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点争鸣
从利比亚看中国在非洲投资的政治风险
王雅平，2011年3月17日
自中国“走出去”战略在上个世纪80年代形成以来，中国对非洲的直接投资存量已从寥寥无几飞跃到2009年底的93.3亿美元（《中国与非洲的经贸合作》白皮书，2010年12月）。在这一过程中，非洲一些国家的政治社会动荡先后对中国投资造成过损失；利比亚即为最近的一例。
受自2011年2月15日开始的利比亚骚乱影响，中方驻利比亚的企业陆续停止了施工，中国政府也开始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海外撤侨行动。据中国商务部新闻办公室于2月24日发布的消息，“截至23日，27个企业工地、营地遭到袭击抢劫，部分人员受伤，无人员死亡。我在利企业造成大量直接经济损失，包括被抢、砸和烧毁的车辆、施工机具、材料、办公设备及现金等。”
本期《卡内基中国透视》就中国在非洲投资的政治风险一题采访了美利坚大学教授、《龙的礼物:中国在非洲的真实故事》一书作者戴博拉·布罗蒂格姆（Deborah Brautigam），美国奥尔布赖特石桥集团（Albright Stonebridge Group）高级副总裁及奥尔布赖特投资管理公司（Albright Capital Management）首席经济学家、《非洲的丝绸之路：中国和印度的经济新疆界》一书作者哈里·布罗德曼（Harry G. Broadman），及美国驻埃塞俄比亚前大使、乔治华盛顿大学艾略特国际事务学院非洲问题专家大卫·辛（David Shinn）。
损失的“量”与“质”
有关损失的“量”，大卫·辛说：“虽然不能把中国在利比亚的损失准确标价，但大体上来看，中国在利比亚的损失以利比亚的标准来看是巨大的，以中国的标准来看并不太大。”布罗德曼指出，“实际上，中国政府目前既在协助企业估算损失，也在建立一个申请赔偿的程序。”而至于“质”，利比亚骚乱给中国带来的损失大概包括中国工人的个人劳务损失、企业运营收益损失、先期投资损失、中利两国间贸易所受影响及撤侨费用等几种。
在骚乱开始时，中国在利开展投资合作企业共75家，项目50个，人员36000余人（商务部网站）；“虽然中国在任何一个国家的国外直接投资额都鲜有精确的数据，但据估计，中国在利的直接投资总量在90－130亿美元之间，大部分并非石油产业而是建筑工程。”（布罗德曼）；“根据一个数据来源，中国在利的建筑项目投资总量约为140亿美元。”（大卫·辛）“中国在利比亚的投资比西方国家较少。”（布罗蒂格姆）这些工程都随着骚乱的蔓延发展而停工，许多工地被洗劫。布罗蒂格姆指出，最终确认的损失将取决于这些项目是否有保险且相应合作合同中的不可抗力条款的具体内容。
此外，中利贸易也在骚乱期间受到中断（2010年中利双边贸易额为66亿美元）。至于撤侨费用，截至3月4日，中国共撤侨35860人。据外交部公布，2月22日至3月5日，中国政府协调派出91架次民航包机、12架次军机，5艘货轮、1艘护卫舰，租用35架次外国包机、11艘次外籍邮轮和100余班次客车。
损失控制
在以上这些损失已然造成的情况下，大卫·辛认为，中国采取的损失控制策略是“尽少评论利比亚政局，以静观其变。”他指出，“中国已静悄悄地向卡扎菲势力和反政府武装分别展开对话，以在将来无论谁胜出的情况下都能确保中国的利益。”
布罗德曼则不认为中方在损失控制方面可以有很大作为，如果这些损失已然造成的话。“但如果利比亚现行政府能够继续执政，一些中国企业返回利比亚还是有可能的。”就同一问题，大卫·辛谈到，“如果卡扎菲政府继续执政，尽管中国受到抢劫和工人断工的经济损失，但可以很容易重拾旧摊；如果卡扎菲下台、反政府武装接管政权，中国过去所获得的合作项目则很可能被转让给对卡扎菲政府批评声音更高的国家。但无论如何，中国过去在新旧政权交替的类似情况下都有着惊人的弹性。”
教训：政治风险？
布罗蒂格姆指出，“中国企业对政治风险分析经验不多。但我不认为这些骚乱会阻止中国未来在石油资源丰富的独裁国家继续投资。”大卫·辛认为，“利比亚局势的动荡是出人意料的。在利比亚的损失可能会导致在进入非洲的‘问题’国家以前采取更严格的政治风险评估，但我不认为这会显著改变中国企业在海外追求盈利的意愿。在过去十年中，较之于西方企业，中国企业似乎更无畏于承担更大的政治风险。我认为中国会继续如此，但利比亚一劫势必将缩小中国与西方在承担政治风险上的不同。”
布罗德曼则认为，“在早些时候尼日利亚、埃塞俄比亚和苏丹的损失基础上，利比亚一事将引起中国国内在如何平衡外交目的与企业盈利上的激烈辩论。这些讨论将为未来中国的投资决策注入更多的政治风险考虑。”
“不干涉他国内政”动摇了吗？
