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0年开始，加拿大吸引了大批的中国富人，10年时间里，他们用金钱、人口、对规则的破坏以及不安彻底改变了那里的很多地方。   

　　加拿大房价在过去一年时间上升了8%，温哥华上升21%，中国移民旺盛的购买力成为房价上升的主因。

　　很多中国人自己买地建房、提升房价，再卖给一批又一批刚刚到来的同胞。新移民就这样用土地和房子在当地创造出一个财富增长的游戏，不断吸引同类加入其中，以大规模占有不动产的方式，崛起在大洋彼岸。

　　当房子由“日用品”变为“金融产品”

　　一辆开往多伦多郊区的车上，8个从大陆来的投资移民坐在一起，他们拥有同一个地产经纪，从温哥华坐了5个小时飞机来这里购买“楼花”（那些两三年之后才会建好，只需首付5%即可获得的房产）。两天时间里，他们一直在城市外围参观各种正在建设的房子或干脆只是一块空地，多伦多在这些投资移民眼前始终展示着一个工业城市的灰色。

　　为他们开车的是个姓陈的香港人，代表多伦多一家地产开发公司。在那些正在建设的房子前面，陈先生会由衷地兴奋道：“欢迎你们来到我家，这里的房子是我送给太太的情人节礼物。”他在这里买了5套房子，颇赚了一笔；有时，他也会一脸沮丧：“7年之前，我来到这里，一看到这些我就胆怯。”人们随着他的目光眺望远处，那里耸立着电线、工厂、烟囱，“但是现在500加元一英尺，地铁、公车全在这边，那时买的话只要200。”

　　80年代，陈先生来到加拿大UBC读书，在那里与李嘉诚（专栏）的儿子李泽钜成为同学。因为大批香港人计划在1997年前移民加拿大，商人李嘉诚把这看成是自己的一次机会。在温哥华，他有一个本地富豪朋友叫George Magnus，这位富豪在距离Down Town不远的地方，拥有一个30英亩的小岛，经常开着私人水上飞机进入市区。1986年，温哥华世博会过后，如何重新开发利用会场成为温哥华市政府的一个问题。Magnus出席了加拿大总理安排的一次晚餐，当他了解到政府的意图后，他告诉总理，他对开发这片土地很有兴趣，可以找人一起开发。当天夜里，Magnus把这件事告诉了李嘉诚。

　　一年后，BC（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政府招标，Magnus为李嘉诚买下温哥华市中心204英亩沿海的土地，这块地现在被认为是世界上几个不多见的最美丽的大城市“外滩”。当然过程中也出现了很多争吵。加拿大人热爱运动，热爱住在森林旁边，华人则向往大海。很多有实力的本地开发商没有看到这块土地的升值潜力，他们考虑的无非是停车场、商场，李嘉诚看到的是香港移民成片成片的住宅。

　　在一个福利社会的房屋伦理之中，加拿大人不认为“生活必需品”可以用来炒作，他们只把房子单纯地当作一个刚性需求的商品，往往看到实物之后才会付款购买。对于这个健康、稳定但有点乏味、保守的市场，李嘉诚既表现出了实业家的一面，也展示了一个金融家的天才。

　　“在开发这块土地的过程中，他没有向加拿大的银行借一分钱，而是直接从汇丰银行贷款，这决定了在销售这些房子时他可以不受本地金融业的控制。”陈先生说。项目后来被命名为Pacific Place，开发长达12年，包括8500套住宅、42英亩的花园、两座小学和8个幼儿园，迄今也许仍是北美最大的房地产项目。仍像在香港那样，从开工第一天起，李嘉诚就以楼花、期房的形式把房子预售给准备移民的香港人。温哥华市民还不知道怎么回事的时候，Pacific Place已经卖完了。自己的城市突然被一个亚洲人以3.2亿美元买下了1/6，不少市民对李嘉诚的投资很反感，认为自己成了二等公民。

　　李泽钜在这时强调了自己的加拿大身份：“6年前我们在加拿大投入巨资，也是在那个时候我成了加拿大公民、温哥华市民。”60年代，他的父亲开始在加拿大投资，70年代李泽钜就常到父亲在温哥华北部买下的房子度假。1983年，18岁的李泽钜加入加拿大国籍；1987年，他从父亲手中接过了Pacific Place。从此，他一直强调自己是一个忠实的加拿大公民，他的妻子和3个孩子都是加拿大人。加拿大人的怒火平息了下去。[1]

