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4月28日出炉，截至2010年11月1日，中国人口的总量为13.397亿人。和很多专家之前所预测的一样，人口保持着低增长。2000年到2010年的十年之间，中国人口净增长7390万人，年均增长率是0.57%，也就是5.7%。同时，伴随着的是老龄人口比重增加，以及少儿年龄的结构缩小的趋势。国务院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副组长、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坦言，中国已呈现未富先老的趋势，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着随之而来的矛盾和挑战。

　　放开计划生育政策的讨论再次成为焦点。多年呼吁停止计划生育政策、并著有《大国空巢》一书的美国华裔科学家易富贤接受了专访。

　　易富贤的履历显示，其1988-1999年在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学习，获临床医学学士、药理学硕士、药理学博士学位；1999-2002年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威斯康星医学院做博士后；2002年起为威斯康星大学妇产科科学家；育有一女两儿；2000年起零星研究中国人口问题，2002年起系统研究中国人口问题。他通过大量数据分析，提出“（中国）不停止计划生育更待何时？”

　　易富贤说：“人口普查前，停止计划生育需要政治勇气。人口普查后，不停止计划生育需要政治勇气。”他提出，十年之内，中国人口将面临负增长，为此需要放开计划生育政策，而不能仅局限于“单独政策”（即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夫妻双方只要一方是独生子女就可以生二胎的政策）的推行。他说，如果全国允许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以生二胎，每年只多出生30万孩子；即便只要一方是独生子女就可以生二胎，每年多出生不超过170万人口。因此，允许独生子女生二胎只是杯水车薪。

　　但来自政策层面的声音似乎并不符合易富贤的期待。马建堂在发布人口普查数据时表示，由于人口总量还是很大，因此中国要坚持基本国策，继续保持低生育水平。

1.8假设生育率严重失实

　　人口负增长时间也不可能等到2033年，人口顶峰也不可能有15亿人。

　　东方早报：根据你（之前）的测算，中国目前的生育率为1.2-1.3，而不是1.8，是怎么测算出来的？1.2-1.3的生育率这个指标意味着什么？

　　易富贤：我并没有生育率资料，我是采纳人口普查和国家统计局的抽样调查资料。要保证人口相对于上一代不增加也不减少（世代更替），发达国家生育率（妇女平均生孩子数）需要维持在2.1。由于婴幼儿死亡率和出生人口性别比都比发达国家要高，中国的世代更替水平生育率应该在2.3以上。

　　但1990年代中期以来所有的客观资料都认为生育率只有1.3左右了，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中国的生育率只有1.22，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再次证实生育率只有1.33。但是国家计生委和主流人口学家认为存在超生漏报，给出的生育率为1.8，从而有效阻止了人口政策调整。由300多位专家组成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组根据1.8的生育率预测中国人口会在2010年达到13.7亿人，并将在2033年达到15亿人顶峰。但是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总人口只有13.397亿人（其实由于存在重报，实际人口只有12.7亿人到12.9亿人），说明生育率根本不可能有1.8，人口负增长时间也不可能等到2033年，人口顶峰也不可能有15亿人。

　　2011年制定的“十二五”规划提出2015年的人口控制目标是13.9亿人，即便这次人口普查的13.397亿人口不存在重报，那么从2010年到2015年这五年间，需要增加0.503亿人，平均每年增加1000万人。而这次人口普查显示近年平均每年只增加400多万人，并且每年死亡人口在不断增加，意味着每年增加人口将在目前400多万人的基础上不断下降，今后5年怎么可能每年增加1000万人口？

　　国家统计局这次并没有公布确切的生育率数据，不过可以用以下三种方法粗测生育率：

1. 0-14岁人口占总人口的16.60%，粗略地假设妇女平均生育年龄为25岁,那么2.22亿0-14岁（1996-2010年出生）人口的母亲是1971年到1985年出生的（第五次人口普查显示该年龄段出生的女性共1.54亿人），那么1996年-2010年的平均生育率只有1.44左右。
2. 2000年人口普查显示0-4岁人口平均每年为1369万人，2005年1%抽样调查显示0-4岁人口平均每年为1380万人，1996年-2005年这10年之间，大致平均每年出生1374万人。国家统计局统计公报显示2006年-2010年每年出生人口与1996年-2005年每年出生人口大致相当。而《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1号）》显示0-14岁（1996年到2010年出生）人口为22246万人，平均每年1483万人。那么2000年人口普查和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的低年龄组就只有7.9%的漏报（1483÷1374=1.079）。即便2000年出生人口用夸张的10%漏报率计算，那么生育率只有1.34（1.22×1.1=1.34），2001年开始的“十五”规划就应该停止计划生育了。
3. 还可以用另一种更为精确的方法粗测。根据美国人口咨询局《人口手册》第四版的定义，总和生育率（TFR）指假设妇女按照某一年的年龄别生育率度过育龄期，平均每个妇女在育龄期生育的孩子数。总和生育率将特定时点上全体妇女的生育率综合起来，以一个数字来表示。实际上，它就是假设一个妇女在整个育龄期（即15-49岁）都按照某一年的年龄别生育率生育，她所生育孩子的总数。