大卫·辛认为，“中国的公开立场将是继续坚定地支持其‘不干涉他国内政’原则。但中国在幕后的做法不一定总是与她的公开立场一致。在达尔富尔的例子中，中国就在迫使苏丹政府接受联合国－非洲联盟的联合维和行动中静悄悄地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而这是有违苏丹政府意愿的。”
他又评论道，“利比亚的局势进一步考验了中国在‘不干涉他国内政’上的立场。通常反对制裁的中国此次在联合国支持制裁卡扎菲政府；此举将造成对其‘不干涉他国内政’政策的进一步侵蚀。但中国似乎不准备支持在利比亚设禁飞区，这在中国看来是对利比亚主权的侵犯。”
布罗蒂格姆指出，“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以对‘干涉’进行重新定义的方式对其‘不干涉他国内政’原则进行了几番的重新考虑。中国支持联合国制裁是一个好兆头，但我认为这主要是北京出于对国内观众的考虑，毕竟国内观众对北京的统治最为重要。此番数万国民性命系于一线，如果北京被看起来有‘保护’利比亚的嫌疑，则将很可能引起国内的不满。”
布罗德曼补充道，“在我心中毫无疑问，中国已在支持制裁上迈出了不可逆转的一步。这显示了中国想要在世界舞台上扮演更积极角色的意愿。但我不认为这是中国——至少在这个时刻上——根本扭转‘不干涉他国内政’政策的信号。”
专家建议
大卫·辛建议：“中国企业应加强尽职调查。当他们进入到相对高风险的地区时，他们不仅需要东道国的充分支持，而且须发展自备的在特定情况下的风险专业知识。仅听取所在国的建议是不够的。从长远来看，中国需要加强了解非洲各国的当地情况，并确保与正在寻求投资非洲的中国企业共享这些知识与情报。”
学者文摘
《中国的崛起会导致战争吗？——为什么现实主义不等于悲观主义》
Will China’s Ride Lead to War：Why Realism Does Not Mean Pessimism
查尔斯•格拉瑟（Charles Glaser）
《外交》（Foreign Affairs） 2011年3-4月，第90卷，第2期，pp. 80-91
本文探讨了中国的崛起是否会挑起与既有霸权的战争。自由主义就此问题持乐观态度，认为现有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开放性，完全可以包容中国的崛起与繁荣。现实主义则比较悲观，认为中国的崛起必然导致与既有霸权激烈的竞争，甚至可能引发战争。而作者却认为，现实主义理论并不必然推导出悲观的结论。中美之间并没有不可化解的结构性冲突，两国未来关系的发展取决于两国领导人如何处理双边关系。次一级的具体冲突，如台湾问题，反而更易威胁两国关系。
作者认为，如果可以选择，国家出于自身安全和生存的考虑不会选择卷入战争。将国家拖入战争的往往是“安全困境”，即一国追求安全的举动常常会导致另一国更不安全。然而作者指出，安全困境并不是绝对的。当进攻对双方来说更容易时，安全困境加剧；而当防御对双方来说更容易时，安全困境减弱。此外，双方对彼此动机的了解和信任也会影响安全困境的强烈程度。如果一国相信另一国的军事扩张只是为了追求其自身安全，会缓解此国的不安。总之，作者主张从另一个角度理解安全困境，即一国的安全依赖于另一国的安全，因为不安全感会使另一国采取更有竞争性和威胁性的策略。这个观点对中美关系的启示是，由于中美对对方攻难守易——两国都具有足够的核威慑力和对常规军事进攻的天然屏障（核武器二次反击的能力以及太平洋的隔绝），因此双方之间的安全困境并不显著，这为两国的互信与合作铺平了道路。
同时，作者认为，即使将美国盟国的因素考虑进去，中美之间开战的可能性也是微乎其微的。作者认为“攻难守易”的原则，即美国强大的核威慑与常规军事威慑，也可以适用于对日本、韩国等盟国的保护。此外，中国并没有争夺地区霸权的野心，因此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存在并不对其安全造成严重威胁。相比于美国，中国更恐惧的是日本称霸亚太地区。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对中国是有利的。
与上文提到的威胁相比，作者认为台湾问题对中美关系稳定的威胁更大。中国将台湾视为其核心利益，多次阐明若台湾独立，大陆将不放弃使用武力维护国家领土完整的权利。中国扩充常规军事力量与核力量很大程度上是为防范台湾独立以及美国干涉的发生。美国对中国扩军行为的过激反应反而可能加重中国对美国动机的怀疑，从而导致恶性军备竞赛的发生和循环。因此，为维护两国关系的稳定，美国应当逐渐放开保护台湾的承诺。