　　“而加拿大的地产公司同时发现，如果自己不按照香港人的方式卖楼花，房子将全部被香港人的公司卖掉，他们不得不效仿这种销售方式。”陈先生说，2000年左右，当香港人发现自己的小岛并没有因为回归而发生改变，于是大量回流。但一个从更成熟的亚洲市场而来的商人与他的同胞信徒，给加拿大带来了不能泯灭的改变，这种改变不仅仅发生在当时几乎可以称为“处女地”的温哥华，也发生在传统势力稳固的多伦多。如今，多伦多最大的一家地产公司Tridal的3位销售高层全为香港人，其中两位做到这个家族企业位置的副总裁。

　　当“楼花”大规模地进入到加拿大的地产市场，房子也由一种“日用品”变为“金融产品”。

　　多伦多开发商将买房团的最后一站安排到了尼亚加拉大瀑布前。距离瀑布最近的万豪酒店，所有房间都只有一侧，让人可以从上而下地欣赏瀑布。而一路看来的风景更为壮阔，车在巨大的公路桥上行驶，能看到安大略湖、葡萄酒产地以及湖面上炼钢的工厂。天空之中云团密布，城市就在你的下面。

　　两天时间，从南到北，开发商向他们展示了十几个楼盘，购买最后一套时，一位姓刘的女士几乎在一叠合同文件前面睡了过去。

　　“很多时候，我都觉得自己粗心得可笑。买完一个楼盘，别人问我：你在那儿买了几个，多少号？几层？我不知道！合同呢？不知道！房子都拿了半年，不知道自己的合同在哪儿。”刘女士说。

　　在中国，她是一家钢厂的总代理，一生之中最自豪的成就是为鸟巢提供过65000吨钢铁。“一开始，这件事并不属于我。”她说：“当在电视上看到这个项目时，我急了，这么大的项目他们不通知我，你说我能不上心 吗？”

　　她先是拖着一个装满厂里所有钢材品种的箱子到了人民大会堂门口——上飞机时，这个箱子因为超重 被罚了700多元——人民大会堂的人告诉她：“我们不管这事，你可以去奥组委试试。”几经周折之后，在鸟巢的施工现场，她见到了负责钢材采购的人。从全国各地运来的钢都堆在工地上，它们要经受考验。“三次大雨之后，别人的钢都已经黄黄的了，只有我的还泛着深蓝。”她的钢厂在嘉陵江旁，那里的雪山铁矿有一种别处没有的防锈物质。“厂子里大的工程都交给我，因为我是一个一根筋的人。”刘女士骄傲地说。

　　逐渐把国内生意交给儿女的刘女士在加拿大生活已有4年。在这里，她试着将当地一个鸡饲料公司的产品卖到中国。“最后签约时，他们的要价高了一倍。”她也找过一个有机食品厂，“我花4天4夜用在线翻译软件看完了6页英文报表，发现他们的资产情况不是太好。”对方回答，因为要上市，难免会有一些不良成分以保证公司规模。“我不想当这个垃圾筒。”第三次，她决心投资诊所，但当一个更细化、具体的方案出来时，她发现价格全变了，“他们打电话，我说，你们不诚实，合作结束。”

　　2008年，加拿大房价到了一个低谷，从那时起，她开始用当地银行的贷款购买房产，不久前还收购了一个温哥华的庄园。“但我不打算在上面种任何东西。”她说：“太麻烦了，不费那个心，我只把它搁在那儿，让它升值。”

　　中国人创造出了自己的财富游戏

　　《华尔街日报》在一项调查中提到：加上2010年年初的房子限购，在理财渠道与经验同时匮乏的中国，富人们往往只有股票、金银、艺术品和茶叶等有限的几种具泡沫倾向的投资工具，因此他们更有理由将大量的钱投向海外。而发达国家金融产品的设计与销售与国内差别巨大，在这个时候，房子往往会最先得到中国移民的青睐。

　　在美国一家著名金融机构有过十几年工作经验的孙先生，刚回国时打算做一个私人投资顾问，几个月之后他发现，中国的私人理财服务远没有美国发达和复杂。“大部分中国的私人财富顾问更喜欢把任何东西都变成一个涨幅巨大的股票或者信托，再许诺一个回报，简单、轻松地卖给富人。”几年之后他接受了现实，即利用自己的美国经验他只能在这个国家卖两样东西：美国国籍和美国学历。从那时起，这个前美国金融业者变成了一个在太平洋（9.58,-0.08,-0.83%）上空频繁往来的移民中介。