　　依照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0-14岁人口占16.60%，那么1996-2010年平均每年出生14826288人。我们不知道年龄别生育率，但是可以从上次人口普查资料中得出35年生育妇女总数，比如2005年15-49岁育龄妇女是1956年到1990年出生的女孩，共有368171308人，过去15年育龄妇女总数平均357948206人，35年平均每年10227092人（357948206/35=10227092）。生育率=每年出生孩子数/每年平均生育妇女数=14826288/10227092=1.45。

　　这种算法比实际生育率要高，比如上面美国人口咨询局《人口手册》附例以色列的总和生育率用这种算法为2.93（1994年以色列出生孩子数为113731，15-49岁育龄妇女人数为1356400，生育率=113731/1356400×35=2.93），但是用年龄别生育率精确计算的总和生育率为2.88；根据中国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用这种方法计算的2000年、1999年、1998、1997年的生育率分别为1.38、1.16、1.43、1.49，但是用年龄别生育率精确计算的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23、1.23、1.31、1.31。意味着1996-2010年中国平均总和生育率没有1.45，扣除重报的影响，那么实际生育率只有1.35左右。说明以前国家统计局关于生育率的数据是基本准确的。

　　这次人口普查在防止漏报方面做得相当不错，漏报率只有0.12%。从这种角度看，这次人口普查还是相当成功的。下一步是尊重人口普查关于超低生育率的权威性，根据普查数据尽快停止计划生育。

农村人口正在为城市养老

　　农村生育率高，但生产出的人口却帮城市人口去养老去了。

　　东方早报：根据你文章中的观点，中国已经进入未富先老的阶段。对此，有经济学家认为，应该把中国的农村和城市人口分开来看，城市的老龄化程度高于农村，从农村人口的情况来看，并没有出现未富先老的状况，你怎么看待这个说法？

　　易富贤：虽然1980年实行独生子女政策的时候说不用担心老年化，老年化社会最快也要等到2020年才会来到，但是事实上中国人口早已于1999年就进入老年化社会（按照联合国的传统标准是一个地区60岁及以上老人达到总人口的10%，即该地区视为进入老龄化社会）。发达国家老龄化进程长达几十年至100多年，如法国用了115年，瑞士用了85年，英国用了80年，美国用了60年，而我国只用了18年（1981-1999年）就进入了老龄化社会，而且老龄化的速度还在加快。发达国家进入老龄化时人均GDP在5000至1万美元，而中国只有1000美元。比如日本在1967年进入老年化社会的时候，人类发展指数（联合国用来反映社会发展水平的综合指标）为0.8，中位年龄为28岁；但中国2010年左右人类发展指数才达到0.8，而中位年龄为已经是34.5岁了（相当于美国1990年代后期水平，但美国的社会发展水平却比中国要先进100年左右）。中国的社会发展水平刚好处于世界中游，可以说代表世界平均水平，但全球2010年中位年龄为29.1岁，相对于中国1999年的水平。中国绝对是“未富先老”，这种老化速度是没有先例的。

　　中国农村老年化程度远远高于城市！中国城镇人口占全国总人口比例从1982年的20.6%上升到1990年的26.3%、2000年的36.09%、2010年的49.68%。进城的绝大多数是年轻人，也就是说年轻人口不断涌入城市，农村成了老弱病残的基地。比如根据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统计表数据，65岁及以上老人比例，城市、镇、农村分别为8.7%、8.12%、9.55%；60岁及以上老人比例，城市、镇、农村分别为12.3%、11.7%、13.7%。换句话说，农村生育率高，但生产出的人口却帮城市人口去养老去了，导致农村老人老无所养！从某种角度讲，这是城市对农村的一种掠夺。

明年适婚男性将大超女性

　　2012年：初婚年龄男性将大幅超过女性人口。2022年之后将有近4000万光棍。

　　东方早报：你撰文说，2009年中国19岁-22岁人口数量达到历史顶峰（1亿人），然后快速减少，到2019年将只剩下0.58亿人，10年下降43%。对企业来说，这意味着新增劳动力严重不足，大量企业可能将撤离中国；对于大学意味着生源不足，2009年高考报考人数减少40万人，2010年减少74万人，今后大量高校将破产；对于国防来说，意味着兵源数量和质量下降，男孩中服兵役的比例将从目前的10%提高到今后的19%；也意味着房地产的好日子快要走到尽头了。这是否意味着经济拐点会在2019年出现？

