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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砖五国——南南合作还是南北对峙？
王雅平，2011年4月22日
2011年4月14日，金砖五国（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领导人在中国海南三亚举行第三次会晤。在几年间，“金砖国家”已由一个抽象的概念转变 为一个定期集会的多国团体。而最初以经济发展特征定义的“金砖国家”似乎在政治领域也越来越活跃。就如何看待这一多国团体的作用与发展，《卡内基中国透 视》采访了美国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主任兼中国军事事务研究中心主任孙飞（Phillip C. Saunders），和乔治城大学外交学院亚洲研究教授罗伯特•萨特（Robert Sutter）。
发展中国家的代表？
金砖国家的特点就在于它集结了亚、非、欧、美各地区的新兴经济的佼佼者与中层力量。“新兴经济的佼佼者”是以经济实力而论，“中层力量”是以国家外交影响 力而论。在南非正式加入以前，金砖四国已有着世界四成的人口和全球四分之一的GDP总量。尤其是金融危机发生以后，这些国家证明了他们拥有较之西方国家更 强的对危机的抵抗能力。
在目前的五个金砖国家中，有三个（印度、巴西、南非）是七十七国集团成员；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跻身于发展中国家之列也是中国的一贯立场。因此，金砖国 家在很多议题上试图代表发展中国家的整体利益，与发达国家争取更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国际政治经济安排。 在经济领域，在2009年9月美国匹兹堡召开的二十国集团（G20）第三次金融峰会上，与会领导人同意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5%的投票权和世界银行3%的投 票权重新分配给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次年4月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春季会议上，世界银行兑现了投票权改革承诺，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了3.13% 的投票权。这使得发展中国家整体投票权从44.06%提高到47.19%，与发达国家接近对等。许多人认为，在国际金融机构的这场投票权改革中，金砖四国 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不仅在经济领域，金砖国家在政治领域也开始发挥越来越引人注目的作用。南非、巴西、印度在2009年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召开前夕便齐聚北京，共商 这次气候大会的基本立场。大会中，四国提出了相对一致的立场，由此被称为“基础四国”。另外一个例子是2011年3月联合国安理会对在利比亚设立禁飞区进 行表决时，金砖四国表现出了惊人的一致性——在5个对决议投弃权票的国家中，除德国以外，另外四个即为金砖四国。此次金砖五国会晤发表的《三亚宣言》中也 多处涉及政治问题：第8段申明了中国和俄罗斯对印度、巴西和南非申请入常上的立场；第9、10段申明了金砖五国对北非局势的立场；第11段针对恐怖主义与 国际犯罪；第22段申明了金砖五国在气候变化上的立场。
在代表发展中国家整体利益的同时，另一方面，金砖四国之所以被区分为“中层力量”，即与其他发展中国家有着很大的不同。孙飞指出，这些发展中国家是“成功了的”发展中国家，并不一定就代表中底层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略微的修正主义？