　　“大部分中国人对加拿大的金融产品很失望，而私人财富顾问这个行业在加拿大能够存活的重要一点是大家的期待值低。加拿大收益率没有那么高，实际上，我们也不需要那么高，因为太高了就是不正常的。” 在多伦多从事过5年私人财富管理的孟女士说：“如果你期待一年超过12%的收益，我会告诉你我做不到。但一年12%放在中国算什么？有一个投资移民半夜打电话给我：‘我现在带着一百多万过去，你告诉我你能给我多少收益。’我说，我努力，最多给你一年12%。他说什么？我上个季度就赚了30%，我买的基金4个月翻倍。”

　　“他们觉得房子是他们能够控制的，他们的第一桶金以及第几桶金大部分来源于房地产，他们很熟悉。”但在发展速度远远低于中国的加拿大，投资房产很难像在中国那样赚钱。不过华人还是天才地创造 出一个“高速增长”的财富游戏。

　　大多数华人在第一次落地的一个月之内就会购买房产。他们喜欢独立别墅，但经济实力差一点的会选择联排别墅；他们喜欢与朋友比邻而居，所以房子选址也往往听从朋友的介绍。这些朋友很早就在国内认识了，他们早一点来到这边；也有一些是朋友的朋友。“你的朋友在哪儿个区，你也会在哪儿住下来。”

　　同时，加拿大土地与房屋产权管理相对简单，在更个人、更自由的土地交易之中，先来到这块土地的移民看到了财富的机会。

　　很多人开始在温哥华购买那些距离华人群居区较近、占地较大的白人旧房，有时甚至是买三四个连在一起的房子；等到地价升起来，把房子给拆掉，再按照土地的最大容积率，盖一个崭新的房子。这些新房子通常没有花园，却多了一个可以使用煤气的厨房。盖好之后，大部分人会自己进去先住一年，一年之后，当房子变成可以免税的自住房，再卖给那些新来的人。“他们成了一个小型的建筑商，以前不是每个人都会这样做，近一年来特别多，变成一个特别盛行的事情，现在变成一个特别兴旺的事业。”当地一个投资移民说，转手以后，一栋房子大概能赚个三五十万加元。

　　今年4月，加拿大房价在一年时间上升了8%，温哥华上升21%。很多白人正从一个个到处都是汉字的社区消失。在这个曾经平稳的社会里，他们正在发一辈子只发过一次的大财，这笔财富来自中国。之后，他们拿着这笔钱到距离两个小时外的地方生活，一般两个月才进城一次。

　　在地产中介张小姐的记忆之中，列治文一个几千户的社区，从不多几户中国人到百分之八十都是中国人，中间只用了半年时间。“我们怎么看中国人越来越多？就是看学校。一个学校在半年前只有两三个中国孩子，半年之后再把孩子们的照片拿出来，你会发现找不到什么洋人，全是中国人。我的新客人们常常说，我的朋友马上要过来，我介绍给你。我忽然之间发现人多了起来，这个人介绍一个给你，那个人介绍一个给你，我就一直做事没停下来过。”

　　大批投资移民的到来令张小姐的工作成为这个城市最赚钱的职业之一，但这也是一个需要人废寝忘食的工作。工作的前6年，她只吃过3次午餐。语言不好的大陆投资移民往往会完全听从中介的意见，为了赢得大陆的客户，大部分中介与客户的关系远远超过了房子本身。他们的工作从卖房子、租房子，直到替那些英语不好的孩子写作业、写检查、参加家长会。

　　如今，白人在购买房屋时忽然多了从前没有的避讳：他们在学习中国的风水，置业时不再考虑那些面朝公路的房子，因为住几年之后如果想要倒手，华人不愿意购买这样的房产。作为一个多伦多附近小城大学的华人助教，两三年之前，Jackie开始面对新来教授们的抱怨。“很多温哥华的大学教授因为房价太高，换到东部的大学工作。当他们结婚、生了小孩，发现教授的薪水无法在这里负担一个更大的房子。”