　　易富贤：具体哪一年并不明显，但今后五年肯定是转折点。多种人口学数据表明人口危机即将全面爆发：

　　2009年：19-22岁年轻劳动力达到顶峰、开始快速下降。今后5年左右15-64岁总劳动力达到顶峰，然后负增长。劳动力是国力的支柱，劳动力下降标志着国力的下降。比如日本在1948年的时候，出口只占全球的0.44%。但1950年代在年轻劳动力的推动下，开始经济腾飞，出口占全球比例快速增加到1953年的1.52%，1963年的3.48%，1973年的6.4%，1983年的8.0%，1993年的9.9%，成为世界第二经济体。日本在1980年代豪气万丈，人均购买力超出美国，1989年索尼买下了美国文化标志哥伦比亚公司，三菱买下了美国地标性建筑群洛克菲勒中心。但是1990年代日本15-64岁总劳动力开始减少之后，老年抚养比快速增加，经济上升势头嘎然而止，国力开始“日”薄西山，出口占全球比例下降到2009年的4.8%，今后更将是“日”暮途穷。

　　2011年：20-29岁生育旺盛期妇女达到顶峰，然后开始快速减少。2012年：15-49岁总育龄妇女开始减少。育龄妇女减少，意味即便停止计划生育，出生人口也将快速下降，说明中国早已错过了停止计划生育的最佳时机。

　　2012年：初婚年龄男性将大幅超过女性人口，到2016年男性人口超过女性人口30%以上。2022年之后将有近4000万光棍。2010年：老年抚养比开始快速上升。2015年：总抚养比开始快速上升。十年之内，中国人口将面临负增长。

二胎政策无需再局部试点

　　中国内部在800多万人口的地区进行了二胎试点，已经不需要在中国局部再进行所谓的调研了。

　　东方早报：你是否有做过调研，如果放开计划生育政策，生育率和人口结构会发生怎样的改变？如果要放开计划生育政策，以什么样的方式放开比较好？

　　易富贤：我没有做个任何调研，但全世界所有国家的人口走势已经说明了问题了，中国内部也在800多万人口的地区进行了二胎试点，已经不需要在中国局部再进行所谓的调研了。

　　中国从1980年代开始在山西翼城、甘肃酒泉、河北承德、湖北恩施等840多万人口的农村地区试点“二胎”，但是2000年翼城生育率只有1.5，酒泉只有1.4，恩施2005年只有1.47，承德只有1.6。湖北长阳、五峰两县地处老、少、边、穷山区，前几年经省人大批准放开二胎，既没有出现出生堆积，也没有出现生育反弹，2007年生育率分别只有0.88、0.90。没有一个二孩试点地区的生育率稳定在2.0。越南文化和制度背景与中国类似，社会发展水平比中国落后十多年，现在也是实行二孩政策，但生育率只有1.8、1.9了。

　　如果全国允许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以生二胎，每年只多出生30万孩子；即便只要一方是独生子女就可以生二胎，每年多出生不超过170万人口。因此，允许独生子女生二胎只是杯水车薪。

补偿性出生高峰不会出现

　　即便夸张估计，“补偿性生育高峰”初期，每年出生人口也不可能达到2000万。

　　东方早报：你是否有考虑过，如果停止计划生育政策，是否会出现补偿性出生高峰？

　　易富贤：人口学家们担心停止计划生育之后会出现补偿性出生高峰。其实就像季节有春夏秋冬之分一样（农民春耕很忙，甚至需要请季节工，但忙碌也意味着好收成），人口也从来就不是平稳的（出生高峰能够动态性地给各行业的“季节工”提供就业机会）。纵观人类数千年文明史，人口出生高峰往往导致此后国力的提升。无论是文景之治、贞观之治还是康乾盛世，都出现较大的出生高峰。

　　中国1963年到1971年平均每年出生2646万，是1959年到1962年的1.88倍；1961年只出生1100万孩子，但是1963年超过3000万。1962年到1980年这次出生高峰共出生4.4亿人口，是中国目前经济腾飞的基础（众多的劳动力、旺盛的消费市场）。

　　日本战后三年的出生高峰“团块世代”奠定了几十年的繁荣。美国国力强盛，很大程度得益于两次出生高峰：1955年到1965年平均每年出生415万，是1930年代的1.7倍；而1980年代出现了第二次出生高峰，每年出生人口从1976年的317万上升到1990年的416万（增加1/3）。而欧洲和日本1980年代之后却没有出现出生高峰，现在经济也开始走向衰退了。

