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北京大学最近又处在了舆论的风口浪尖。这一次，是因其针对包括“思想偏激”在内的10类学生的“会商制度”（参见北大拟对“思想偏激”学生进行“会商”）。社会舆论普遍认为该制度与北大“兼容并包”精神相悖，不少作者更纷纷提笔“讨伐”北大。——可是，我们真的有必要为“尊荣不再”的北大痛心疾首吗？

“北大精神”只是个传说

历史书里的“北大精神”：知识分子曾经的“兴奋剂”

　　在问答引擎“百度知道”上搜索“北大精神”四字，能轻易找这样的一段答案：“（北大精神）是一个是民族精神，和民族的苦难相联系的爱国精神;一个民族……需要有一个精神的支柱。北大就应该提供这样的精神力量”。

　　“北大精神”的确曾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剂“兴奋剂”。上过普通中学的中国人，大抵都能随口说出几件北大的“轶事”：1916年的新文化运动、 1919年五四运动、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935年“一二·九”运动……近现代史里写的大事件，几乎统统与北大脱离不了干系，只不过合上历史书后，北大就“不知所踪”了。

“自由、兼容、独立”是北大人的特质，而非北大的“精神”

　　北大老校长蔡元培提出的“兼容并包，有容乃大”办学方针，与至今仍立在北大校园里的“德先生”、“赛先生”雕塑，常常被人们引作“北大精神”的象征，但所谓的“北大精神”本不存在。北大之所以为北大，很大程度上因为那些与北大有渊源的名字：严复、蔡元培、蒋梦麟、胡适和傅斯年，也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北洋政府的“宽容”：在“武夫治国”环境中，这些知识分子一直被作为难得的精神文化力量。

　　通过追忆西南联大时代来替“北大精神”寻根，也是几近可笑的。毕竟，历史上再难碰到那样的特殊时代；更何况，联大的辉煌更多“归功于”清华而不是北大。假如“北大精神”真有之，马寅初的一个学术观点就该被容忍。独立思想和自由主义一直是许多北大人身上的特质，但北大从来不因此而成为“神话”。

北大早年校歌《燕园情》中有如此一段：红楼飞雪，一时英杰，先哲曾书写，爱国进步民主科学。忆昔长别，阳关千叠，狂歌曾竞夜，收拾山河待百年约。

知识分子挂于嘴边的“北大精神”早就与北大无关

　　2006年，专栏作者许知远在其《走向封闭的北大精神》一文中感叹“北大精神”在商业和政治中的“没落”，却也不得不承认自己的无病呻吟，（因为）“念来念去，我们所有的感慨与追忆都发生在1917年—1929年那个短暂的时代”。

　　而日前北大提出“会商制度”后，另一位专栏作者王锦思也感叹道，“近二十年来，中国一次次文化思想先锋运动与北大无缘，北大已离北大精神十万八千里，北大不过如此。北大情结正归于平淡，理想中的北大圣殿已然坍塌。”这两名作者都曾就读于北京大学，而早在他们步入燕园之前，那个“自由、兼容、独立”的代名词早就不一样了。

今日的北大，因“校园BBS风波”、自主招生和“会商”等政策成为焦点

　　如果“北大精神”还是知识分子念叨的那个“北大精神”，它早就“没落”了。当代的北大依然是个出新闻的地方、依然被当成“社会的镜子”，只是此 “镜”非彼“镜”，它不过是中国高校的缩影。2005年，红极一时的北大校园BBS被关，自“北大未名”的转型后，全国高校纷纷跟进建立限制外部访问的 “校内交流平台”；2010年，北大率先引进自主招生，标准引发争议、被指沦为“掐尖大战”；2011年，“偏激学生”、“会商制度”等名词又再度牵动社会的敏感神经。北大牵动公众神经的，不再是其在思想领域的作为，而是各种让人汗颜的举动。

蔡元培可能是北京大学历史上最有名的校长。他留下的“八字箴言”一不小心就被演化成了“北大精神”。

北大甚至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名校”

北大在思想界的作为几可忽略不计，难为“社会良心的最后堡垒”

　　当中国高校争先恐后支持所谓的市场化时，台湾大学校长李嗣涔却“语出惊人”，指出“大学是社会良心的最后堡垒”。历史上，北大的第一任校长严复、以及他以后的蔡元培和蒋梦麟，都是或多或少掌握过中国文化命脉的有志之士，更是其时文化和道德的先锋。即使在那个被知识分子普遍视为“黄金时代”的 20世纪80年代，活跃在知识界、思想界领军人物，也大多出自北大以外的大学和机构。