　　不过，大部分本地市民仍只把中国人的到来当作一件喜闻乐见之事。在华人聚集区生活的July，一生都在从事超市管理员的工作。她说：“我就喜欢把各种各样的东西摆得整整齐齐。别人问我，你住在哪？我就告诉他们，就是那个中国人很多的地方。”当被问到有没有受到移民影响时，这是她唯一能想到的答案。而距离她房子不到500米的地方是当地著名华人超市“大统华”，从香港人开始，来来往往的中国人与他们的食物已将她包围了17年。

　　尽管在当地人眼里，中国人购买土地、建设房子、提升房价，再卖给一批又一批刚刚移民的同胞，这更像是一个他们自己制造的游戏，中国人在赚自己人的钱。但在中国，人人受到的生活教育似乎让他们自然而然地明白：房屋从来不只是市场的，当它遇到了大量的人口与金钱，可以是政治本身。

　　几年前，因为金融危机，大量出售身份的加拿大吸引了大批中国人。2008年到2010年间，加拿大的投资移民申请多了一倍；2007年，他们的到来打破了加拿大移民人数的纪录，这个纪录指的是1997年前后的香港移民潮。

　　当这个城市的地产终于开始大幅增值，巨大的利润又吸引着太平洋对岸一批又一批的同类，像共同炒作一支股票那样，人们争先恐后地加入到这个游戏之中，以大规模占有不动产的方式，崛起在大洋彼岸。

　　I love Chinese.They give me money！

　　从19世纪末至今，温哥华与它所在的BC省出现过多次中国移民潮。为了生存、身份乃至转移财富，华人以劳动、性命、金钱为资本，在建国、战火、金融危机的契机之下多次重塑身份和命运，这种重塑隐含一种极端的气质。

　　独立战争之前，美加仍属于同一个地方，不能称之为“国家”，而是统称为“北美殖民地”。美国从英法殖民者手中脱离之后，旧贵族连夜逃到了相对保守的北部，在那里成立加拿大。尚未决定加入哪个国家的BC省提出：除非加拿大修建一条连接东西太平洋、贯穿洛基山的铁路，否则就加入美国。因为山脉众多，修建这条铁路需要10000工人，当时BC省人口不过35000，而且缺乏耐苦的劳工，必须引进廉价的华工。法瑞瑟河谷从耶鲁镇到里屯的58英里路段，山体全是坚硬的花岗岩，直上直下。幽深的河谷激流飞溅，险象环生。华工们要在悬崖上开凿出15条主要隧道，最长的一条长达1600英尺，每修一英里铁路便有一名华工死于爆破、塌方、暴风雪、疫病，以及出没在荒山野岭中的黑熊。

　　铁路竣工后，加拿大政府没有给华人公民身份。1923年，国会通过了禁止华人入境的“华人移民法”，禁止除外交官员、商人和留学生之外的华人入境。这个移民法案也是加拿大历史上唯一一个针对某个民族实施的移民法。华人教育水平低下，多为劳工，加之没有公民权利，所以很少有人从事地位较高的工作。

　　1939年，二战爆发。在一个地广人稀的国家，为了获得公民身份，华工的第二代纷纷主动入伍奔赴战场，其中12人参加了“特别部队”。不仅如此，华人还积极购买战争债券，从经济上支持这场战争。加拿大政府战时曾发行胜利公债，华人认购了1000多万加元，5次获得政府嘉奖。1943年，时任加拿大总理麦肯齐公开承认，1923年的“华人移民法”是一个错误。

　　2010年10月至12月，前来BC报到的移民之中，华人有1541名。BC省的投资移民七成以上来自中国，中国移民整体占BC总数的19%。据当地一个地产商的数据显示，2004年，他的房子购买者之中有24%的中国人，6年之后数字成了60%。

　　“2007年之前，温哥华的房市似乎仍被大量中东人控制，他们喜欢买那些巨大的、豪华的房子，就像购买奢侈品一样，而中国人买房子风格更加实际，他们从家庭投资、从钱的角度上考虑，总体来说是一种投资行为。2007年金融危机，市场下来，这个时候很多中东人仍在大规模地购买，但中国人是第一个不买的；2008年，经济上来，中国人又是第一个购买的。现在我也不明白那些中东人为什么突然消失了，是不是他们下手太晚，已经跟不上如今房子上涨的速度，还是早已厌恶了这个数学游戏？”