　　韩国在1962年开始提倡一对夫妇生2个孩子，计划生育加上经济发展，生育率不断下降，1995年降到1.65，引起人口老化与新增劳动力减少等问题。1996年取消生育控制，随后出台鼓励生育的政策。照理说，应该出现出生高峰，但是生育率却不升反降，降低到1996年的1.58、1997年的1.54、1998年的1.47，2005年降低到1.08的极度危险水平。韩国的政策调整并没有出现“补偿性生育高峰”。

　　1960年代，新加坡政府提倡“两个就够了”。生育率从1963年的5.01急剧下降到1977年的1.82。1980年代该政策受到广泛指责，新加坡政府取消了这个政策，并鼓励生育。但生育率并没有回升，1980年代和1990年代新加坡的生育率一直徘徊在1.7左右，现在降低到1.2左右。

　　中国停止计划生育后会出现一个不大的补偿性生育高峰。补偿性生育得指望1970年代出生的妇女，未来10年之中，补偿性生育人口可能前几年偏多一点，达到500万左右（即便1000万也不可怕）。目前平均初育年龄为25岁，初育妇女是1980年代出生的，当年平均每年出生1000万左右女孩，扣除死亡和不生育者，还剩下810万生育妇女，目前大多还只生第一个孩子，只有少数1980年代初出生的开始生二胎，那么1980后妇女每年总出生孩子最多不过1200万左右（很可能只有1000万左右）。加上1970年代妇女的“补偿性出生”，那么在“补偿性生育高峰”期间，每年总共最多只出生1700万左右孩子。即便夸张估计，“补偿性生育高峰”初期，每年出生人口也不可能达到2000万。

　　即便最夸张估计，每年能够出生2500万左右人口，相对于现在的1300万是高峰，但是相对于1963年（3000万）来说还算低谷，相对于中国1980年代后期和印度现在的水平（每年均出生2500万孩子）也不算高峰。

城市人口密度高无关生育

　　大城市人口密度高，交通拥挤，其实是城市规划失误。

　　东方早报：目前大城市的人口密度很高，交通拥挤、生活压力大，如果放开计划生育政策，人口密度进一步提高，是不是会更加降低人的幸福感？

　　易富贤：大城市人口密度高，交通拥挤，其实是城市规划失误。中国城市是以每平方公里超过1万人进行城市规划的。有些学者预测中国人口会达到15亿、16亿，必须保护18亿亩耕地底线，因此国家提出高密度的城市规划。但是，事实上即便停止计划生育并鼓励生育，今后中国人口也很难稳定在14亿。那么采纳“18亿亩耕地/15亿人口”（1.2亩/人）的标准，14亿人口只需要16.8亿亩耕地。“多出”的1.2亿亩（8万平方公里）耕地加上耕地之间的“非耕地”，可以给城市发展提供超过10万平方公里土地，以4000人/平方公里的人口密度（美国纽约的标准）计算，可以容纳4亿多城市人口。而中国2011年城市化已经在50%左右，也就是有6.5亿左右人口已经在城市生活；今后以14亿总人口、70%的城市化率计算，城市人口将在9.8亿，只比目前多3亿多人口。也就是说，中国城市规划根本不必要像现在这样缩手缩脚。既可以吃的好，也可以住的舒坦。何况1.2亩/人的耕地标准本身就没有科学依据，随着科技的发展，亩产还将大幅提升，对耕地的需求还将减少。比如1978年中国粮食产量只有3亿吨，在耕地面积还有所减少的情况下，现在粮食产量反而增加到5亿吨。

　　并且，中国的耕地也长期被低估，1980年、1990年和1996年全国耕地面积分别为14.90亿亩、14.35亿亩和14.246亿亩（见1999年《中国统计年鉴》）。但后面经过卫星遥测，2000年国土资源部、国家统计局和全国农业普查办公室联合公布了截至1996年10月末的全国耕地总量,比同期原口径增加了5.26亿亩，达到19.506亿亩（见第一次农业普查第5号公报：关于土地利用现状调查主要数据成果的公报）。

　　2010年中国科学院又完成一项最新调研成果。成果显示，我国具有不同适宜程度的耕地后备资源约8亿亩，其中40%具有较好开发条件。如果没有“耕地恐怖症”，那么中国城市规划完全可以更加从容，可以给大城市提供更多的土地，也可以在很多地方建设中等城市。

　　并且，从城市本身来看，城市人口多不是“生出来”的，更是“移出来”的。比如1990年人口普查显示北京、上海人口分别为1082万、1334万，但2010年人口普查显示北京、上海人口分别为1961万、2302万。即便北京、上海以前就没有计划生育，如果没有移民，人口也不会增加到现在这么多的。假如北京、上海城市居民一个孩子也不生，光是外来移民，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人仍然会增加，大城市少生孩子腾出空间给谁？比如俄罗斯、日本人口已经负增长了，但莫斯科、东京人口仍然在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