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想一下，当整个学术界，从项目申报、论文发表、成果评审、职称评价，直至院士评选，无处不经常出现弄虚作假的人，以至使不作假者会为自己的老老实实而不安，无处不经常出现集体性的舞弊，乃至舞弊被视为一种必要的“公关”，那么我们就可以判断，这是学术体制的整体性缺陷。

　　院士评选，现在也不清洁。政协会间，多位院士痛斥院士评选的歪风，揭穿一些院士候选人拉关系、包装成果，乃至候选人所在单位集体“跑院士”：“有人说，你要当院士，没有几百万元的公关费拿不下来”。

　　国家在科学或工程技术领域设立的最高学术称号，也不能避免弄虚作假、沽名钓誉，算是时代风气最有说服力的注释吧。国家、科技、顶级精英、评选等等概念，应然状态下，无一不指向清洁，又无一不可以为清洁背书，而实际情况，鱼目混珠，这与其说令人气愤，不如说令人气沮。

　　很多人会将弄虚作假的原因指向院士所能得到的好处。是的，院士挂钩于很多物质利益，但物质利益不足以解释为何产生弄虚作假的评选；院士本身就是重大的荣誉，但这也不足以导致弄虚作假成为一种风气。

　　我以为院士能够获得诸多好处或者优先，不仅不值得批判，而且可以说是正常。院士产生物质利益，这在一些国家是没有的，但给予院士以优渥的待遇，也并不是过分之举。院士意味着很高的荣誉，而且终身拥有，这在全世界没有两样。院士能够得到更多的科研资源，例如在科技评审与项目申报上得到更大的发言权，这也可以说正当，毕竟科技领域，从来就存在“专业认可”、“权威优先”。

　　然而，难道荣誉高、权威大、利益多，院士评选就一定会混乱起来？

　　毫无疑问，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能排除会有人意图通过不端行为获得好处，在科技领域，有人弄虚作假发论文，有人弄虚作假谋荣誉，都是毫不奇怪的。个别人品行不端，任何国家、任何领域、任何级别的人，都可能会有。有这类行为的人，可以说是为人道德和相应职业道德的欠缺，有些还干犯了规则和法律，受到伦理、同业乃至法律的究责。

　　然而，如果在一个社会、一个领域或者一定阶层，品行不端、干犯规则乃至法律的人和行为都频频出现，多到人们形成了习惯，多到做的人不以为耻、看的人不以为怪，这就主要不能归究于个人道德，而应该追问社会性、体制性、整体性的原因。

　　院士评选不能免于风气不正，国家授衔的郑重性、学术必有的清洁性，不足以保证评选的正常，“顶级荣誉”的重大性，不足以击退弄虚作假的意念，反而引得不良行为如飞蛾扑火般踊跃。这映现的正是学术殿堂的坍塌，国家信用的损伤。

　　“跑院士”的行为，部分是候选者个人所为，部分是候选人所在单位集体努力。个人所为，可以说是不以为耻；一个学术单位集体作伪，这就是学术体制与学术道德在一个角落已经崩溃。试想一下，当整个学术界，从项目申报、论文发表、成果评审、职称评价，直至院士评选，无处不经常出现弄虚作假的人，以至使不作假者会为自己的老老实实而不安，无处不经常出现集体性的舞弊，乃至舞弊被视为一种必要的“公关”，那么我们就可以判断，这是学术体制的整体性缺陷。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我们会说“学术风气太坏了”。然而，环顾周遭，我们大概又只能遗憾设想中应当比一般地带干净一些的学术领域没有干净一些，感慨学术和学术界的形象坠落于凡俗。我们发现，学术的堕落已经波及到国家最高学术头衔的光芒，但我们还将发现这不过是社会诸多方面都在伦理陷落的一个方面。

　　没有象牙塔，没有洁净场所，没有精神高地，无处不江湖，无非是道场。我们的眼神开始空茫，无处不在的伦理陷落，显示着一种时代精神的困境。然而，这精神的困境又是从何而来？有人归责于时代变化，有人归责于民族性的恶劣，有人归责于没有信仰。而我始终相信，我们缺乏的首先是体制的导善能力。院士评选的歪风，终究只是体制不能导行良善的一个局部表现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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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年底公布的某计划名单中，现任行政领导占总人数的75%，而剩下的近70人中，有10多人曾经担任行政职务。人大代表忧心——     “我一直想不清楚，当官之后，怎么有那么多人，有了更多时间搞科研？”江南大学副校长王武代表坦言，“这中间恐怕会有大问题。”     “两会”之前，有媒体统计，在2010年年底公布的某项计划172个项目中，前两年的预算安排和2009年立项的107个项目后3年预算安排中，现任行政领导近210人，占总人数的75%。在剩下的近70人中，有10多位研究人员曾担任行政职务。     “当官之后搞科研，恐怕不只炫耀学问这样简单。”王武举例分析，“在2009年增选的院士名单中，中国科学院新增35名院士，八成是高校或研究机构的现任管理者；中国工程院新增48名院士，85%以上是现任官员；工程院60岁以下新当选的院士，都是带‘长’的人物。”我见到听过很多这样的事，一些单位在推选重大课题评审专家时，优先考虑的是主要行政领导。”     不仅是高校和院所，企业同样存在“官帽子”承担国家科研项目的现象。     “在该计划的参与名单中，高校院所的领导之外，总裁、副总裁、总经理，也不在少数。”南京三乐公司研发中心设计师汪春耘代表认为，“这么多‘官’，涌入科研项目，是对学术和科研的不尊重。很多‘官’，会因为他们的帽子，让埋头做学问的专家‘黯然失色’。”     “他们能不累吗？既要带领中国大学冲击世界一流，还要亲自冲锋陷阵，带领中国科技攀登世界高峰。”有从事科研工作的网友这样调侃。     在现实生活中，政府部门对该计划首席科学家有着严格限定，人数一般为1人，一般需保证70%的时间投入科研项目。对于当官后有没有时间搞科研的问题，汪春耘讲起了自己的故事：“前几年，公司领导提拔我当研发中心负责人。那段时间，我觉得自己脑子不够用，常常在冥思苦想一个课题时，一个电话过来，让我去开会。就像脑筋急转弯一样，你得马上把自己的思维从课题里拔出来，从另一个角度想问题。”     为了专心搞科研，汪春耘辞掉了行政职务。这段经历让汪春耘更加质疑：“我作为一个小小的研发中心的负责人，都没空搞科研，那些每天要处理各项事务的大学校长、公司老总，他们的科研时间从哪里来？”     在王武看来，“官帽子”搞科研，表明了行政权力在某种程度上主导着学术资源的分配，“从立项到结题，再到报奖，学术研究都体现出行政力量的运作”，只要是有了一官半职，就可以堂而皇之把自己的大名署在科研者的第一位，而后资金、项目、荣誉随之而来，“这样一来，可能会形成行政权力和利益交换的链条。”     “‘官’‘研’不分，导致管理做不好，学问做不深。行政化、官本位向教育、科研界蔓延，往往会加深学术浮躁、急功近利。这严重阻碍了中国的科技创新。近年来，国家科研经费不断增加，但有原创价值的科研成果不多。”汪春耘认为，“今后，申报科研项目，一定要严格把关，少点官员，多点坚持创新的科研人员。”按照汪春耘的观点，权力通吃，吃掉一切，只是吃掉之后，所有被吃的领域，就只剩下官帽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