有些人认为，金砖国家作为后崛起的国家对现行的国际政治经济制度都有着略微的修正主义倾向，对以美国超级大国地位为中心的西方体系造成了挑战。金砖合作机 制对现行政治经济体系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意义？孙飞认为这个问题实际上包含两个层面。一层是金砖国家各自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在这一层面上，它们的作用是大 的，且潜力也很大。这一点几乎没有人质疑。而另一层则是金砖合作机制所造成的“合集”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扩大金砖国家各自的影响？孙飞说，对这一点的看法就 “没有那么清晰了”。孙飞和萨特两位专家的主要立场都是金砖“合集”对扩大金砖国家各自影响力的作用有限。孙飞认为，“金砖国家的真正权重是在其各自的力 量。”“加入金砖行列在某种程度上强调了这些国家的地位。”萨特认为，“金砖合作机制对提高国际社会和国内观众对金砖国家影响力的‘感知’有些帮助，即让 一个国家显着比它实际的重要性更重要。但它（金砖合作机制）主要是象征性的，实质意义较少。” “金砖国家的利益有时候是趋同的，但它们很少会为了金砖合作机制而做出超越各自国家利益的事情。”
金砖国家间的基本分歧与竞争以及美国对每一个金砖国家的持续的重要性，限制了金砖合作机制的发展空间。孙飞评价道，“金砖合作机制从广义上来说是发展中国 家想要发出一个更强的声音 。但需要强调的是，发展中国家甚至这几个国家之间的利益并不是总是一致的，而且在很多时候是不一致的。”他举例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俄罗斯作为能源产出国与其 他四国立场的不同，或者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印度、巴西与中国之间的矛盾，或者在区域地缘战略上印度与中国之间的矛盾与竞争，等等。
金砖合作与中国
对于金砖合作机制对中国的意义，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中国问题学者麦克•格罗斯尼（Michael Glosny）在其《中国与金砖国家：单极世界中的真实而有限的合作》一文中分析道，除“减少对美国的依赖、限制美国单极主义”以外，金砖合作还可以“稳 定中国的国际环境、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加强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定义、同其他金砖国家谋求协作以求在国际上的最大利益，以及隐匿在一个团体之后以避免招 惹负面的注意力”。孙飞认为，中国觉得金砖合作有用，不仅是力图借此扩大中国在国际上的声音，也可以为中国在国际上推行它的议程借力和分散批评。
从另一个方面看，中国对金砖合作机制也意义非凡。南非作为此次会晤才加入的新成员，主要是受中国之邀，这不仅体现了非洲在中国战略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也体 现了中国在金砖合作机制中的话语权地位。但孙飞不认为中国是金砖国家中的唯一实质力量，“印度、巴西、俄罗斯也都是重要的角色，”尤其在其各自地区中有着 很大的影响力。
学者文摘
《危机之后的世界治理：世界合作的时代还未开始便结束了吗？》
Running the World After the Crash：Has the Era of Global Cooperation Ended Before It Began?
理查德•萨曼斯（Richard Samans），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马克•马洛克-布朗（Mark Malloch-Brown）
《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 2011年1-2月，pp. 80-83
现代国际社会正面临着金融危机、气候变暖、核扩散等问题的重重挑战，而每一个问题的解决都需要紧密的国际合作。然而，2008年金融危机后，国际合作在出现短暂繁荣（如2008年的华盛顿G20峰会）后又陷入了僵局。G20国领导人在气候、金融监管、汇率、建立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解决社会问题等方面做出的承诺并没有得到兑现。作者认为，金融危机以及历史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国际社会不应该回到原来“自扫门前雪”的状态中。当前最紧迫的国际问题的解决需要更加多元与富有创造性的国际合作。