最后，作者指出，美国夸大中国崛起对两国关系的危害很大，因为这将使中国的威胁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美国对中国发展常规军事力量与核力量的过激反应会使中国认为美国对其怀有敌意，从而采取相应的敌对行为。作者认为，中国扩充常规军事力量与核力量（尤其是现代化核武器）的行为大多出于自保，不会影响美国的战略反击能力，因此不会从根本上损害美国的安全。
《后华盛顿共识：危机后的发展》
The Post-Washington Consensus：Development After Crisis
南希•博徳萨（Nancy Birdsall），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
《外交》（Foreign Affairs） 2011年3-4月，第90卷，第2期，pp. 45-53
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并没有像1929年大萧条一样导致各国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提出强烈质疑。各国更多反思的是“美国式的资本主义”，即“华盛顿共识”所集中体现出来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一些发展中国家及时认识到了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弊端，因此在此次金融危机中受到的冲击较小，恢复较快。本文详细阐述了金融危机对各国经济发展模式、经济政策以及世界经济格局造成的冲击。
首先，金融危机终结了“外资崇拜”的时代。一直以来，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自由流动会使资源配置效率最大化的观念被视为理所当然。然而，金融危机使人们认识到，资本的自由流动也意味着风险的自由流动。在缺乏有效金融监管的情况下，开放资本市场只能带来灾难。冰岛、爱尔兰和东欧等国向世界说明了，没有强大的实体经济做后盾的金融市场的繁荣只能是海市蜃楼。
其次，金融危机使各国认识到社会政策所带来的政治、社会效益。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的不稳定性使得社会保障与安全网制度尤为重要，政府有责任为民众在不确定的经济环境中提供相对稳固的保障。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也使经济复苏期间社会更加稳定。中国、墨西哥、巴西等发展中国家已经开始着力于发展社会保障体系，然而如何长远地维系社保体系还是需要进一步探究的问题。
第三，金融危机改变了人们对产业政策的看法。产业政策即一国政府为了发展特定产业领域，运用行政、财政手段对其进行特殊照顾。虽然传统上产业政策一直被指责会导致低效率和低竞争力，但作者指出，若能够由有能力的技术官僚管理国家对生产领域的干预，那么产业政策不一定会产生消极的效果。作者认为，产业政策应当着力于基础设施建设以及适当帮助企业承担创业初期的风险，减少企业开拓新领域的阻力。从长远看来，产业政策是否能够成功，决定因素在于政治。政府是否有足够的远见、能力和政治资源顶住政治压力，在产业发展已经步入正轨时逐渐撤回保护政策，是产业政策能否成功的关键。
第四，金融危机凸显了公共领域的重要性。一个高效的，能够协调各种政策的官僚机构对经济发展至关重要。改革公共领域阻力重重，作者列举了三个主要困难：首先，官僚机构通常利用权力寻租，只关注自身利益而非公共利益；第二，社会制度的完善（如法治）是由内而外的，需要长时间积累，并非外力所能强加；最后，公共领域的改革要以民族国家的建立为前提，若共同身份还没有形成，个人和集团利益就将凌驾于公共利益之上。
最后，金融危机使世界经济格局向多极化发展。从G7向G20的转变说明了新兴经济体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同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作用也得到加强。也许比经济力量多极化更为重要的是发展理念和模式的多极化。发展中国家不再依赖于发达国家为其发展提供智力支持，而越来越多地在实践发达国家模式的过程中创造出自己独特的理念和模式。发展中国家创造的财富已不再是发达国家的“恩惠”。
《寻找中国大战略——探寻崛起大国之路》
China’s Search for a Grand Strategy：A Rising Great Power Finds Its Way
王缉思（Wang Jisi）
《外交》（Foreign Affairs） 2011年3-4月，第90卷，第2期，pp. 68-79
