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部门、大众媒体、学术机构三者需要有所干预，重视包括食品药品安全在内的“生老病死”政策保障及其监管，重视揭露现实丑闻与无限放大恐慌之间的舆论导向，重视包括社会学、心理学以及科学知识普及。

　　若非中国卫生当局举行公开记者会予以澄清，想必许多华埠读者也不知道还有此类传言——日前有媒体报道指“中国每年有250万人因药物不良反应入院，20万人死于药品不良反应，40%死于抗菌药物滥用”。这种说法，有数有据，字之凿凿。

　　中国卫生部11日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由该部医政司副司长赵明钢答复记者提问：“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两年报告的死亡病例加起来是1100例”。

　　由此两相对照，数字差得离奇，虽然澄清总比沉默好，但也令人悬疑。

　　同一场合，卫生部发言人邓海华则澄清中国内地有关“阴滋病”状况：这个人群都没有感染艾滋病，没有所谓“阴滋病”的说法，也没有相关病毒，公众不需要恐慌。“我们在调查过程当中有精神疾患的初筛量表，提示这些人焦虑情绪比较严重，人际交往方面猜疑、不信任、固执的特征比常人高，不排除精神疾患和心理疾患，还需要进一步明确诊断”。

　　否认或者澄清，似乎政府只有这两种舆论利器，本来不只是卫生部，也不只是在中国。但在中国，在卫生当局，似乎公众的观感和认知格外不同，如有关“药物不良反应死亡”和“阴滋病”这两个案例，事实上是在中国大陆在近年来从三聚氰胺奶粉风波到最近的“瘦肉精”事件的延伸：从食品到药品，政府参与管理的部门不少，但漏洞和缝隙似乎越来越大，以至于民间非议“都在管，都不管”的职权吊诡。

　　传言如何产生、盛行，政府如何应对、消除？如果看看医政司官员的原话（官方网站“中国网”有直播记录），解决之道似乎隐含其中：“这几个数字我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媒体报道以后我们高度关注，立刻与相关媒体记者进行了联系，媒体记者告诉我们，这几个数字是我们专家提供的，我们又去找了相关的专家。有的专家跟我们讲是听说的，有的专家讲是文章上看到的，我们去找文章的作者，我们一直在追，追到30年前，还没有追到。我们所能查到最早的人，他跟我讲，是根据个人的估算推算出来的。”

　　由此可见，食品药品安全问题滥觞，要害乃在于三者：

　　其一，事实存在的问题是第一位的、内在的、决定性的——食品药品领域存在不少真空地带，有事实依据的曝光即使出多少补救措施，效果都会大打折扣。不少企业为了追逐暴利铤而走险，基层监管要么不作为，要么与违法乱纪者沆瀣一气。如果将官员的不作为与官场的贪腐相联系，再缺乏到位的责任追究机制，则此最为令人激愤。

　　其二，子虚乌有的问题是第二位的、外部的、环境性的——是信息不太及时、不够公开与社会公众恐慌感的交织。而且正是由于现实中存在着某些真实案例，才会导致“假作真时真亦假”现象能在公共舆论中横冲直撞，才会令人“宁可信其有”。加之，中国人口众多，文化传统悠久，人际交流可信度一直较高，这种情况就更令人无奈。

　　其三，公众感受的问题是更宏观的、长期的、制度性的——是社会发展阶段、政府职责转型、公众适应能力三者之间的矛盾。经过三十年改革开放，中国大陆已基本解决温饱问题，即已从“要吃到”发展到“要吃好”，更为关注饮食健康，随着现代城市生活文明扩大升级，生命安全意识亦大幅提升，所谓“幸福感”的提法就不是一时一事了。

　　一些国民现在似乎进入了某种身体焦虑的状态，可以说，既有现实性的，也有精神性的。现实上有所谓抢购奶粉的风潮，现在席卷到了港澳和海外，肇因自然是毒奶粉事件持续导致无限扩大的恐慌感，是发端于婴儿出生的焦虑；有所谓“死不起人”的医疗保障和墓地涨价，是极端个案、部分现实、逻辑预期三者的混合放大，是担忧在老人故去的焦虑；精神上，是由此身体焦虑甚至会衍生到更深层次的心理和精神卫生领域。

　　面对当下的社会现实，政府部门、大众媒体、学术机构三者皆必须各有预警、各有对策，各有行动、各有干预，重视包括食品药品安全在内的“生老病死”政策保障及其监管，重视揭露现实丑闻与无限放大恐慌之间的舆论导向，重视包括社会学、心理学以及科学知识普及（当然如果哲学能有更大的复兴更好）。虽然见效期漫长，但已是燃眉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