　　作为一个头脑灵活的前IT工程师，英俊的Cam Good成为这场移民热潮中的地产英雄，他似乎有一种令生意变得Easy的天赋。

　　“很多妈妈陪孩子在这边读书，她们的丈夫则在国内经营着自己的生意。妈妈看中了一个地方，肯定要跟在中国的丈夫商量。丈夫说，我看不到，我怎么知道房子好不好？等一下我过来就可以买。但是现在不能等了，因为价格涨得太快了。”于是，今年年初，他决定在北京成立一个分公司。“以后这边的太太与那边的先生可以同时分别来到我们在北京与加拿大的办公室，我们给他们看同一样东西。他就可以告诉妻子说：好！可以买！”

　　在华人大面积买下学校众多的温哥华西区、世界富豪聚集区西温、中国餐厅繁多的列治文、因日本海啸而价格疯涨的本拿比之后，Cam决定把温哥华一处可以建造巨型房子、靠近美国但价格比市区便宜得多的小镇——白石镇——也介绍给他们。但那里路途遥远、地广人稀，突发奇想的Cam发明了一种展示房屋的全新方法：用一架直升飞机带领买房者、记者与经纪前往。半个小时的飞行之中，兴奋的人们看不到沿途荒芜，所见只有连绵不断的雪山、大海和山海之间一片片令人向往的豪宅。

　　Cam感性且相信直觉，灵活、多变，就如资本本身。“有时，人家给我一个方案，逻辑很清晰，推理也很清楚，但我就是有一种坏感觉，我就不做。”当问到为什么喜欢房地产，他的理由很简单：“因为我投资了，而且赚到了钱。”当问到如何看待中国人时，Cam回答：“I love Chinese.They give me money。他们很在乎三件事情：孩子、教育和房子。我也很在乎这三件事。”

　　一年前，在一个美国地产商讲述自己的中国经历时，我也在他的眼神之中看到过同样的光芒闪烁。

　　上个世纪，杰克·波特曼先生的祖父偷渡来到美国，他在亚特兰大登陆。这个家族在经过碌碌无为的两代人之后，终于迎来了一个既是建筑家又是商人的天才后人，他开发了亚特兰大大部分的街区之后，将家族姓氏牢牢印在了美国。1979年，他的儿子杰克只身一人来到没有几个外国人的上海，他要为自己的家族在中国获得新的荣耀，而这个选择的缘由异常简单：

　　10岁那年，杰克看过一部电影，里面有句台词“某人被上海了”，在他的家乡，这意味着他消失了，去了一个神秘、危险莫测、迷人的地方。“如果征服了上海，就不再有什么地方是困难的。”这是一个男孩最初也最难以忘怀的上海想象。在一条当时只有两层小楼的南京西路上，杰克决心为上海造一个“金刚”：庞大、复杂、仿若纽约洛克菲勒中心的样式。

　　他花了很多时间和中国政府打交道，先是让一个台湾女人把自己介绍给了汪道涵，并邀请这位市长与他的市委书记到亚特兰大、纽约、旧金山，给他们看老波特曼做过的房产项目，介绍自己的家族。最后在洛杉矶，他把他们带到了迪斯尼乐园。

　　这一行4天的美国之旅，他们一起吃早餐、喝茶，了解波特曼家族的历史及杰克的父亲，他与上海的关系就这样建立起来。中国政府是土地的拥有者，但是它在当年却没有足够的资金。这个从不停止的美国商人，立刻跑到航空公司调查有多少国际航班带着商务人群降落上海，有多少国际游客登记在旅游公司的名单上。他收集完所有的一手数据，交给全世界的银行，向他们证明自己想做的项目有利可图。

　　“和大部分商人不同，我做的事情是跑到一个悬崖边，然后跳下去，我知道在我落地之前，一定会想出来救自己的方法，而其他人要先有一个降落伞才会跳下去，这是两种性格的不同。如果有什么事情听起来不可能，我就要做。”

　　从日本银行、中国银行（3.12,-0.04,-1.27%）、南洋商业银行、亚洲银行、澳大利亚银行……在不同国家18个不同银行那里，杰克为政府和自己筹到了在上海造“金刚”的钱。2006年，在经历了汪道涵、朱镕基、江泽民三任上海市长之后，一座在后来闻名全国的“上海商城”（Shanghai Center）终于动工。

　　31年前，赶在一个巨大经济体即将开始它30年的突飞猛进之际，波特曼飘洋过海去了那里，从而获得了家族的发展机会；如今的Cam Good坐在自己的国家，就等到了十年来源源不断从同一地方流入的巨额财 富。