本文主要探讨了中国大战略应当包含的内容。作者认为，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上升，国际社会对中国战略思维和核心利益的理解尤其重要。作者认为探索中国大战略，关键要回答三个问题：什么是中国的核心利益？中国的主要威胁是什么？国家领导人该怎样维护利益以及防范威胁？
首先，作者简单回顾了中国历史上国际战略的演变。作者认为，中国领导人历来对由外部威胁造成的国内动荡十分敏感。明、清王朝以及国民党的统治皆在“内忧”与“外患”的合力作用下崩塌。作者回顾了建国以来在毛、邓、江、胡执政时期中国对“内忧”与“外患”的认知变化，指出中国在可预计的将来会对外部挑战的认识趋于温和，并将重点放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同样，正如胡锦涛主席在2009年所宣布的，中国的外交政策必须保障其“主权、安全和发展”。
其次，作者讨论了中国大战略统领的大原则是什么。作者先否定了将美国作为中国的头号威胁，并且以此为中心和与美国对抗的国家结盟（如朝鲜、伊朗、俄罗斯等）。尽管美国与中国在人权、台湾、西藏、国际贸易等方面摩擦不断，但与世界头号经济与军事大国对抗是十分冒险的，并且会损害中国经济的发展。接着，作者对“韬光养晦”政策提出了质疑。作者认为，尽管“韬光养晦”政策力图“保持低调”，但其“养晦”的部分会使国际社会不安，认为中国强大后将实现其隐藏的野心；另一方面，“韬光”的部分又不能满足国内民族主义力量对于中国外交强硬政策的呼声。此外，在经济与非传统领域中，中国“保持低调”不利于其利用国际合作应对发展中的各种挑战。“韬光养晦”政策已经不符合当今的中国国情和国际潮流。
作者提出，中国大战略应该更好地为其“主权、安全与发展”服务。四个潮流塑造了中国的大战略。第一，传统安全观（军事与政治安全）向非传统安全观的转化使得中国在处理与他国关系时要考虑两种安全的平衡；第二，国际关系从以国家为中心逐渐转化为以问题为中心。这使国家间的利益关系更为复杂，没有绝对的朋友和敌人；第三，中国自身发展模式的转变，如发展低碳经济，拉动内需，恢复贸易平衡等；第四，为了维护社会稳定，提高国际形象，中国开始慢慢接受国际社会主流价值观，如透明度、善治、负责任的政府、法治、民主、人权等。作者认为，如果一定要指出中国大战略的统领性原则，则应该为通过维护社会公正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福利以及幸福感。
最后，作者指出了中国维护自身国际利益、防范威胁的方法：积极维护国际社会稳定；和平解决主权和领土争端；增强军事实力的同时加强与国际社会的安全合作以及对全球安全机制的维护（尤其是核不扩散机制）；进一步融入全球市场经济，提出解决国际贸易不平衡以及转变自身发展模式的具体措施；将地缘战略的重点从东海岸和太平洋地区逐步向南亚以及西部转移；加强与大国的关系，尤其加强中、美、日三国的合作与对话机制；加强软实力建设，认识到软实力的关键来源是社会，而不是国家。同时，作者指出中国大战略实施的两大挑战：加强政府机关间，尤其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的协调；加强官方与民间观点的协调，尤其是对极端民族主义的遏制。同时，国际社会也应当为中国承担更多国际责任提供支持。
《海峡两岸关系：为2012铺垫》
Cross-Strait Relations：Setting the Stage for 2012
容安澜（Alan D. Romberg）
《中国领导观察》（China Leadership Monitor） 2011年2月，第34卷，available here
自2010年下半年起，海峡两岸的政治动态进展都在为2012年台湾总统大选以及大陆的领导人变更做铺垫。尽管在过去的两年多，海峡两岸的关系有了显著的改善，但是分歧的政策将考验两岸友好关系的持久性。
两岸正式签署以及台湾立法院批准《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成为2010年夏季台湾政界的首要议题。民进党抨击此协议没有充分保护台湾主权独立性，也不足以满足台湾民众的需求，并且支持民众公投。但是台湾及大陆政府都对签订此合作协议持乐观态度，同时，双方也都意识到针对任何一条补充协议都很难达成共识。另外，国际社会也认为此协议对推动两岸关系、台湾经济发展有积极作用。台湾立法院的职能在过去的几个月中也备受争议。民进党试图加强立法院的监督职能；台湾行政当局力图确保立法院不会对《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吹毛求疵；而立法院院长王金平明确表明希望扩大立法职能。
