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孩子总数正在变得越来越少！今年4月底公布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表明，我国0～14岁人口为2.2亿，约占全国人口的16.6%。根据人口学统计标准，一个社会0～14岁人口占比15%～18%为“严重少子化”，15%以内为“超少子化”。很多专家断言，我国已经进入“少子化”阶段。　　少子化、老龄化并存，教育等公共资源待重新配置

　　中国的孩子总数正在变得越来越少！今年4月底公布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表明，我国0～14岁人口为2.2亿，约占全国人口的16.6%。根据人口学统计标准，一个社会0～14岁人口占比15%～18%为“严重少子化”，15%以内为“超少子化”。很多专家断言，我国已经进入“少子化”阶段。

少子化、老龄化并存，教育等公共资源待重新配置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乔晓春认为，目前中国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已经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而0～14岁少年儿童人口比例接近发达国家总体水平。

　　老龄人口多，低年龄组占总人口比重变少，一方面说明老龄化进程加快，另一方面说明生育率下降很快。少子化、老龄化并存的局面将直接影响到我国未来公共资源的配置和现已配置的公共资源。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广州仅以教育资源配置为例分析：“20年前，北京有6000所学校，现在只剩3000所，平均每年关200所。那些老师怎么分流、校舍怎么处理呢？过去的教育投资怎么调整呢？同样，医疗、养老资源的配置也将受人口结构的影响。”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劳动与人力资本研究室主任都阳表示，随着“少子化”进程的加速，以前教育资源数量扩张型态势应该及时转变为内涵深化型态势。他说：“我们不一定缩小整个教育资源，现在来看，城市里面很多学校生源减少，但同时也要看到很多农民工的子弟没有学上，广大农村留守儿童没有接受很好的教育。我们可以在总量资源瓶颈比以前缓解的情况下，强化对教育改革发展的深化和投入。”

劳动力减少，第二次“人口红利”亟须开发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社会保障研究室副主任高文书在接受半月谈记者采访时指出：“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我国人口将在2032年达到高峰，然后下降。而中国劳动人口总量在2013～2015年间达到高峰。这就意味着，对于经济增长，我国的人口红利将逐渐消失。”

　　人口学规律显示，人口再生产类型转变使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依次形成从高少儿、低老年型的高人口抚养比，到低少儿、低老年型的低人口抚养比，再到低少儿、高老年型的高人口抚养比的三个不同阶段。在第二阶段，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高，人口抚养负担轻，人口生产性强，社会储蓄率高，有利于经济增长。这一人口年龄结构最富生产性的过渡时期通常被称为人口红利期，人口年龄结构对经济增长的这种潜在贡献就是人口红利。

　　“当时来看，劳动力人口多是件好事，但是这部分劳动年龄人口很快就会老去。再过20年，现在新增的0岁儿童要进入劳动力市场，但是现在这部分人少了。而之前的劳动年龄人口已经老了，劳动人口比重就相对较低。”高文书说，“这就告诉我们，未来中国劳动力供给将不再供之不竭。”

　　事实上，近年来沿海的“用工荒”也与这个问题有关。如果任“少子化”继续下去，将导致劳动力人口长期供给不足。

　　对此，政府可开发第二次人口红利，以应对未来劳动力供给不足问题。原来的劳动人口进入老年，但是这部分人有着丰富的知识和经验，如果他们的健康状况良好，可以采取延长退休时间的办法，让高素质的劳动力继续发挥作用。

　　对于未来的劳动力供给问题，都阳认为，不能光看数量，而不看质量。他表示，人口结构的变化本身也会对提高劳动力素质产生倒逼效应。“现在，我们需要提高教育质量，增加未来潜在劳动人口的人力资本内涵。这将提高劳动生产效率，弥补劳动力数量不足。”

“少子化”加剧“未富先老”，社会经济结构调整刻不容缓

　　对于人口结构急剧变化带来的风险，王广州不无忧虑。他说，人口生产有其内在规律，人口问题观察周期长，一般以100、200年作为一个观察周期，人口问题惯性大，过去积累下来的问题，短时间内是难以解决的，对于人口再生产，“少子化”趋势将让人口结构较难回调。

　　人口结构的剧变和惯性，也使得我国未来恐难避免“未富先老”局面。都阳表示，进入“少子化”阶段，“未富先老”的困局将给社会带来沉重的养老问题。他认为，通过教育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扩大养老覆盖面可以有效缓解困局，尤其要切实加快养老覆盖体系建设，未雨绸缪。

　　人口结构的“少子化”也将倒逼经济结构转型。现在劳动力短缺，劳动力工资上涨，给企业带来成本压力，迫使企业更多地用机器技术来替代人力，这样就促使企业完成生产技术的升级换代、提高产业层次。

　　同样难以避免的是，“少子化”对未来社会的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有着长远影响。高文书说：“老年人‘银发经济’会加速发展，而少年儿童的需求将明显减少。即使未来劳动生产率得到极大提高，未来养老服务也不容乐观，因为养老服务业本身就是个劳动密集型产业。”