　　与北大毕业生在（包括政治舞台在内的）其他领域日渐丰满的作为相比，它在推动社会进步上的影响力堪称凤毛麟角。2008年，司法改革的坚定支持者、国内知名法学学者贺卫方离开任教13年的北大，以“让胡适校长的精神活在我们心中”一辞作别。据媒体报道，他当时的去向是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这所在学术话语权上明显处于劣势的法学院，声称要恢复“教授治院”下的学术自由。

北大是一所副部级高校，却远非“世界一流大学”

　　1998年，北大庆祝百年校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一说也被提出。距离这一说法提出后的12年，退休不久的北大校长许智宏却公开表示，中国依然没有“世界一流大学”。

　　和与它齐名的清华一样，北大曾经是“教授治校”的典范，如今却也只是被批评为过分行政化的高校之一。北大是众多“一级政府”高校（中国公立高校分为副部长级、正厅级、副厅级等行政级别）中的“佼佼者”。作为副部级高校，北大的网络主页上一度出现过27个管理机构（2008年）。与全国其他副部级院校引进地方官员出任党委书记的潮流相似，北大现在的校长原来也是一名主管教育的官员。

　　南京大学曾经做过一个统计，过去30年，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学术刊物被引用得最多的作者，排名前几位不是学者、而是政治领导人。

即使不能对公共事务有益，大学至少不该将人“利诱成犬儒”

　　北大享受着“中国第一、第二代自由知识分子基地”的盛名，但正如中国其他知名学府一样，它既没能避开行政化，也未能对功利化免疫。哈佛大学可能是公认的 “世界一流大学”，但这绝不仅仅因它的教授和学生在华尔街、硅谷和国会山取得的成就。

　　在2008年毕业典礼上，哈佛校长Drew Faust骄傲地分享了一组数字：尽管几乎一半学生（58%男生、43%女生）依然选择投身金融、理财行业（哈佛的传统强项），仍有很多毕业生选择投身别的职业——37人参加了“Teach for America”（类似希望工程的公益项目）、1名跳探戈舞的毕业生将到阿根廷从事“舞蹈疗法”、1名学生将到肯尼亚为农业发展出一分力、1名获得了数学学位的学生将改行去研究诗歌、1名学生将投身对抗乳癌的研究。现代意义的高等教育不为求职，“而是为了生活”。

在国民政府最困难的时期，胡适当上了北大的校长。

北大既“死”，何须“烧纸”

一所大学从来不可能拯救一个社会，对北大抱有幻想的人“伤不起”

　　论及“北大精神”、论及教育改革，每每都有精英忍不住呐喊：没有伟大的大学，能有伟大的国家吗?一个国家中最著名的大学缺乏反省精神，的确让人惋惜;但反过来说，除了几次历史性机缘巧合，光凭几所“伟大的大学”从来就不足以塑造一个社会的精神形态。

　　常态的社会不仅有“贤达”，更有“中间力量”，他们或为大学教授、或是律师、或是自由职业者，只是这样一个群体不可能来自几所“伟大的大学”。既然北大已不再是我们曾信仰的那种“北大精神”的捍卫者，何必不断重复那些回忆，试图证明它们曾经有过联系?[详细]

结语

　　除了一块“金漆牌匾”，北大和中国大部分高校已无本质区别。放弃对北大的幻想，不是放弃对教育的批判;恰恰相反，摒弃无谓的嗟叹才是让教育归位的前提。

北大校长谈“会商制度”：不知为何会被误解
“会商制度的初衷是好的，不知为什么会被误解，希望社会能宽容北大的学工老师。”在首届岳麓教育论坛上，北大校长周其凤首次就近期备受关注的“会商制度”一事做出上述回应。周其凤表示，曾有人致信他提出应开除相关学工老师，但他认为，对学生和年轻老师都要宽容，“允许大家犯一点错误，其实还不一定是错误”。

会商制度经网络传播后，引发社会热议。议论的焦点集中在该制度将“思想偏激”学生纳入“会商”范畴。有网友质疑称，“既然会商制度主要针对学业困难学生，那为何要‘搂草打兔子’，把‘思想偏激’学生一并作为管治对象?而且，‘生活独立’也一是一项罪名。表面是针对‘生活独立’，实际的靶子是‘思想独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