在批准协议的过程中，自由贸易协定成为讨论的热点。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主任王毅表明，如果台湾与其他国家签订自由贸易协议，将会涉及到台湾在国际社会的地位，因此也就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和敏感性。就此，民进党拒绝在“九二共识”的前提下签订自由贸易协议，因为他们认为这样等同于否认台湾主权。而台湾执政当局认为《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对台湾主权没有影响，台湾将依据世界贸易组织成员的资格与他国签订自由贸易协议。
国民党认为《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会因其带来的经济发展成为台湾市政选举的重要主题。民进党则为市政选举八面玲珑的利用该协议。一方面，民进党市长参选人批评协议的特定内容和通过过程；另一方面，他们又支持对台湾民众有利的条款。11月27日，台湾台北、新北、台中、台南、高雄五大城市市长选举进行投票，国民党籍参选人郝龙斌、朱立伦、胡志强分别当选台北市市长、新北市市长、台中市市长，民进党籍参选人赖清德、陈菊分别当选台南市市长、高雄市市长。尽管国民党赢得3席，民进党的总票数却更多。这以及马英九尚未增加的民众支持率为民进党在2011年台湾立法院院长选举和2012年的总统大选胜出创造了机会，也让国民党意识到了挑战。
就海峡两岸的政治关系，短期来看，大陆试图建立更为紧密的海峡关系，减小支持台湾独立的可能性；长期来看，大陆希望能够通过和平的途径实现统一。大陆认为两岸关系的关键是“要在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的问题上形成更为清晰和明确的共识”。台湾关于“九二共识”的争论使大陆更希望国民党能够在2012年大选中获胜。中国试图得到美国停止向台销售武器的承诺，但这样的努力将是毫无结果的。中国一直将台湾问题列为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议题，但作者认为除非发生特殊状况，台湾问题并不会排在中美双边议程的首位。
《自信中国的好处：应对北京的“粗鲁”外交》
The Advantages of an Assertive China：Responding to Beijing’s Abrasive Diplomacy
柯庆生（Thomas J. Christensen）
《外交》（Foreign Affairs） 2011年3-4月，第90卷，第2期，pp. 54-67
本文试图解释金融危机后中国外交变得更加“粗鲁”（abrasive）的原因以及美国应该如何应对。中国近年来一反“和平崛起”策略，在诸多国际问题上与西方国家冲突不断，态度强硬，甚至被形容为“粗鲁”。作者认为，中国外交政策的转变并不像很多人认为的那样是由于中国实力的上升以及金融危机后美国霸权的衰落。中国的“粗鲁”反映出的是日趋保守而不是“自信”的外交政策，是由于其对自身实力崛起的过分估计以及对国内局势的不安全感造成的。美国应该帮助中国，使其外交恢复到金融危机前“自信并富有创造性”的状态，并在国际合作中承担更加重要的角色。
金融危机后，中国与周边国家及美国的关系迅速恶化。作者描述了中国一系列“粗鲁”的外交行为。在对朝政策方面，2009年朝鲜核试验后，中国反而加强了和朝鲜的政治经济联系，并且在“天安舰”事件以及延坪岛炮击事件上袒护朝鲜；在伊朗问题上，中国极力削弱安理会对伊朗的制裁，并继续在能源领域与其保持密切经济往来；在南海问题上，中国态度强硬，且在东盟地区论坛上警告东南亚国家不要企图与外来势力勾结解决与中国的领土争端；钓鱼岛问题上，中国不满足于日本释放被扣押的中国渔船船长，坚决要求日方道歉与赔偿……那么究竟是什么导致了中国行为的转变呢？
作者认为，中国“粗鲁”行为的根本原因是国内“观众”对中国实力崛起的过分估计以及精英阶层对国内政局稳定的强烈不安全感。一方面，中国国力的迅速上升在民众中催生了一种激进的民族主义思潮，夸大了中国“崛起”的程度。他们要求政府采取更强硬的外交手段，批评中国政府“太软弱”。同时，一些利益集团（如军队、能源公司等）将从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对抗中渔利，他们利用日渐发达的媒体煽动民族主义情绪。另一方面，精英阶层虽然能够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实力的局限，但出于对于社会稳定以及政权合法性的维护，不得不迎合民族主义思潮，协调利益集团利益与国家利益。这不仅损害了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而且使其更不愿意参与国际合作，因为这会使其看起来像是在“迎合”西方国家。