首先，作者分析了现代国际合作的框架：民族国家处于最基础的位置，其次是主要国家间的联盟，如北约、东盟等，在最高层的则是正式国际多边机构（联合国）。国际社会近年来的巨大变化已经使这三种层面上的合作达到了局限性。全球化不仅加深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联系，更加深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人们越来越倾向于利用国家、政府以外的渠道表达自己的政治意愿。因此，国际合作需要变革。这种变革不只是在旧的框架上添加新的内容，而是要打通旧框架中各个层面之间的联系，并且使之不仅能够自上而下运行，更要能够自下而上运行。这样才能根本上克服现有国际合作框架在规模、信息与协调性三方面的局限性，着重于动员挖掘民营经济领域与公民社会的资源，打破政府部门对权威、专业信息的垄断，并且增强国际组织各部门间与国内政府各部门间政策的协调性。
接着，作者提出了现有多边国际合作之外的三种新型合作模式。一是首脑会晤、承诺与宣言，充分利用其政治资本；二是有意愿并有能力解决问题的行为体的联合，包括国家与其他相关的非国家行为体，着重于提出实用的解决方案；三是强大的信息与智库阵容，为问题的解决评估风险，确立重点，衡量成果。这些方式单独使用作用有限，然而其组合却能大大提高国际合作的质量。结果导向的、自下而上的新型国际合作应当补充并巩固程序性的、自上而下的传统多边合作。如解决气候变暖问题，正式的多边国际协议是不够的，必须依靠主要排放国家中的主要企业减小对高碳发展模式的依赖。因此，解决气候问题，政府必须要更富有创意，起用其经济团队，而不只是依靠环境部门。同时，G20国领导人也应当充分利用其政治力量，协调、动员各部门与各非国家行为体的行动与资源。
凡尔赛合约与国际联盟的失败让人们认识到面对严峻的国际挑战，国家因没有足够的意愿与资源而无法进行有效国际合作的严重后果。面对现代国际社会中的重重挑战，实用的、多元的国际合作尤为重要。人类不应该重复历史的错误。
《关于中国经济转型的激烈辩论》
The Contentious Debate Over China’s Economic Transition
迈克尔•佩蒂斯（Michael Pettis）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政策展望（Policy Outlook） 2011年3月25日
本文剖析了中国经济畸形发展的实质——GDP增长与消费水平的失衡，并分析了其深层原因。作者指出，只有改变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着力于提高家庭收入水平，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经济发展失衡的局面。中国经济能否成功转型是其长远稳定发展的关键。
首先，作者指出，从改革开放至今，消费占GDP的比重一直呈下降趋势：从上世纪80年代的50%—52%，跌至2009年的35%。然而，由高投资拉动的 GDP却一直飞速增长，从而进一步拉大了GDP与消费水平的差距。产出与消费之间的差距必须由出口来填补，由此奠定了中国高投资、低消费、高顺差的发展模式。
接着，作者分析了这种发展模式产生的根本原因——家庭收入的隐性“赋税”。这些“赋税”转而又为高投资提供了资金，拉高了GDP。作者列举了三种隐性“赋税”：第一，被低估的汇率。这使本国消费者的购买力降低，却使出口制造商获益；第二，产出增长与工资增长间逐渐扩大的差异。其结果是工人在产出中分到的份额越来越小；第三，（最重要的）低利率损害了存款者的利益，而使借款者收益，如制造商、房地产商、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商、政府部门等。这些“赋税”进一步抑制了消费，促进了投资和产出，从而导致国内经济出现更大的不平衡。
然而，高投资、低消费、高顺差的发展模式是有其局限性的。这主要体现在两方面：1.对国际市场吸收国内过剩产能的过分依赖；2.由政府的过度补助、国家主导的大规模投资所必然引发的资金分配不当及低效率。高补助扭曲了成本价格，从而掩盖了被补助企业财富流失的事实。长此以往，经济增长将变缓，政府也将债台高筑。不幸的是，中国在这两方面都达到了发展的局限。金融危机大大降低了国际市场吸收剩余产品的能力，而国企（若将补助刨除在外）实际上也在亏损。
