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的进出口总量已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一，而经济规模也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在此背景下，国内外媒体上出现了大量对中国未来的乐观评估，中国必定会在不远的将来赶上美国不仅已成为国内民意中的基本共识，也使得曾长期遭受西方恶意诋毁的国人愈发扬眉吐气。中国近年来发展之迅速众所周知，但中美之间的现实差距既非国人的民族热情所能跨越，也非西方媒体的大肆吹捧所能填补。“中国何时可以赶上美国”归根结底属于发展问题，如果按照中共“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的标准来进行考察，可以发现中美之间的地位变迁远非“10或20年”这样简单的数字就能概括，现实情况要复杂得多。
 
　　第一个话题，中国未必一定能赶上美国。目前来看中国赶上美国仅是一种可能。从现状来看，中国与美国的经济总量差距仍有4到5倍，依然不在一个级别;从预期来看，美国虽遭遇困难但尚未显示出任何停滞或崩溃的态势;从横向来对比，日本、前苏联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也曾被普遍看好，且其经济总量比现在的中国更接近美国，但终究功亏一篑;以历史的眼光来看，风水轮流转是大势所趋，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一定能在不久之后赶上美国，也并未注定只有中国才能取代美国世界第一的位置。

　　第二个话题，中美之间硬实力差距尚难衡量。目前最常用来评估中美国力差距的硬性指标是GDP总量。GDP总量只是一种产出数量指标，完全没有考虑产出质量和投入，道路铺设、挖开、再铺、再挖，每一次都计入GDP，数字的增加确实鼓舞人心，但有的情况下只是社会资源的浪费而非增值。所以单纯用这一指标来进行比较不够严谨。如果以相对科学的“人均绿色GDP”值（即人均可持续GDP）进行核算，则中美间的实际差值恐怕要比包括GDP总量、计算购买力平价后的GDP、以及人均GDP在内的各种算法的差距都大。

　　第三个话题，中美间的软实力差距大于硬实力。一个国家社会整体的文明程度、诚信度、安定度、社会保障水平、国民受教育水平、国民的价值共识与凝聚力、社会与政府的关系，以及对国际社会的吸引力和感召力，都是衡量国家软实力的基本要素。两个GDP 数值相同的国家，社会稳定性和国际影响力可能大为不同。社会成熟度的改善只能依靠社会自身的进化与自我调适，一步步慢慢理顺阻碍和谐与进步的各种复杂关系和矛盾，完全无法像GDP数值那样依靠巨额投资和廉价劳动力就能在短期内实现飞跃，政府对此主动介入的作用有限。至于中美之间在制定国际规则、影响国际组织、组建国际同盟、领导国际行动、输出文化价值等领域的实力差别更是显而易见，因此可以说两国之间软实力的差距比硬实力还要大。

　　第四个话题，中国经济保持长期高增长难成定论。当前对于中国赶超美国的所有推算，都是基于中美分别维持现有经济增长率这一基本前提，此假定简化了计算，却违背了规律。理由有二：其一，落后国家追赶初期都可因得益于他国技术样板和本国的市场放开而取得突飞猛进的GDP增长，但在经济总量提高到一定水平后，因发达国家对自身安全和优势地位的担忧超过对利润的追求，多种因素使得追赶者无法一厢情愿继续依靠引进和模仿来保增长，唯一选择只能是自主技术创新，而当前中国显然还未完全具备实施这一战略转变所需的观念基础和技术能力。其二，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模式早已完成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换，经济增量不再需要为补偿社会内部的磨合而过多消耗，基本属于一种纯增长，也就是说增长主要都投入到扩大再生产和改善民生方面去了。而中国当前的发展还没有摆脱“内阻式”，就是一边增长一边制动，高增长的过度核心地位导致增长中贫富差距、贪污腐败、环境破坏、信用缺失、资源浪费、冲突频发等社会问题来不及被消化缓解，反倒在增长的光环下凸现出来。增长本身并无罪过，但粗放型增长的副作用太大。

　　第五个话题，中美可持续发展能力差别依然很大。美国的增长不仅表现在其经济总量上，更体现在增长质量的自我优化上，它总是能够在大小危机之后迅速反思，依靠强大的自我批评和矫正能力不断调整经济结构和社会形态，使其始终保持大体健康。中国GDP短期增效明显，但经济总量与工业化和现代化并非一个概念。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总量在扩大，但经济结构长期不合理，对外依附性增强，社会保障能力弱，国内消费长期不足。这些方面与成功实现了赶超的国家如日本等形成鲜明对照。就中美两国的国际定位来看，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是世界技术与文化的创造者和出售者，其增长始终着眼于朝阳产业和新兴技术，继以信息产业独领风骚20多年后，又将发展战略聚焦于更前沿的新能源和环境产业，其引领世界的意识和能力无人能撼。而作为世界加工厂而非世界工厂的中国，现在则不仅是世界过时技术和投机资本的倾泻场所，还成为全球产业垃圾的吸纳地。所谓有出口而无产业，使得中国的国际分工角色越来越趋于下游，在出口低技术低价格消费品（计算机和家电同属此列），而将污染、工伤、人权侵害等副产品留在国内的同时，还要承担西方国家对自己的道义指责。从长远保障看，制度、人才与技术是增长的核心要素，在教育与人才建设方面，美国高校的学术环境、创新能力及对人才的吸引力在全球仍首屈一指，而中国的教育改革不仅没有取得预期成功，还受到市场化官僚化影响，学术大师愈逝愈少，学术腐败渗入肌肤，急功近利的学术文化导致在基础和实用领域均难以与西方展开有效竞争。

　　第六个话题，中美崛起阶段历史条件有差异。美国一建国就直接进入了资本主义时期，不像中国这样始终背负着沉重的历史负担，封建残余在社会各领域的影响阻碍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美国突飞猛进的阶段消耗了全世界的自然资源而无须顾虑资源短缺和环境污染问题，但现在中国已不拥有这种条件;美国在经济增长阶段中的劳动力一直供过于求，而中国在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较早阶段便已开始面临老龄化挑战。

　　第七个话题，中国要坦然面对两国差距。综上所述，中美之间的国力差距显然不是靠GDP数据就能简单界定的，但长期以来媒体和学界恰恰都是将此作为主要甚至唯一的判断指标进而得出乐观结论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面貌确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增长并不等于发展，庞大也不是强大。胡锦涛主席指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务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对照于此，中国现在不仅发展模式不够科学，而且对发展评估指标的认识也很不科学。美国已经历了200多年的稳定发展，中国不过才30年，根本没有沾沾自喜的资本。这并不是说中国无法赶超美国，而是应该警惕在还不够强大时就自我膨胀。

　　因此，目前中国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多加努力：第一，将降低GDP 增速作为新的战略发展目标，制定出增长方式从粗放型转变为集约型的具体时间表，同时结合国际经验研究GDP的替代指标，淡化GDP在社会各阶层的影响;第二，在当前体制下发展问题归根结底是用人问题，在干部队伍中强化其对科学发展观内涵的认识，在新指标出台以前应立即采用绿色GDP作为干部业绩的考核指标，把科学发展提高到与计划生育管理同等的高度;第三，政府应继续在公开场合坦陈中国的复杂处境和现实困难，切实改善国际公关，管控国内媒体上的民族狂热情绪，适当放开外国记者到老少边穷地区的采访，他们的客观评论显然比中国自己的主动宣传更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