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计署审计长刘家义作《关于2010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他在报告中指出，2010年，铁道部所属信息中心6名司局级干部未经批准，在所属企业兼职，其中个别领导一人兼任18家所属企业董事长。

　　对于公务员兼职，《公务员职务任免与职务升降规定（试行）》有明确要求，公务员因工作需要在机关外兼任职务的，应当经有关机关批准，并不得领取兼职报酬。从这个规定看，公务员兼职不是一律不可以，前提是需要得到批准，此外，是纯义务的，没有报酬。铁道部信息中心的6名司局级干部未经批准，在所属企业兼职，是与非不言自明。现在假设，这几位国家公职人员的兼职是得到过批准的，是否意味着就不存在什么问题，让人无话可说呢？吾以为，未必。

　　对公务员兼职作出无酬规定，其因是为了铲除腐败土壤。从一些官员的腐败案件看，问题就出在兼职上。兼职容易产生权钱交易、利益均沾的现象。这6名兼职的干部有没有领取报酬，咱不得而知，也不作无谓的猜想。但他们有没有领取以各种名义发的津贴或补助呢？这不太好说，一般情况下，有这样的“潜规则“。这6名官员兼职董事长，多数不止一家，多的达18家，如果这家拿一点，那家取一点，合起来，也是一笔可观的收入了。这些董事长既然被审计出来，按常规，这个“长”字也到头了。但审计不能一审了事，人们更关心对问题的处理结果，这6名司局级官员到底有没有领取报酬或变相领取报酬，应该给公众一个交待。若没有，还他们一个清白；若有此种现象存在，从审计的权威性来讲，吃进去的要吐出来，这样审计工作才能取信于民。

　　兼职是要费时间和精力的，兼职18家企业的董事长，把他一个人分成两三个也很难应付得过来。也许，有人会说，他就是一个挂名的，不用管事。有这种可能存在，但既不管事，又要挂这个名干啥？俗话说，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光占位不“撞钟”，算怎么回事。既想不影响本职工作，又想把兼职份儿完成好，结果可能是什么都做不好，你浑身是铁又能打几颗钉呢？

　　不少公职人员热衷于兼职，根子并不是他们想多干点什么事，而是想揽更多的权。权力是春药，不少人就是在权力扩张过程中找到兴奋点。兼职就是权力的实际扩张。能够兼职的公务员，本身就是大权在握的官员。只有以已经掌握一定的权力为基础，才能令自己权力产生质的突变。“兼职”具有很大的隐蔽性，不容易被发觉，很难被监督，而当缺少制度监督时，一个人不想腐败都难。

铁道部官员兼18家董事长凸显干部管理漏洞（刘志权）

　　如果“董事长”仅被视为荣誉或者权力象征，而不能发挥其应有的职能，也会直接导致企业的管理缺位，从而直接影响所属企业的效率。

　　国家审计署近日出台审计工作报告，有关对铁道部审计所发现的主要问题中，有一项是颇有意味的：铁道部所属信息中心6名司局级干部未经批准，在所属企业兼职，其中个别领导一人兼任18家所属企业董事长。

　　说颇有意味，是因为，审计的基本职能是经济监督，在经济监督中指出领导干部违规兼职，多少有点让人意外。

　　由于审计报告对此没有进一步说明，违规兼职是否连带着经济违规目前还不得而知。但同时兼任18家企业董事长，显然超出了常规逻辑。如果“董事长”仅被视为荣誉或者权力象征，而不能发挥其应有的职能，也会直接导致企业的管理缺位，从而直接影响所属企业的效率。

　　领导多方兼职的情况比较普遍。一种是主管部门的正常任命，而违规任命的情况，归根到底，往往缘于权力偏好，权力往往又不是孤立的。手中握有过多的权力，在太多的利益角逐中，难免陷于权力寻租。其危害如中纪委有关文件所指出的，领导违规兼职，容易导致政企不分，官商不分，公私不分，并至化公为私、损公肥私。去年瑯珰入狱的原合肥市开发实验区财政局局长董黎明，身兼国资局局长、管委会办公室负责人及五家国字号企业负责人董事长等8职，最终涉嫌受贿1200余万元，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中央纪委对过多兼职的危害是清楚的，因此明确规定，不得违反规定兼职或者兼职取酬。今年4月刚刚出台的《〈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实施办法》，也明确规定，领导干部兼职获取报酬将被追缴。

　　问题的症结在于，好的规定有赖于严格的执行。从审计发现“一人身兼18职”这一特例来剖析，一是需要思考如何形成严格的监督机制。二是需要加强追究的力度。禁止领导违规兼职早有明文规定，“一人身兼18职”的错误目前已经得到纠正，但这种事后纠偏能否真正起到震慑效果，还有待更严密的监管机制来检验。

　　当然，系统地看，杜绝这种怪现象，还需要和官员的收入申报、职务申报、干部管理制度等规定结合起来。当监管无微不至，违规行为自然就无处遁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