作者认为，中国应当明白，与国际社会合作、承担国际责任并不是要“帮助”美国。中美关系不完全是零和游戏，在很多问题上中美有共同利益。例如，朝鲜问题若不能顺利解决，中国自身利益也将受到巨大的损失。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及声誉将受到质疑，亚太地区的主要国家将加强安全合作与联盟，日本将找到借口解除发展进攻性常规武器的禁忌……同样，伊朗若持有核武器，中东局势将十分不稳定，若战争爆发，中国在伊朗的能源利益也会受到损害。
最后，作者指出了美国应当如何使中国“更自信”。作者认为最关键的策略是给予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更重要的角色和责任，并且不嫉妒其在国际舞台上日渐上升的地位。同时，美国也要让中国了解，中国与国际社会合作是出于自身利益考虑，而不是“迎合”美国。并且，即使中国选择不合作，美国也不会停止解决问题的脚步，但届时中国的利益可能受损。美国应当采取“劝服”措施，而不是“遏制”。同时，对于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合作行为，美国要适时给予表扬。世界需要一个更加自信的中国。即使中美关系有所缓和，若美国不能使其真正融入国际社会，承担国际责任，参与国际合作，美国的对华政策也不算成功。
《使中国制裁伊朗：中国与伊朗的石油联系》
Getting China to Sanction Iran：The Chinese Iranian Oil Connection
邓丽嘉（Erica Dawns），苏珊•麦隆尼（Suzanne Maloney）
《外交》（Foreign Affairs） 2011年3-4月，第90卷，第2期，pp. 15-21
本文主要论述了如何才能使中国真正支持国际社会对伊朗坚持发展核武器的制裁。去年六月，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对伊朗的新一轮制裁，决定对其实施禁运，并且对其银行以及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相关的公司进行更严厉的限制。同时，在安理会1929号决议的框架下，欧洲、韩国、日本等国也都对伊朗实施了更为严厉的制裁。美国国会决定制裁任何向伊朗销售石油或对其炼油能力进行投资的公司。然而，中国虽然表面上支持联合国对伊朗的制裁，却由于1929号决议并未明确规定对能源领域的限制而继续向伊朗出售石油和进行能源投资。作者认为，中国是核不扩散国际合作框架中不可或缺的一份子。中国的不合作会动摇已经采取措施制裁伊朗的国家。美国应该利用中伊关系的嫌隙将中国纳入制裁伊朗的国家的行列中，并且在此过程中把与中国的对抗降到最低。
中国帮助伊朗将西方国家对它的联合制裁撕开了一道口子。在西方国家退出伊朗时，中国却拒绝停止对伊朗的逆向投资和石油销售。中国想要趁西方国家退出伊朗石油争夺战时渔利。对伊朗的石油销售也给了中国丰厚的经济、政治回报。然而作者的观点却与现任共和党国会的鹰派观点相左，认为促使中国对伊朗进行制裁不能以损害中美双边关系为代价，美国应当充分运用劝服的手段，利用中伊关系中的裂缝拉拢中国。
伊朗是中国的第三大原油供给国，同时，中国也为伊朗的石油生产提供了资金与技术，并且为其巨大的能源消耗提供了成品油。在其他贸易方面，尤其是日用品贸易方面，中伊的联系也非常密切。中国是伊朗的第二大贸易伙伴。政治上，中国成为了伊朗鼓吹其不需要西方的最好例证。伊朗十分欣赏中国的发展模式以及“不干涉他国内政”原则；中国则对其不企图在新疆发动穆斯林暴乱表示欣慰。两国都认为西方“傲慢”，并且怀疑西方阴谋颠覆其政权。然而，两国关系也不乏嫌隙。中国并不完全愿意将自己的资金投入到一个不确定的环境中去，并且其对伊政策也非完全为所欲为，不考虑西方国家的感受。对于伊朗来说，中国常成为国内政治斗争中的“替罪羊”，且伊朗对中国支持联合国的制裁协议非常不满。此外，伊朗国内商业团体开始对中国廉价商品大量充斥伊朗市场有所不满。
作者接着对美国具体应该怎样劝服中国制裁伊朗提出了几点建议。首先，美国应该把获取中国的支持放在首位，因为中国如今已经成为了对伊制裁的主要障碍；其次，中美应当建立高层协调机制，协调中美两国对伊政策；第三，美国应该使中国清楚地知道自己的预期和宽容底线，使其明白美国不会允许中国填补由于各国对伊实施制裁而留下的空白；第四，美国应该说服中国适时对伊朗强硬；第五，美国应当以承认中国在伊朗现有石油资源的合法性为代价，劝服中国放弃在伊发展新的石油资源，尤其是制裁伊朗的国家放弃的那部分；第六，美国应当说服本国国会，允许中国进入美国石油市场，以弥补其在伊朗的损失；并且白宫应当说服国会，对中国实施制裁对现有僵局不会有任何好处，反而会破坏中美双边关系；最后，美国及其盟国要加强团结。毕竟，中国并不愿意被国际社会孤立。