作者承认，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并非易事。任何对投资的缩减都会立即反映在GDP的缩水上。然而作者指出，中国的经济转型别无选择，维持现状的代价是巨大的。只依靠行政手段只能鼓励对少数产品的消费，而牺牲其他产品的消费，因此总的消费水平仍将受到损害。中国维持现状越久，改革的阻力越大，矛盾爆发时造成的后果也越严重。中国需要尽快向新的发展模式转型——劳动密集型、以消费为导向、以服务业为龙头。转型是痛苦的，但其成功与否决定了中国未来几十年的经济成败。
《日本2011地震海啸对美国的经济影响》
Japan’s 2011 Earthquake and Tsunami：Economic Effects and Implications for the United States
迪克•南多（Dick K. Nanto），威廉•库伯（William H. Cooper），迈克尔•唐纳利（J. Michael Donnelly）
国会研究服务中心（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2011年3月25日
文章分析了日本2011年3月11日发生的地震以及其引发的海啸对日本及美国经济造成的影响。文章分别剖析了此次灾害对美日两国经济、制造业、金融和货币市场、美日贸易等领域的冲击。
日本在这次地震和海啸中遭受了巨大的物质和人口损失。地震和海啸的直接损害集中在日本东北部，但其后的海啸、核污染、电力及燃油短缺使灾害的影响波及了整个日本、东亚地区以及美国。很多远离震中的港口设施、精密电子设备、桥梁、道路也受到了损害。日本经济在灾后两个季度内将经历负增长，但随着灾后重建的展开，经济将重新恢复正增长。对此次灾害损失的评估尚不明朗，但随着灾害影响的逐渐扩大，评估将趋于悲观。
日本制造业在地震和海啸中受到了较大影响。虽然遭受地震直接冲击的东北三个县远离工业重镇，但一些地区，如仙台市，集中了一些为其他地区制造商提供零部件的工厂，使这些制造商的生产受到影响。同时，日本也为中国、韩国等亚洲国家提供零部件。此外，日本国内的炼油也受到了地震的影响。
此次灾难对日本和美国的金融货币市场也有较大的冲击。美国股市受到影响下跌。此外，由于日本国内重建的需要，日本在美国的投资被撤回国，促使日元升值。日元的升值有可能使美国乃至中国的出口相对于日本更加有优势。同时，持有大量日元债务的国家将从日元升值中获利。然而，作为美国主要的债权国之一，若日本大量抛售美国债券投资本国重建，美国利率将被推高。一些专家认为，日本国内有足够的资本进行重建，不必依靠从海外撤资。同时，日本政府虽已债台高筑，但国内人民在重建时期也不太可能抛售债券，因此债务问题也有较大转圜余地。此外，日本保险业受到的冲击亦不像预想的那么大。
日美经济关系也将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此次灾害的影响。日美多年以来维持着密切、共赢的经济关系。两国不仅彼此是对方举足轻重的贸易伙伴，而且在资本流动方面也联系密切。近年来由于其他经济体的崛起，两国在彼此的贸易伙伴中地位有所下降。这次日本地震和海啸，会一定程度地降低两国的经济往来，然而随着灾后重建的展开，两国的经济联系会有所回升。此外，在特定领域，两国贸易受到的影响尤其严重，如家用汽车与汽车零部件、半导体、微芯以及旅游业。
《重新思考北京共识》
Rethinking the Beijing Consensus
黄亚生
《亚洲政策》（Asia Policy） 2011年1月，第11期，pp. 1-26
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被很多学者认为标志着“中国模式”的胜利。世界经济力量向东方的倾斜以及中国GDP三十多年来奇迹般的高速增长，使一些学者开始思考“中国模式”的优势。美国学者雷默（Joshua Cooper Ramo）在其书《北京共识》（Beijing Consensus）中首次提出“北京共识”的概念，认为中国的“经济国家主义（economic statism）”——即国家对经济、市场的广泛干预——与“华盛顿共识”中的每一条原则——即私有财产权、经济开放、金融改革、宏观经济稳定、政治自由等——相冲突。作者通过对“北京共识”实证基础的剖析，反驳了“北京共识”的结论，认为中国经济状况最好的时候，恰恰是中国政府采取更贴近于“华盛顿共识”的自由经济政策的时候，而非其“经济国家主义”达到顶峰之时。
