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来，改革开放深刻地改变了中国落后的面貌；然而，在这个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中国也正面临着日益凸显的现代化困境。诸如贫富差距、东西差距、腐败等一系列现代化发展中的问题，逐渐跨越潜伏期，成为中国发展中倍受关注的焦点。面对这些复杂的现代化困境，各国的学者都从不同的角度，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提出预测。其中，认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迟滞，要求中国通过民主化解决现代化困境的观点，一时之间成为主流。
在这个主流观点中，通过西方民主政治的些许宗旨或原则来改造中国的政治体制，又成为其中的中流砥柱。虽然中国国内的许多文献，试图对这种主流观点进行反驳，同时，对中国民主化的道路问题进行澄清；然而，长期以来，西方的政治话语垄断了对民主的解释权，以致这些澄清往往过分强调中西方意识形态的对立，过分渲染中西方的主义之争，而没有从实践上分析西方式的民主政治，与中国社会发展的内在相斥性。
从当前中国发展的大局来看，奢谈民主政治，尤其是西方式的民主政治是不合时宜的。这不仅是因为意识形态的差异，更重要的是，西方式民主的本质特征，与中国发展现状存有内在对立。
竞争与选举将阻碍中国发展
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学界展开了一场关于民主政治的大辩论。最终的结果，熊彼特的程序式民主在学界中取得上风。程序式民主关注两个维度，一个是竞争，一个是选举，这两个维度也成为学界评判各国民主绩效的重要指标。然而，在中国引入竞争与选举，都将使中国发展陷入迟滞，最终使中国的现代化进程陷入僵局。
首先，中国正处于身份社会向契约社会的转型时期，在这个时期中，传统与现代的各种要素相互交织，犬牙交错，而且各种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呈现出不稳定、难控制的态势。在这种社会生态环境，影响选票走向的变量过于复杂，资本、地域、民族、宗族、城乡、收入等错综复杂的变量相互作用，必然使选举结果难以预测，不可控制。
这一点与西方国家迥异。无论是美国、英国还是法国，现代社会已经稳态成型，影响选举的各种变量较为清晰，相互之间的关系，也可以通过现代统计学进行计算。从这个角度而言，在西方，竞争式的民主所产生的政治结果是可以控制的。因此，西方的媒体往往可以对选举结果进行较为准确的预测与判断。然而，在中国，由于变量的复杂性，像西方选举那样进行较为准确的预测是根本不可能的。而一个不可预测、不可控制的未来，对于发展中的中国而言，无论如何都不是福音。
其次，发展中的中国还无法承担民主化进程中的社会危机。从各国民主政治的历史实践来看，民主化进程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即使在标榜民主、以民主自豪的美国，在民主政治大发展的1930年代至1940年代，由民主带来的社会问题也是层出不穷。从贿选到诈选，从腐败到黑金，甚至通过民主体制合法地买卖官职，一时都成为当时美国各地的政治风尚。即使是力图打破政治樊篱的威尔逊总统，在竞选时都不得不与诸多不良势力妥协，以致在美国政坛流传着“好人不能当总统”的政治笑谈。
这种情况在各国民主政治的初期都或多或少地存在过，要跨过这个民主政治的“卡夫丁峡谷”（the Caudine Forks），就必须具国内相对稳定，国外相对和平的政治局面。今天中国内有一系列现代化进程中亟需解决的社会问题，各地还存在许多群体性的不稳定因素；外与周边邻国存在一系列的领土争议与资源竞争，各国对中国的崛起还心存疑虑，这都意味当前中国不具备跨越民主“卡夫丁峡谷”的社会条件。
第三，从近50年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进程来看，还不存在照搬西方民主体制而繁荣的历史经验。无论是苏东各国剧变时期的混乱，还是拉美各国民主改革所带来的发展困境，都如警钟长鸣于耳畔，不可不察。再退一步而言，从世界各国实行民主政治的国家实际情况来看，由民主而繁荣的国家实在少之又少，而由民主而混乱的事例却不胜枚举。可见，民主政治带来繁荣与其说是信条，不如说是戏言。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虽然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但是地大人多，底薄物寡的境况没有发生根本改变。在这时，民主化真的能使中国摆脱困境，续写繁荣吗？
因此，在今时今日，按照西方政治话语中的“民主政治”改造中国的政治体制，不仅不能解决当前发展中的问题，还将引出一系列新的、更加复杂、更加难以应对的社会问题。最终，中国30年的经济成就将消弭在民主化进程中，以致被拖入发展停滞、危机迭出的泥潭。简单地鼓吹西式民主，或者打着中国特色的旗号，以西式民主标准否定中国政治体制的学者，最终只能是“太阿倒持，授人以柄”，以致“亲者痛而仇者快”。
当然，中国不具备立时推行民主政治的条件，并不意味着中国不需要走民主道路，民主作为跳出历史周期律的手段，在中国早于1949年之前就有定论。在当前中国，通过侧重民生事业保障民众利益表达、参与政策制定、监督政策执行，都是必要的。只是民主政治的发展不能以大跃进的方式来实现的，通过社会进步不断积累有利于民主的因素，渐进式地“摸着石头过河”，一边研究，一边探索，一边改革才是上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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