些拥有丰富社会资本或稀缺资源的人在群体中会获得较高的交换地位。他们作为为数不多的社会资本提供者，可以自由地选择交换对象。

　　相反，那些没有多少社会资本的其他成员，只能处于较低的交换地位，没有或很少有自由选择其他交换对象的余地。当社会地位差距较大的双方进行社会交换时，处于弱势的一方会选择尊敬、服从等作为回报，这就使另一方获得了权力，社会资本就会产生马太效应。

　　因此，一个人如果在社会上生存，就必然想当领导。人往高处走嘛，但高处不胜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