作者对“北京共识”的实证基础进行了三方面的反驳。首先，作者认为，“北京共识”对中国从1978年改革开放至今（2008年）经济成果的评价完全建立在 GDP的数据上。然而作者认为，个人收入是更可靠的评价准则。从技术角度来讲，GDP统计过程中的种种问题使其结果饱受争议，而通过问卷调查收集的家庭收入数据则更专业和准确。从内容角度来讲，个人收入能够比GDP数据更好地反映人民生活水平的变化，尤其是农村人口生活水平的变化。
其次，作者指出，外界对中国的发展模式一直存在一个误解，即中国一直在遵循一条政策路线（即“北京模式”）发展。然而作者将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1979-1988，即胡耀邦和赵紫阳执政时期；1989-2002，即江泽民与朱镕基执政时期；2003至今，即胡锦涛和温家宝执政时期。由于第三个时期经济政策路线并不明确，作者主要研究前两个时期。作者认为，80年代，中国的政策更贴近于“华盛顿共识”，强调私营经济、金融改革与一定程度上的政治开放。此时期同时也是个人收入与GDP增长差距最小的时期。然而90年代，中国的经济政策开始向“国家主义”发展，个人收入与GDP增长的差距逐渐拉大。
最后，作者指出，“北京共识”提出者对市场和私营经济在中国经济起飞中的作用的低估，来源于其对在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对中国经济贡献巨大的经济行为体身份的误解——乡镇企业。很多学者认为乡镇企业大多是集体所有，属于公有制经济的一部分。但作者通过对农业部数据的分析，发现实际上大多数乡镇企业属于私营企业（private-run enterprise）和个体户（household business）。作者还发现，仅仅经过8年的发展，私营经济已经为经济较落后的三分之一省份的农村地区贡献了绝大部分的GDP，在其他三分之二省份的农村GDP中也占据了相当可观的份额，而同期集体所有的乡镇企业发展有限。非公有乡镇企业为农村的脱贫做出了巨大贡献。
通过以上分析，作者得出结论，世界应当重新思考“北京模式”。中国投资、内需之间的不平衡使经济、社会矛盾日益突出，其根本解决之道是提高个人收入，而不是只追求GDP的提高。而提高个人收入的最好方式，就是将中国的经济政策从“北京共识”模式的“经济国家主义”转向“华盛顿共识”的经济自由主义，发掘市场内在的活力，鼓励私有经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亚洲复杂战略环境：核武器多极化以及其他威胁》
Asia’s Complex Strategic Environment：Nuclear Multipolarity and Other Dangers
杜孟新（Christopher P. Twomey）
《亚洲政策》（Asia Policy） 2011年1月，第11期，pp. 51-78
亚洲国家之间核动态持续不断的变化正在重塑国际安全。当今，众多亚洲国家拥有远程核武器以及其他战略效应的军事力量，并且这些国家对于核武器的效用和作用持不同观念。本文讨论了从冷战至今表面上的稳定以及竞争和冲突的变化可能产生的后果。作者对此持悲观态度，认为这对国际安全，尤其是美国国家安全利益是非常不利的。
首先，作者陈述了冷战为当今亚洲安全环境奠定的危险基线。他认为从冷战至今亚洲国家与国家之间核动态持续不断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核武器多极化。冷战时期，美苏两国在核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如今，拥有核武器的亚洲国家数量翻倍，其他亚洲国家与美苏两国武器库之间的差距缩小了，并且这种趋势还将持续。另外，亚洲国家还全面升级核武器运载系统。第二，远程核武器以及其他具有战略效应的军事力量。冷战时期，战略核武器和战术武器之间的差别很明显，常规武器并不能发挥战略性的作用；但是如今，导弹防御和高端常规武器也能发挥战略性作用，并且区分战略核武器和非战略核武器变得异常困难。第三，许多亚洲国家对核武器的效用和作用持不同观点。这些观念包括防止核打击，防止核升级，防止常规战争，扩大对核威胁以及常规威胁的威慑力量以及强制力量。
