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许多学者和学术权威来说，对外宣称美国正在衰落且不再是世界头号强国是一件很时髦的事情。“衰退论”者自称是现实主义者。事实上，他们的告诫一点也不现实。

　　上世纪80年代，以耶鲁大学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为代表的早期衰退论者主要关注美利坚帝国的过度扩张（imperial overstretch）带来的所谓破坏性影响。到了最近，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和马丁•雅克（Martin Jacques）则着眼于疲软的美国经济。在学术权威中，左翼的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和迈克尔•金斯利（Michael Kinsley）以及右翼的马克•贺普林（Mark Helprin）都拉响了警报。

　　这场辩论涉及的问题包括美国到底是绝对衰退还是相对衰退，以及诸如“适应性”和“被动性”等概念。有些问题是可以衡量的，比如国内生产总值（GDP）、军事实力和人口数量。还有一些则无法衡量或难以衡量。

　　按绝对值计算，美国在2000年至2010年间，人口、军费支出和GDP都有所增长。而从相对值来看，有些情况就不那么好了，尤其是GDP。按绝对价值计算，过去十年美国增长趋势明显。2000年至2010年间，尽管有2001年网络泡沫的破裂以及2008至2009年大衰退造成的严重下滑，但以不变价格计算，美国GDP还是增长了21%。2010年美国的军费支出比2000年高出了55%，达到6,970亿美元。2010年美国人口数量为 3.1亿，自2000年以来增加了10%。

　　那种认为人口数量决定命运的说法可能有些夸张，但当人口增长能降低人口老龄化带来的负面影响时，人口规模的大小还是非常重要的。美国现在的情况就说明了这点。和其它发达国家相比更高的出生率和移民率增加了美国的人口数量。

　　但和世界其它国家相比，美国在一些指标上也出现了显著下滑。2000年，在二十国集团中，美国GDP占其余19国GDP总和的61%。到 2010年，这一比例下降到42%。 2000年，美国GDP规模是中国的八倍多一点，但到了2010年这一数字跌落至不到三倍。日本就是一个对比鲜明的例子：2000年美国GDP是日本的两倍，但到了2010年（2011年的海啸和核灾难发生前）却变成了2.6倍。

　　在绝对增长和相对衰退之间还有一些数据值得思考。

　　美国军费开支大幅增加。2010年美国的军费支出是北约其它所有成员国总和的两倍多，而2000年时这一数字还只有1.7倍。2010年美国的军费支出是俄罗斯的17倍、中国的九倍，而2000年时，这组数据分别只有六倍和七倍。

　　再看人口统计数据。2000年美国人口为2.82亿，占全球人口4.6%。到了2010年，美国人口上升至3.1亿，占全球人口的比例也扩大至 4.9%。 2000年时，美国人口相当于欧盟15个成员国人口总和的59%。但到了2010年上升至78%（还是以2000年时那15个国家统计）。如果算上 2004年至2007年新加入的12个成员国，这一比例仍高达62%。

　　2000至2010年，美国人口增幅比日本高10%，比俄罗斯高13%。由于中国和印度的人口规模巨大（分别为13亿和12亿），同期美国人口增幅仅比中国高0.16%，比印度稍低。

　　相对于绝对人口数量，人口构成中壮年劳动力和非劳动力的比例更为重要。同中国以及绝大多数发达国家相比，美国的人口构成相对有利。

　　那么，有关美国到底是增长还是衰退，上面所有这些数据可以告诉我们些什么信息?

　　虽然经历了大衰退，但从GDP、军费支出和人口增长三个明显指标看，按绝对价值计算，美国增长势头明确。

　　但按相对价值计算，情况就比较复杂了。尽管过去十年按实际价值计算美国GDP大幅增长，但和二十国集团的总体GDP对比，美国GDP下降了19%。和中国相比降幅就更为明显。

　　如前所述，无论是和北约、中国还是俄罗斯相比，美国军费开支都呈上升趋势。但单从数字来看，我们并不知道究竟是美国将过多的资源分配到军事上，还是其它国家分配地太少。数字也无法说明军费支出增加对经济增长究竟产生了正面还是负面的影响。

