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解读刚发生的潮州之乱和（增城）新塘之乱，都带有族群冲突的特征，即外来民工与城市原住居民冲突；此外，近来特大城市并区渐成趋势，上海市顷宣布卢湾、黄浦两区行政区划建制撤销，将设立新的黄浦区。可由城市治理切入观察大陆社会趋势。

　　在《我所恐惧的城乡战争》中，我曾如此断言：

　　其一，中国农村问题，最根本的问题可能是城乡隔离问题。其恶果，主要不是在农村本土呈现出来，已经并将继续在都市中呈现出来。这就是流民问题。历史上大的动乱，往往都以流民的充分卷入为一个基本的前提。流民一起，往往若江河溃堤，其势不可阻挡；而且往往不问青红皂白，打倒一切，冲决一切。

　　其二，过于不平衡，过于违背天理和人道的东西，都是没有生命力的，都是有报应的。城市砍手党只是这种报应的初级阶段。毕竟经济还在增长之中，现有就业空间还能维持。但经济有涨有落，不可能总是一路高歌。那些已经习惯了都市生活、已经彻底抗拒乡村的新生代民工，他们将何去何从？他们中的大多数将毫无选择，只能沦为流民。

无根漂流游牧族

　　其三，这就是说，我关注的农村，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农村，而是农民工进城之后形成的、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农村，即城市中的农村。中国当下的农村问题，实际上主要集中到了城市；可能爆发的城乡冲突，将主要不是在独立的农村跟独立的城市之间展开，而是在城市本土和寄居在、混杂在城市中的农村之间展开。

　　经济收缩必然引爆流民危机。刚刚沉寂的广州下辖的增城市新塘镇之乱，其中一个间接推手，应该就是经济收缩。新塘为世界牛仔裤之都，全球每三条牛仔裤中，就有一条出自新塘。但年初迄今，新塘牛仔裤生产线，居然停工一半。大批农民工失业，但又不可能返乡──成了上不著天下不著地的，无根漂流的游牧一族。

　　换句话说，他们是社会排斥的受害者。他们年轻，他们有活力，更重要的是，他们有梦想，他们从小生活于城市社会，了解而且强烈向往城市，但是，尽管他们使尽浑身解数，他们中的大多数，仍然不得其门而入，梦想注定碰壁。因为制度安排，本就没有给他们的梦想预留空间。社会排斥体制本身，即前述「过于不平衡，过于违背天理和人道的东西」，不会没有代价。只不过由于经济的持续高增长，深刻的问题被掩盖了，代价的到来被推迟了。

人心上的堰塞湖

　　种种社会矛盾和冲突，都以天价维稳强行压制下去，不使其有任何露头的机会。社会矛盾和冲突并没有得到解决，而是用不断攀高的防洪堤把它们硬性围了起来，形成一个又一个社会治理上尤其是人心上的堰塞湖。

　　城市治理的失序，于农民工更是雪上加霜。城市社会尤其是城乡接合部，基层维稳力量已经一定程度上黑恶化。笔者曾目睹某城中村一塌楼事件的紧急处置，拉警戒线封锁现场的居然既非警察，亦非城管，而是清一色的当地烂仔。后来得知，他们都属于该城中村的所谓治安队。这种现象为城市社会所多有。当初在广州街头穷追孙志刚的，就是这样的治安队烂仔。他们能够欺辱和盘剥的，主要是同处社会底层的外来摊贩和外来务工人员。

　　新塘之乱的导火线，正是治安队与外来摊贩的冲突。农民工的种种遭遇，已经足以完成愤懑情绪的升级。跟城市主流社会、企业是排斥关系，这些也都罢了，居然跟同处底层的当地烂仔也是排斥关系，是可忍孰不可忍。愤懑情绪就这样潜滋暗长，一旦接近沸点，需要的就只是题材。新塘之乱中摊贩孕妇被打，不过一个题材而已。

　　这才是所有中国问题中，最值得认真对待的问题。社会如果没有为他们准备好排洪道，譬如能够维持基本生存的社会保障，良好的城市社会治理秩序，公正平等的融入机制，等等。那么，彷佛从天而降的千千万万失业农民工，马上就会汇入到流民、游民队伍之中。

　　（摘自《东方早报》2011-6-17，作者笑蜀，原题：“新塘镇之乱是未来社会危机的预警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