　　加拿大报纸询问Cam Good如何看待当地人对中国人的愤怒，这位冒险家用略带兴奋的语调告诉自己的同胞：“与其不高兴，你们不如向中国人学习，现在抓起电话告诉我，你要买什么样的房子。”

　　现在，为了讨好这些中国买家对市中心的喜爱，温哥华也将为这些远道而来的富人邻居们建一座叫“Center”的大楼。

　　这座大楼被当地华裔称为温哥华的CCTV。方案位于市区一个有名的水域上方，两个几十层并排高楼的顶层，有一条连接它们的空中走廊。Center的全部房间都可以看海，空中走廊更在极大地程度上满足了新移民面朝大海的渴望。

　　但在当地人眼中，像“Center”这样的建筑风格从未在温哥华出现过。在建筑界，温哥华素以一种“温哥华主义”闻名，这个城市的建筑有统一风格，单调、整齐，往往是一个高楼，旁边有几个矮的辅楼。当地人认为，对于辟自1898年的温哥华而言，Center的出现是一种彻底的颠覆。

　　蒙特利尔最大的中国地产商

　　在温哥华或者多伦多，人会不由自主地像是城市的零件，犹如机场接班的汽车按时抵达，准确、理性、热爱家庭、遵守规则，在当地人看来，这是美国式的城市。但蒙特利尔不同，它属于欧洲。

　　1867年，加拿大自治领成立，蒙特利尔成为这个新国家的主要海港、铁路中枢、银行中心和工业生产重镇。作为加拿大为数不多的法属殖民地，蒙特利尔是一个绝对让你放松的地方。400年来，那里的人仍在使用最古老的法文，也始终坚守纯正的法兰西自在浪漫的精神，而严寒和冰球运动又赋予他们美洲人的身躯，健壮而优雅。1967年的世博会与奥运会之后，蒙特利尔经济发展速度位于加拿大首位。90年代，独立运动失败，大型企业纷纷离开蒙特利尔到了多伦多，从此好日子一去不复返，这里被说英语的人抛弃了。

　　不过，当地人并不这样认为。我们从多伦多乘火车到蒙特利尔，去那里拜访当地最大的一家华人开发商。一位本地女士对我们说，她从没有去过多伦多和温哥华，相反一年要去好几次欧洲。“加拿大其他地方的人认为自己是美国人，但我们认为自己是法国人。”她告诉我们：“1990年，世界知名企业纷纷离开蒙特利尔之后，这儿就成为一个自成一体的地方，我们不会向外投资，也不太有机会接受外来的投资。”所以，这个市场没有像加拿大其他地方那样受到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蒙特利尔的经济是危机之中表现最好的，作为一个“法国人”，她认为这儿是最好的市场。

　　80年代，Danny夫妇是生活在山西大学外语系同一栋家属楼里的两个孩子，父辈分别是山西大学外语系的主任与副主任，他们也同读于这所学校的外语专业。1985年毕业之后，Danny先到了蒙特利尔读书。5年之后，在山西大学一位加拿大外教母亲的担保下，Alice步他的后尘也来到了这座城市（这位母亲以帮助第三世界国家移民闻名，并因此被蒙特利尔一个教会授予了荣誉）。两人年纪相差10岁，很小的时候只是彼此知道对方，产生感情却是在蒙特利尔。在Danny口中，这是一种典型的通过留学搭建的婚姻——“很生存、也很传统”。

　　Danny肖鸡，50多岁，两个孩子却都是90后。我们去年在国内一家火锅店见面，他对我说：“如果当时不是一心出国，留在国内正常结婚，我的孩子应该和你一样大。”他在国外也算历尽艰辛，毕业之后的第一份工作是为一个开衣厂的香港人送衣服；婚礼也很简单，几个朋友在这个香港人的家中分了一个蛋糕，那是他们当时能找到的最好地方。现在，这个香港人已经成为当地天主教会的神职人员，在河北省一个叫边村的小村孤儿院，他的教会和修女正在致力于收养被遗弃的孤儿。

　　Danny至今仍清楚地记得老大出生时的场景：“大儿子只哭了一声，然后就安静地注视着他的母亲。”在当时，生一个孩子需要很大的决心，Alice怀孕之后，他们很强烈地犹豫过。当地一个老华人跟他说——不必担心，孩子是自带干粮的。“如果没有这句鼓励，也许不知捱到多老，我才会有一个孩子。”如今家里的客厅里放着两根木头，木头上刻录着儿子的身高。这两根木头一直跟随着这个家庭。两个未满20岁的孩子，与一个头发花白的父亲，这段年龄差距是20年前坚持移民这件事曾给Danny的人生带来的所有艰难的印记。