接着，作者讨论了亚洲国家这种核动态变化可能产生的后果。总的来说，这会增加国家安全精英们所面对的挑战、加大安全竞争的可能性、提高错误估计的概率，并且使区域变得不稳定。具体来说，核武库数量的增加会使潜在的不稳定二元（对抗）关系数量增多，更大的问题在于三个甚至是四个行为体之间的竞争和对抗本身存在不稳定性。另外，战略力量的复杂化使评估任何二元关系的战略平衡更为困难。错误的评估会导致过度扩张的外交政策或者不足以发挥作用的威慑行动，从而使区域更为危险。此外，如果国家之间对核武器的作用存在很大分歧，那么国家在危机谈判中核武器的效用也将持不同观点。
最后，作者认为避免核冲突的前景是比较渺茫的。第一，无论核禁忌在近期的作用为何，它的作用很有可能会降低，因为以上所述的核动态会导致更强硬的核态势和更紧张的核环境；第二，在此安全环境下，美国应该认识到任何寻求深远或者扩张的目标的代价都是巨大的；第三，对任何二元关系来说，军力的影响都是模糊地，视具体情况而定的；最后，近期内多边军控协议并不能减少安全威胁。面对亚洲复杂的战略环境，美国应该克制其目标，并且认识到防扩散战略的重要性。
《2010年美国与亚洲的关系》
The United Stated and Asia in 2010
弗朗索瓦•高得蒙（François Godement）
《亚洲调查》（Asian Survey） 2011年1-2月，第51卷，第1期，pp. 5-17
2011亚洲的战略地位是紧张坎坷的。一直以来，战后亚太地区的自由秩序是由美国的霸权所保证的，但这种霸权逐渐让位给均势。亚洲重新崛起的国家相互争夺影响力，主动权正在逐渐向亚洲大陆的心脏地带——东亚和南亚——转移。极为讽刺的，向美国寻求支持的需求却达到空前水平。最终，亚洲的地缘和安全版图将会被中心定义。2010年，这种变化已经日益明显，但还未形成实际的冲突。
当中国突然果断自信的对待其海上邻国时，美国一方面需要均衡中国的影响力，另一方面不能直接质疑中国言行的合法性，这大概是2010年亚洲最为首要的事情。中国的邻国正在相互接触，建立安全关系，以防范中国。奥巴马政府在亚洲的人事基本上维持稳定，除了在阿富汗增兵。经济方面，除日本之外的亚洲国家在经济增长方面表现很好。但竞争却过热，尤其表现在货币政策和货币战争幽灵的争论。地缘和货币的冲突都不可能完全与区域国家危机无关。日本经常性更换国家首相所引发的政治危机，以及朝鲜半岛因“天安”号事件所造成的紧张升级都对亚洲的稳定形成威胁，同时对美国在亚洲的外交政策提出挑战。对亚洲的民主和多元化来说，2010年也是艰辛的一年，这具体体现在泰国内乱、印度两党相争、阿富汗政体毫无变化上。
讽刺的是，亚洲面对这些挑战的同时，国际社会普遍认为权力正在从西方向亚洲转移。2010年，西方国家还处于经济低迷期，而亚洲大部分国家的GDP却在飞速增长。中国显然是亚洲经济增长的原动力。62个自由贸易协定已经生效，积极地推动了区域贸易。由于失业率的上升，奥巴马总统重新声明希望加入并扩大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在贸易、货币问题以及全球再平衡等问题上，亚洲在中美之间摇摆不定的立场是不言而喻的。
2010年，中国与其邻国及美国之间的地缘纷争也是亚洲地区的重要事件。比如中国与越南、马来西亚等国在南中国海上的纷争以及中国日本有关钓鱼岛的纷争，这些中国沿海的地缘纷争对美国是有利的，尤其是考虑到在小布什时期中美关系就一直停滞不前。奥巴马11月对亚洲印度、印尼、日本以及韩国四国进行访问。这次访问时很成功的，一定程度上也显示了美国插手亚洲事务的努力。
美国在亚洲最大的问题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问题上。2009年底，奥巴马总统宣布向阿富汗增派军队，但却很难实现从2011年中期开始撤军。2010年6月，阿富汗战争成为美国历史上历时最久的战争。
2010年亚洲从经济回升中受益，成为经济增长的中心。中国、印度和韩国在国际体制上发挥了前所未有的影响力。但是，亚洲环境也变得动荡不定，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更为果断自信，使得将来的区域以及全球军事均衡成为重要问题。同时，短期内这又更需要美国在亚洲的战略存在和干预。但是，考虑到美国在阿富汗战争已陷入“无结果战争”以及其公共债务的限制，美国能承担多少仍不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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