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时间，媒体揭露了一些农村扶贫中存在的问题，媒体上称之为“贫困县乱象”。其实，贫困县存在的问题，仅以“乱象”定义之，或以贪腐标签之，可能过于表面。我们不妨透过表面现象，尽可能对扶贫进行一番深入的讨论。

　　在探讨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可以简单地回顾一下改革开放以来扶贫工作的历史。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农村贫困人口高达2.5亿。80年代以“大包干”为核心的富民政策将农民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了，中国的农村贫困人口很快就减少了一半多。1982年，当时的民政部首创“农村扶贫”，试图变“被动的救济”为“主动的扶贫”，改消极的“输血功能”为积极的“造血功能”。后来，国务院专门成立了扶贫办接手扶贫工作，1986年开始了有组织、有计划的大规模经济开发性扶贫，国家财政向贫困地区增加转移支付并拨出扶贫专款。到了80年代末，中国农村的贫困人口进一步减少到3000多万。1994年，国家实施“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将农村贫困标准提高到625元，贫困人口增加到8000多万。经过七年的奋斗，每年投入100—200亿元，到上个世纪末，中国的贫困人口再次减少到3000万。

　　请注意一个数字，就是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末都出现过的“3000万”。这是一种偶然的巧合？会不会其中蕴含着某种客观规律。研究发现，贫困，也可能有“真性”和“假性”之分。假性贫困乃政策失误所致，一旦政策改变，预后的效率和效果都极好。但是，这3000万应该属于“真性贫困”，还可能是“高度真性贫困”，用一般的方法“治疗”，效果总是难尽人意。

　　真性贫困，涉及到现在常常提起的3个农村困难群体：其一，农村中的鳏寡孤独；其二，生活在“一方土地养不起一方人”的地区的困难群体；其三，自然灾害频繁地区的困难群体。很明显，这些困难群体是难以通过“开发性扶贫”的路子摆脱贫困的。2007年，我们建立了普遍的农村低保制度，以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保障了部分农村贫困人口。2010年，农村低保保障的人数已达5228万人。

　　与此同时，农村扶贫的方式也发生了变化，从对农村贫困户的扶持变为“整村推进”。按照有关部门的解释，整村推进就是以扶贫开发工作重点村为对象，以增加贫困群众收入为核心，以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发展社会公益事业、改善群众生产生活条件为重点，以促进经济社会文化全面发展为目标，整合资源、科学规划、集中投入、规范运作、分批实施、逐村验收的扶贫开发工作方式。

　　如果说，“整村推进”确实是以农村贫困群体的真实需要为基础，这项工作推行起来肯定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在中国的特殊国情下，农村贫困群体的需要常常会异化为基层政府的官员和村委会的干部的需要。坊间盛传的县委书记语录——“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县又评上‘贫困县’了”，就是这种异化的写照——“贫困”成了资源，而且是“稀缺资源”，有了它，各种物质资源及机会都会源源而来。

　　在中国的官场潜规则中，还有一个现象，可以称之为“窗口—包装效应”。“窗口效应”意指用一个视野有限的窗口来限制乃至引导观察者的目光，使之看到的情景均为“美好”。“包装效应”是指市场经济社会中大凡人间事物都可以成为“包装”对象以及被包装者的商品化,引申义则为仕途官场以政绩为目标的“包装”。合二而一，便成为“窗口—包装效应”——“包装”注重的是“进”和“攻”，而“窗口”则表示“退”和“守”。在当今官场，“窗口—包装效应”已被普遍使用。据观察，一些贫困县的官员更是“熟练掌握”，高层领导常常不知不觉就会中招。

　　以上分析，即“贫困异化为资源”和“窗口—包装效应”，就是当今所谓“扶贫乱象”的社会基础。如果加上贪腐，那就更加难以收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