　　90年代，Alice在当地的一家移民律所工作，Danny则已做了很长时间的房产经纪。他当时主要把蒙特利尔人的房子卖给台湾人，方式是先劝台湾人把孩子送到加拿大念中学（在当时，不必入籍，只要在此定居，中学教育也可以免费），再劝他们移民、购房。此后，夫妇俩整合资源，回到中国开了一家移民公司。尽管移民公司最初设在北京著名的渔阳饭店，后来搬去了燕莎中心，但在这对夫妇现在看来，这些都是小打小闹。

　　直到携带大量金钱的投资移民来到加拿大，他们才迎来了自己事业上的真正机会。

　　在一个官方语言是法语、拥有自己独立的法律、因为动荡被英语世界抛弃而捉襟见肘的城市，从80年代便作为第一批留学生至此的Danny夫妇有足够的、也是几乎不可被替代的优势。他们在过去职业生涯积累起了大量人脉，这些人脉能够帮助涌到这里的中国财富在当地迅速找到了一个位置。

　　2006年，在一个山西开发商移民的建议下，Danny夫妇开始在蒙特利尔开发地产。4年之后，他们成为当地最大的华人地产开发商。从这个时候起，他们的移民公司、地产公司、中介公司顺理成章地成为一个流畅的链条：在国内，他们的移民中介公司帮助人们办理移民手续，再在他们下飞机后的第一时间为这些人解决房子的问题，随后还可以从中挑选那些“有势力、不麻烦、懂得如何做生意、更看重结果”的中国人成为自己的地产合作伙伴。如今，他们已经联结了十几个关系良好的家庭，夫妇两人没有被教育改变的命运就这样被带着大量金钱离开中国的富人改变了。

　　去年，我通过一个退休官员的孩子认识了Alice。当时，他口中这位阿姨只是他们的一个财富雇佣兵；一年之后，跟随Danny夫妇开发了两个楼盘之后，他的口气之中多了很多赞叹。在他的父母已经远离权力的时候，Danny夫妇将他们的财富在海外增值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2008年，Danny夫妇在蒙特利尔一个昂贵的小区购置了一幢城堡一样的房子，他们的小儿子惊喜地发现这个小区里住着一个冰球明星。在加拿大，冰球明星往往是比影星、歌星还要受欢迎的名流。这个房子在圣诞节、狂欢夜格外热闹，所有地产生意里的华人家庭都会在节日里去Alice家欢聚，它也成为当地市长议员必定前去拜访的一个家庭，构成了一个小小的、神秘的上流社会的客厅。

　　“房子本身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它的大小对市长不起太大作用，关键是你的房子里都有谁。”当有新的生意伙伴到来时，Danny常常把他们带到市长的办公室里合影。“市长的办公室里放着一瓶北京二锅头，新来的人想在这安家落户心里也有安全感。”为了赢得那些对政治“不热情”的华人的选票，当地议员也往往会雇佣一个华人助理以投其所好，而华人通常并不持有多么坚固的政治立场，他们更看重人情。

　　“地产在世界范围内都是一个寡头的游戏。” Danny说：“如果你的融资超过千万加元，那么你会迅速成为当地地产界的重要角色，拿下竞争更少也更有利可图的项目。”如今，他们一个最新的项目已融资了2000多万加元，尽管卖相很好，但却与在西海岸的温哥华不同，他的房子主要买家仍只是白人，仍只能受制于当地的市场规律。“那些在国内成功的人来到这里，从利益上来讲还是委屈了自己，” Danny说，“我们最大的投资客户是山西的一个煤老板。他在太原有房地产项目，他的利润肯定比这要高，但是他说我反正也要来这了，我也在这伸一小手。”

　　对于地产这门生意，开发商Danny夫妇需要大量同胞，他们仍在等待两件事情的发生，这两件事可以令他们的生意也像它们在温哥华那样变成中国人的游戏：第一，从北京开通直飞蒙特利尔的航班；第二，中国政府在蒙特利尔设立领事馆。

　　“一个人不能跟自己赚的钱离得太远”