　　最后看人口数据：和全球人口相比，美国人口小幅增加。和欧盟相比，增幅会大一些;和日本与俄罗斯相比，增幅很大;但和中国与印度相比，仅有微幅增加甚至是小幅倒退。

　　下面来看结论：一些数字体现了增长，一些数字说明了衰退，还有一些数字则能说明两方面的问题。这些数字所传递的信息和遗漏的重点同样重要。遗漏的重点包括激励或阻碍创造力、创新、创业精神的社会或制度因素。

　　这些数字也忽略了文化、产权、法律和政治自由在短期和长期的影响。这些数字也无法预言中国所谓“红色资本主义”在和美国这个资本主义元老长期竞争的结果会如何?而在比较和预测各个国家和地区的适应性时，这些数据忽略的信息比传递的多。

　　整体情况远比衰退论者描述的要复杂。现实世界总是复杂的，单一维度的描述不是反映现实，而是扭曲了现实。

相关讯息：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重磅炸弹”：2016年中国经济超美国

余东晖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5日宣布的一项预测在美国犹如投下“重磅炸弹”：按照购买力平价（PPP）测算，中国经济规模在2016年将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

　　这一预测比原先的各种估计快大约10年。原先的估计都是根据人民币兑换美元的汇率做出的，而美国人认为人民币被低估，人民币的实际购买力要高得多。

　　根据IMF以PPP所做的测算，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将从2011年的11.2万亿美元增加到2016年的19万亿美元，而美国同期GDP将从15.2万亿美元增加到18.8万亿美元。

　　正值美国国会与奥巴马政府就预算案炒得不可开交，标准普尔降低美国政府长期债务前景评级之际，IMF这项预测仿佛宣告“美国时代”结束日的提早来临，引起美国主流媒体的广泛关注。《华尔街日报》的专栏文章说，不管是奥巴马连任，还是罗姆尼，抑或房地产大亨特朗普当选，他都将成为这个当下世界最大经济体的“末代总统”。

　　美国大西洋理事会高级研究员盖保德（Albert Keidel）却对《侨报》记者说，如果考虑国力的话，这个预测的意涵并不大。PPP用于评估生活水平更有用，并不代表中国的国际购买力，而且还要考虑人均因素，中国仍然远远落后于美国。

　　这位曾在美国财政部和世界银行工作的中国经济问题专家预测，中国在2016年后至少仍需10年才能在汇率计算的GDP上超过美国，那才是真正的里程碑，但美国在技术发展层面仍比中国高得多。他指出，2016年PPP的里程碑意义主要体现在发出中国快速发展趋势的信号，以及全球商业力量的再排列。

相关平伦：迈入“后西方世界” 美国地位仍处于优势 （美国《侨报网》）

人们曾经期望，冷战结束后的“单极时刻”会开创一个“时代”。当时，不仅美国国力的优势毫无疑义，有关这一优势的种种事实看起来也超出任何美国竞争对手力所能及的范围。美国的卓越实力（不仅是军事上的，也是经济上和制度上的），是其他国家不能比拟或者全盘接近的；其全球利益是其他强国无法充分共享的：其举世公认的显赫地位证实了，美国所拥有的资源使之成为能够在自己选择参与的任何地方或领域中，采取决定性行动的唯一国家。惟一缺乏的则是一种目的——一种会使美国的利益和价值观得到满足、而又不触犯盟国与友邦的利益与价值观、实施举足轻重的战略的国家意志。这一目的在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事件发生后被释放出来。然而现在，这一“时刻”已经结束，在任何“时代”来得及开始之前很久就结束了。

        单极已让位于零极

        这种局势的转变并不出人意料。单极体系历来都是罕见和具有地理局限性的。但出人意料的不仅是这一最近的“时刻”结束得多么迅速，而且还有围绕着一种背离美国和西方的必然而不可逆转的力量变迁，共识是多么迅速地形成的。如果放弃这种赶潮流的做法，所面临的挑战就是思考未来的意外和突变。在20世纪中，后欧洲的世界所涉及的不是美国国力的崛起，而是其他所有国家的衰落。在21世纪中，在后西方的世界——如果这种情况得到证实的话——不一定涉及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强国的衰落，而是涉及所有其他国家地位的上升。