评论：二胎争议背后“国”与“家”的利益平衡愿景（舒圣祥）

    每年“两会”，必被提及的放开二胎问题，再度引燃了民众的关注热情。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王玉庆透露，中国可能在“十二五”末期放开二胎政策，放开二胎政策不会导致人口暴增。

    对于放开二胎，历年“两会”总有很多的议案涉及。代表和委员对放开二胎的激烈讨论，其实都是基于对当前人口形势与未来中国发展关系的整体考虑，只不过角度不同而立场有异。支持放开者认为“人口红利”已经日渐趋无，“老龄化”日益严重，男女比例失调明显，这些都需要通过放开二胎来解决；反对者则认为，中国现在三年就能生出个澳大利亚，当前人口负担依旧很重，老龄化、用工荒没有想象中的严重，也不能归咎于计划生育政策。

    与代表委员基于国家视角的争论不休相比，民间的观点则更趋于统一，基本认为一对夫妻生两个小孩是合理的事情。公众之所以容易达成这样的共识，用的是微观的家庭视角。对一个家庭来说，放开二胎作为生育权利的有限回归，无疑有好处，这甚至与个体家庭的具体生育意愿没有关系。特别是，在一代人已经饱受过独生子女的无尽孤独和种种弊端之后。

    作为天赋人权，生育权原本是完整的，正如《世界人口行动计划》对生育权的阐释：所有夫妇和个人都享有负责自由地决定其子女人数和生育间隔以及为达此目的而获得信息、教育与手段的基本权利。基于特殊国情，中国法律对子女人数实施严格限制，公民家庭显然为此做出了巨大的权利牺牲。以此来判断，一个令人满意的计划生育政策，应该是在国与家的利益博弈中寻求到一种合作均衡。

    现实语境下，从“国”的视角，放开二胎眼下仍是弊大于利；从“家”的视角，放开二胎则可以肯定是利大于弊。有关放开二胎的社会热议，与其理解成“放”与“不放”的针尖对麦芒，是一种国与家的利益平衡愿景。换言之，如何在公共利益与家庭利益之间寻找到一个更为恰当的动态平衡点，让每个家庭的付出不再只是纯粹的公民义务，而是在政策制定上引起必要的尊重和回应。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家有义务为国做出牺牲，国同样有责任为家做出补偿。这样一种国与家的利益平衡愿景，也许正是二胎热议的背后本质。

    “十二五”末期会否放开二胎，公众现在唯一能做的，依旧只是满怀期待地猜测；不过，即便到时依然不能放开二胎，也至少应该在政策保障上，让那些为此做出牺牲的家庭获得更多的利益平衡，比如大幅提高当前每月10元人民币标准的独生子女奖励费，比如在保障房、教育、社保等各方面向独生子女家庭做出倾斜等。

计划生育：选择了正确的人口控制，但付出了中国的伦理代价（钟海之）

　　针对从去年以来海内外关于大陆“放开二胎”的争议和传闻，中国国家人口计生委近日特别“传达了中央领导的重要指示”，强调“十二五”（第十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必须坚持稳定现行生育政策不动摇，为这场关于人口政策的争议定调最后结论。

　　这场争议首先是缘于大陆的2亿独生子女逐渐进入社会后所凸显出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从民间到学术界，大陆关于“放开二胎”的呼声持续出现：性别比偏高、独生子女负担过重、社会老龄化压力加剧并将威胁到中国财富增长、传统家庭养老功能弱化……

　　大陆计划生育政策可谓“批评最多，贡献最大”——赞成者认为，大陆实行30年“计划生育政策”，在控制人口数量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减少了上亿人口出生量，为中国经济近30年来的高速发展开启了“人口机会窗口”，不能随便改变。

　　美国《侨报》2月3日刊发旅美华人评论家资中的评论称，如果中国现在为降低老龄化速度等原因放开“二胎”政策，那到2050年人口总数将达到17.5亿，本世纪末将达20亿……如果该计算正确，这种后果对“人多地少”的中国来说将是非常可怕的。

　　当年新中国建立之初，大陆人口死亡率迅速下降，出生率维持高企。虽有马寅初等学者提出人口危机观念，但当时决策层却依然沿袭传统观念鼓励生育，这直接导致中国人口出现爆炸性上升，从1950年代的4亿到1964年达到7亿，1974年达到9亿……

　　这种政策导致的后果就是中国人口增长的惯性趋势积重难返，到2005年已达到13亿。虽然，在1970年代末期中国政府引入强力的人口干预政策，迅速降低了自然的人口增长速度，但为此付出的沉重代价也有目共睹（包括人口伦理权利的丧失）。

　　不过现在，中国当局似已理性得多。不论“计划生育政策”这一“基本国策”是否改变，都会是建立在科学数据分析的基础上，而非仅靠主观臆断甚至“拍脑袋”。

　　要作出中国人口政策的选择，先得调查研究，不必急于表态——今年即将开始中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或许更能提供新的决策依据。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真是一个两难：选择了正确的人口控制，但付出了中国的伦理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