　　由于中国不允许双重国籍，很多投资移民关心他们的中国身份。“外国人办企业有限制，加入加拿大国籍之后你是一个英文名，中国人的名字是中文的。如果真的入籍，你就不能再用自己的名义在国内开工厂。”一个企业家二代对我说：“不过，你可以用别人的名义，比如国内的亲戚，但要找一个能信任的，他不会图你什么，在各方面尤其是经济上，你也满足得了他，但这很难。”

　　从2006年到2009年，大陆移民在加拿大申请入籍的人数在4年间递减了54%。2010年第一季度，新入籍的公民之中，来自中国大陆的移民已从2005年的第一位降到了第二位（2005年入籍者主要为技术移民）。这也意味着，大部分投资移民只想要“枫叶卡”，并不想要这个国家的公民身份；他们只想享用这里的食物、空气、水与医疗教育福利和转移财富的通道，放弃了在这里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

　　在这个巨大移民国家的拼图之中，中国人也许依然只是一枚小小的马赛克（加拿大只有3000万人口，其中百分之八十生活在美加边境）。Cam Good冷静地对我们说：“现在，加拿大人可能有一点害怕：有那么多中国人来到这里，它们带了那么多钱，我们可能买不起房，太贵了！但是不是这样的，如果中国人来这边买车、买房、买东西，加拿大就会有更多的钱，我们都可以过得好一点。但加拿大人只是抱怨：太贵了，我不喜欢！不过，他们很快就会忘记这些中国人的，就像当年那些香港人来了又走一个样。”

　　这个国家同时也在不停地提高自己的门槛。2010年，投资移民的费用从80万加元涨到了160万。在当地人看来，这意味着在保证资金的前提下，可以减少一半的移民人数。而在刚刚过去的2011年大选，308个国会席位之中，保守党5年来第一次过半，这意味它不再是一个少数政府，也意味着它提出的很多政策也不必通过其他政党支持才能通过。而当地记者告诉我：对于移民政策而言，保守党意味着：收紧移民，打击人口走私，不能容忍外来者滥用加拿大的福利和难民政策，打击犯罪。而与之相反的一端则是：代表自由与开放的自由党前所未有悲惨地只获得了33个席位。

　　海风中的松香使人放松。朋友把自己的车停在了温哥华列治文一个商业区的广场上，落日余辉下，两层高的商业区迎来一天人来人往的高峰时刻。多数时候，它们的沉默、空洞、寂静令在北京生活多年的我无法忍耐，尘土从远处蔓延到整个街道，一座叫做“君庭豪城”的楼盘就在不远处。烈治文的市长发言人Ted瞪着他的眼睛告诉我：“我们从没有见过这么大的项目。”而这个从南到北不到几百米、只有五栋高楼的小区，相信每个中国人都早已司空见惯。

　　2008年，鸟巢建完，刘女士的公司赔了七千万元，在一个叫做“奥运档案”的记录片中出现了12分钟。尽管鸟巢令她损失巨大，但今年60岁的她仍十分开心，“一想到奥运会，就觉得自己这一生终于做成了一件大事。”从20几岁起，她开始往返工厂，“那时，我交给工厂1400元钱，拉上一车油漆、铁锹、抹布、镐头，把它们卖出去，我一个人开着一辆卡车。”

　　在一个只允许每个人从银行贷款200万加元的国家，刘女士有自己的解决之道：“200万元只能买两处或者三处房子，但我可以用我的孙子、孙女、女儿的名字买。”尽管她是一个需要不断旅行的商人，但她从来不住酒店，而更迷恋家园之中的团聚、亲情、温暖。“只要我一回家，他们就准备好小孩吃的给我，我喜欢吃那些东西。”

　　坐在看房车上，她指着自己身上的一条Max Mara的裤子对我说，这条裤子20多加元，并不贵。“但如果你拿在中国赚的钱到这儿花，无论买什么东西，都不自觉地‘一比几’的换算，实在太累了。”

　　对于自己投资的房子，她内心所想十分朴素，这来自于一个中国商人对金钱的直白认识，也来自于一类乡土中国的传统意识：“在这个地方生活，就要赚这个地方的钱，这才是能看得到、摸得着的。不能让自己一辈子在中国辛苦赚来的钱被汇率吃掉。”

　　在全球化的世界，这位即将拥有加拿大身份的中国女老板所相信的是：“一个人不能跟自己赚的钱离得太远。”只有这样，你在别人的国家生活才有真实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