        由于缺乏法规，无沦是默认的，还是明确规定的，由几个大国或许多大国组成的世界很可能是一片混乱，起码在一段时间内是如此，而且甚至是危险的。试图恢复美国的重要性和西方的主导作用也许是不可取的，即使是可行的。但任何其他大国获得比美国和西方更重要的地位的能力也不会是可行的，即使这被认为是可取的。因此，虽然恢复单极状态不大可能，但恢复两极状态也是如此，尽管人们一再预测，中国将成为美国的主要竞争对手。

        由于没有一个能够并愿意争取举足轻重地位的，或者与一个合作伙伴甚至竞争对手共享这种地位的国家，所以单极状态已经让位于事实上的零极，亦称 “非极”。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中，有一种相互依存感，它使人们的利益趋同，因而转变成一种“相互极性”。后者依靠一个集体的“我们”来谋取利益。无论这个新的世界结构叫什么，秩序看来都是捉摸不定的；挑选盟友、结交朋友、遏制敌手和阻止冲突可能是一个模糊不清、模棱两可的和微妙的过程。

        美国地位仍然优越

        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美国不仅与盟国，而且与敌国相比，都仍然享有优越地位——没有任何别国能够比得上美国国力的完整性，无论这种实力如何界定——是硬实力、软实力，还是巧实力——也无论如何衡量，是按照总量还是人均。美国的确存在着弱点和薄弱环节，包括易变的舆论。因此，美国更加有必要获得不仅愿意、而且能够应对空前的财政压力的盟友和伙伴。但对有关实力的事实也不应忽略。而美国缺位的战略会是不可取的，甚至是无法维持的。现在不是美国与世界疏远的时候。美国的角色很可能仍将是核心性的，如果一定程度的秩序压倒更大程度的混乱的话。

        一个后美国的、后西方的世界，其特征与其说是资源大量消耗和作用不断减少，不如说是政治意志和社会韧性的缺乏。尤其是在大西洋的欧洲一边，国家的共识在所有地方都是脆弱的。在德国和英国等缺乏多党政治经验的国家存在着联合政府。有一种新的民粹主义。对其推波助澜的是没有很好地吸收帝国事业的自我形象。有限的、没有均匀分享的经济增长阻碍了一种持久的社会福利文化的发展。国防预算不断减少。人们对不能善待大家的世界也越来越感到失望。

        三组关系决定未来

        有新朋友要交，但也有老的合作伙伴需要保持，竞争对手需要记住。虽然对于这样一个世界也许会是什么样子仍有许多情况需要了解，但至少已经得出了三个结论，可以帮助在这个后西方的世界上创建秩序。

        首先，美国和欧洲各国仍是世界上最不可或缺的双边关系。但无论跨大西洋伙伴关系多么必要，它所提供的框架都过于狭隘，不足以建立新的世界秩序。

        第二，中国和印度两国比较感兴趣的是美国和欧洲，而不是彼此。两国都不持有一张“牌”，可以有效地向对方，甚至向别国、西方打出。

        除了两国的相似之处（大小和人口）以及地理位置相互靠近——还有惊人的经济增长速度——之外，中印仍是彼此的政治敌手、经济对手和安全方面的风险。中国的崛起没有对印度造成人口甚至经济风险，但却引起印度在安全方面的担忧。

        第三，俄中两国间的良好关系对西方并不构成威胁。俄罗斯与印度关系升级的前景也是暗淡的。虽然俄罗斯不是西方国家，但它的前途却与西方联系在一起。

        对美国来说，进入一个很难喜欢、更难以把握的新世界并非易事。冷战结束后，短暂的单极时刻具有一定的魅力，甚至令人惬意。当时，国力发挥了作用，却没有要求人们太多地倾听。在一个单极世界上，盟友的意愿是已知的（也是各国所追求的），对手的实力是得到承认（并被挫败）。并不需要采取外交手段，共识是通过断言，而不是通过谈判达成的。相比之下，新兴的世界秩序现在所倚赖的地缘政治制图是充满困惑与矛盾的。

        完全由美国绘制的单极地图看起来简单，但事实证明令人疲惫不堪，冷战时期的两极地图是稳定的，但仍然很危险。只有未来几年才会告诉我们，美国以及欧洲的新一代领导人是否将能认识到，就艾奇逊所界定的“世界的一半” 而言，他们的前辈在过去一个世纪里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今后仍能为世界的另一半做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