《茶党与美国外交政策：平民主义对全球主义意味着什么》
The Tea Party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What Populism Means for Globalism
沃尔特•罗素•密德（Walter Russell Mead）
《外交》（Foreign Affairs）2011年3-4月，第90卷，第2期，pp. 28-44
本文分析了2009年开始于美国的茶党运动对其外交政策的影响。具有平民主义与民族主义双重属性的茶党运动反对奥巴马政府的“过度”开支以及膨胀的政府权力。其与共和党以及一些中立力量联合，对中期选举中民主党的惨败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在外交政策方面，茶党的力量同样不容小视。本文作者回顾了茶党运动的过去、现状，并且试图预测茶党的未来发展趋势。
茶党运动可以在美国19世纪30年代兴起的“杰克逊主义”中寻找到根源。“杰克逊主义”的核心思想来源于苏格兰启蒙运动（Scottish Enlightenment），认为道德、科学、政治和宗教真理可以掌握在普通人手中。“杰克逊主义”是对精英与权威的反动，怀疑精英与权威是否有能力作出明智的决定，以及其动机是否只是为实现自己的目的。相对的，“杰克逊主义”者相信普通人的常识，尤其对违背普通人常识的精英观点持怀疑态度。因此，“杰克逊主义”削弱了精英塑造大众观点的能力。其在社会经济巨变时往往达到最高点，正如现在的美国社会。
在外交政策方面，“杰克逊主义”结合了民族主义、例外主义与威斯特伐利亚式的国际政治观。其认为美国“优越”的政治经济制度并不意味着其有责任在全世界范围内推销自己的制度。在外交中，美国必须把自身利益放在首位，不干涉他国的内政，只有在一国对美国造成实质威胁时才进行反击。然而一旦决心反击，“杰克逊主义”者追求完全的胜利，彻底打败敌人而不考虑惩罚是否适度。同时，他们反对任何超越主权的国际制度约束美国的行为，反对建立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与世界政府。对于美国外交决策者来说，如何协调国内的“杰克逊主义”与世界政治需要，为行之有效的外交政策获取国内支持（尤其是对那些着力于建立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外交政策），将会一直是一个挑战。二战和冷战时期，美国外交决策者通过外敌的存在（轴心国和苏联）将“杰克逊主义”与建立世界新秩序结合起来。冷战后，外敌一度消失，而9·11事件填补了这个空白。然而，由于现任奥巴马政府太急于纠正布什时期的“杰克逊主义”倾向，试图淡化反恐，将反恐与建立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努力分开，反而造成了“杰克逊主义”的反弹，酿成了现在的茶党运动。
如今的茶党运动主要分为两大派：佩林派（Palinite）与保罗派（Paulite）。这两派的斗争中前者极有可能取得胜利。虽然两派都反对世界政府、多边主义与国际法，它们的主要区别是，前者更具有民族主义的倾向，更加积极维护国家利益与安全；而后者更接近于杰弗逊的新孤立主义思想，主要目的是在国际事务中保持低调。后者更倾向与撤退，而前者更喜欢通过结盟等手段赢得胜利，维护国家利益，如在反恐问题上与以色列结盟。他们坚信，不积极参加海外事务是无法有效保护美国的本土安全的。他们更倾向于在伊朗核问题上动用武力。他们对于中国的崛起与威胁也更加敏感，不满于对华贸易抢占了美国人的就业机会。
对本国茶党这支政治力量的理解有助于美国外交政策制定者为其政策赢得国内支持。美国政府应该对茶党的诉求更加敏感，引导其帮助美国建立自由主义国际秩序。
《复杂版图：美国联盟作为亚洲区域架构的部分》
Complex Patchworks：U.S. Alliances as Part of Asia’s Regional Architecture
维克托•查（Victor D. Cha）
《亚洲政策》（Asia Policy）2011年1月，第11期，pp. 27-50
本文认为一个美国及其联盟支持的，同时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架构正在慢慢形成和演化。这个架构并不以中国为主导，也不以美国势力的减弱为特征。可以说，这个架构包括了亚洲区域的主要力量。实际上，这个区域架构是包含双边关系、三边关系以及多边关系格局的复杂版图。
