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要承担起培养一个民族脊梁的责任，拥有救世济民的情怀。从改造青年入手，培养一代以国家命运为己任的人才，从而改造社会，强健民族，而不是满足于培养多少工程师、企业家，更不能满足于培养了多少高官。

　　本周末，清华大学就将迎来自己的百岁生日。这所由庚子赔款筹建起来、当年专为美国输送留学生的学堂，历经清王朝、北洋政府的覆灭，日本侵华、国共内战的炮火，反右倾、文化大革命的政治风雨，改革开放、中国复兴的辉煌……一百年来，清华被深深刻上中国命运的烙印，审视她的历史，使我们重温民族孱弱的耻辱，也感受到振兴中华的骄傲，更重要的是，清华以其百年来的作为启发我们重新思考，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大学？今天的大学应该具备什么样的情怀？

　　周诒春、梅贻琦、陈寅恪、叶企孙、华罗庚、吴晗、曹禺、钱伟长、钱学森、梁思成、竺可桢……一代代清华人最让我们感佩的，不仅是大师们的成就，更是他们的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对国家、社会和民族的担当。如果说英美大学的理想之一是认识真理，让学生成为理性之人，那么清华大学的理想则包含着救民济世，人们从清华这小小的一隅，看见积弱的古老国家救亡图存的过程。梁启超早年间的演讲说得好：“清华学子，荟中西之鸿儒，集四方之俊秀，为师为友，相磋相磨，遨游海外，吸收新文明，改良我社会，促进我政治……异日出膺大任，足以挽既倒之狂澜，作中流之砥柱，则民国幸甚矣。”

　　清华从诞生之初，就肩负了这样的历史使命，而她百年来的履历，亦证明自己不辱使命。

　　《民国史料丛刊》中，收录了出版于民国15年（1926年）的《清华一览》。里面一份表格列出了历年清华“放洋”学生的联系方式。一一点数，九成以上，均于学成后回国效力。他们是清华、北大、南开等高等院校中的院长、教授，外交部、交通部、实业部等国民政府部门中的干员，银行、煤矿、工厂里的经理和襄理……这些当年自水木清华漂洋过海的种子，渐次飞回，重新扎根于古老中国的土地。

　　抗战期间，清华、北大、南开共组为西南联大，在日本人的战火中不仅保存下了中国的文脉，还迎来了学术上极其繁荣的时期，培养出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78位中科院院士。

　　上世纪50年代，在共和国23位“两弹一星”元勋中，有14位曾在清华学习或工作过，其中有9位出自物理系。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在对技术兴国的强烈渴求下，大陆出现“工程师治国”现象，清华仍是其中代表，走出2位政治局常委，3位正部长，涌现出一大批“兴业之士、治国之才”。

　　盘点清华的功绩，不是为了庆贺，而是要去检讨中国大学现在有什么缺失，去思考大学与国家应当是什么关系，大学应当担当什么样的责任。

　　今天的中国，处于最为繁荣的时代，社会经济飞速发展，中国国民生产总值超越日本，位居全球第二……在这盛世图景下，大学数量大增，大学的楼越盖越高，但大师何在？应试教育日益发达，但高分低能突出，情感教育缺失，甚至出现留学生机场拔刀刺母、开车撞人后连捅受害人8刀的西安音乐学院学生药家鑫等极端个案，折射出中国教育的病。

　　教育的病，其实很大程度上是社会的病。有了全社会的官本位，才会有大学生考公务员热；有了拜金潮，才有大学卖地、并购、经商。在今天大学教育已经日渐普及时，要求大学仍像百年前那样培养全民族的精英，固然不太现实；但作为大学，仍然必须要承担起培养一个民族脊梁的责任，拥有救世济民的情怀。从改造青年入手，培养一代以国家命运为己任的人才，从而改造社会，强健民族，而不是满足于培养多少工程师、企业家，更不能满足于培养了多少高官。

　　“改良我社会，促进我政治”，梁启超百年前所表达的期望，今天有多少大学有这样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