之前，美国对亚洲区域架构的不关心主要源自于冷战时期“如果没有破裂，就不需要修护”的思想。当亚洲区域安全力量不断增强的时候，一方面，美国认为多边安全对话可以作为美国主导的双边架构的补充，另一方面，美国担心对于多边安全的热衷可能被误读为美国力量撤离亚洲的前兆。与此同时，美国亚洲双边联盟的主要国家，如日本和韩国，也对多边主义充满矛盾心理。这些联盟国家一方面愿意加入多边体系，另一方面也意识到与美双边联盟对其国家安全的重要性。作者认为双边联盟和多边体并不矛盾。而事实上，已经存在的美国联盟加强了亚洲逐渐兴起的区域合作的形式。
然而，这个区域构架必须克服安全困境以实现其积极的作用。这个困境就是美国联盟支持的区域体系被视为遏制中国的力量，同时中国支持的区域体系被视为将美国驱逐出亚洲版块的努力。如果不谨慎对待，这种分歧的观念会使区域关系更为紧张。作者认为如果主要国家能够遵守以下三点核心假设，非零和的解决方式可以有效的避免“安全困境”，并且区域架构也将更好地为美国，其联盟国家，以及中国服务。这三点假设是：第一，没有任何单一的体系可以定义整个亚洲区域。由于地理因素、后殖民主义的身份认同、缺乏区域内贸易、不同的政体模式、对威胁的不同认知等原因，没有任何单一的体系可以囊括整个亚洲。第二，特设的体制（非正式体制）比正式体制更为有效。历史上，为共同防御组成的正式的安全体制的尝试并不成功。而相反，特定的体制却能更为有效的解决实质性的问题、能够避免集体行动的缺陷。第三，双边体制和多边体制可以相辅相成。印度洋海啸、六方会谈、三边安全对话、防扩散安全倡议等都体现了双边体制和多边体制可以共存，而多边体制的有效性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强有力的双边关系。
如果以上三点假设被接受，那么包含一系列双边、三边、多边关系架构的复杂版图将逐渐成型。这个复杂的版图主要有以下几点特征：第一，这些关系主要因其功用而形成，而非因潜意识中的“亚洲共同体”所形成。第二，非正式体制的成员国大多是交叉和相互联系的。第三，美国双边联盟是这个版图中的关键基础，许多多边体制都是建立在双边联盟的基础上的。
《第三极的气候变化和安全》
Climate Change and Security at the Third Pole
凯瑟琳•莫顿（Katherine Morton）
《生存》（Survival） 第53卷，第一期，pp. 121-132
世界第三极——青藏高原的冰川主要由淡水组成，因此该地区更易受到全球气候变暖的影响。其中最直接的影响即是为亚洲主要河流供应水源的冰川正在以令人震惊的速度融化。主要由两点原因造成了冰川的飞速融化。第一，碳排放形成的大气褐云使颗粒和气溶胶在冰川表面聚集，他们吸收更多的太阳能，这就加速了冰川融化；第二，黑碳在冰川表面形成了一层暖空气，他们上升到比山脉更高的高度，加速了冰川和积雪的融化。
冰川消退对东亚、南亚以及东南亚地区的生物多样性和国民生计都会产生负面影响。从长远来看，对水资源、食品及能源安全都会造成威胁。气候变化已经并且正在扰乱冰川水流的季节调节能力。长期如此，高温将增加雨季的洪水，减少旱季的水源，最终导致水资源经常性短缺；冰川融化增加了冰川湖溃决、洪水爆发等自然灾难发生的可能性，这些自然灾害将导致冰川内部位移、结构破坏；极为讽刺的是，冰川融化使人们更容易获取高原地区丰富的自然资源。尽管水电能源作为清洁能源能够缓解气候变暖，但是该地区的地壳活跃，易于引发地震灾害。开发该地区水电能源可能导致泥沙淤积，以致消弱水坝防洪和发电的能力；另外，覆盖高原表层的冻土可能解冻，这就加剧了草原退化，土壤沙漠化的趋势。眼前来看，气候变暖将给依赖草原生存的藏民造成最为严重的负面影响。
作者认为妥善地应对气候干扰需要一系列的适应战略。建立跨境合作的关键因素是汲取以往的经验，而非开创一种全新的模式。这并不是认为传统方法足以应对环境变化，而是新旧方法的结合最有可能取得可持续成果。然而，眼前亟待解决的问题是区域内缺乏应对环境危机的有效体制。探讨应对措施和确认集体行动方式的协商过程并不存在。国家之间的相互猜疑和不信任构成了加强区域合作的最大阻碍。而中印两国能否加强水资源的合作对区域今后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最后，作者总结，应对环境危机，关键在于需要建立囊括弱势社群、基础设施开发公司、国家以及地方政府等各种利益相关者在内的广泛的对话机制。为避免不良干预，议程需要针对不同地区提出特定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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