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手的评价

　　去年以来，国内对开放三十年来的成就和经验做了许多回顾，有不少总结得很好，依据的主要是统计数字、案例分析、政策历程、以及对人——有民众也有关键决策者 ——的访谈。有一种方法，我以为，同样有效但却被偏忽，那就是竞争者对我们的真实评价。环球化供应链的深入加剧了国家之间博弈的互动，既有合作更是竞取，竞争同行对中国发展的“观感”非常因此值得关注。了解它们，对我们发掘合作的潜力，预防可能的摩擦，制定明天的方略，都会有帮助。怎样去把握这类“观感 ”，辨别哪些是真实、综合、有代表性、会影响博弈的条件及结果的，则不容易。

　　主流媒体里权威期刊可以作为辨别的“风信标”，比如英国的《经济学人》和美国的《财富》杂志。相对其他媒体，它们更关心趋势和内在驱动力的探索，比较不迷失于逐日的波动；它们有能力做长期的观察和策划，事实上也作出了不少有深度的专题报告。比如，《财富》最新的主题故事“中国并购世界”，以及《经济学人》的上一期的专门报导，题为“令人担忧的报告：中国和美国——怪异的一对”，就展示出这种功力。

　　这两份期刊，广为英、美乃至各国的工、商界和政、学界领袖所倚重。两者均以严谨著称，持其固有的价值观、意识形态、视角和方法，它们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观感”在时间上有高度的一致性，对我们衡量自己的进步，起码是一种可靠的“佐证”。

　　纵观这三十年来《经济学人》和《财富》对中国的深度报道，人们不难觉察到如下的进程，大致分几个阶段在演进：担忧——漫无所谓——怜悯——鄙视——蔑视——惊讶——认真对待——刮目相看——称许及合作——羡慕及妒忌——？

　　开放之初，美、英等发达国家对中国的担忧主要为二：1、发生大规模饥馑怎么办，十亿饥民不能自救的话其谁能救？行将崩溃又拥有核武器的社会，其动乱会不会殃及全球？ 2、是否会受意识形态的逼使，重归苏俄怀抱，打破世界战略平衡？

　　当看到中国的社会秩序趋稳，倾覆的可能性很小时，其态度变为，让他们自生自灭吧，只要相安无事、不添乱就好。对经济合作的期望甚低，看到商机勇于投资的在当年多半是海外华裔，尤其是香港以及通过香港的台湾企业家。 当中国在稳定和开放的环境下经济和社会迅速活跃起来，发达国家的“观感”渐渐变为同情，就像看到一个残缺的人正试图奋发自立起来的反应，有加以援手的冲动。

　　然而，当他们看到中国表露出再度雄起的自信心，尤其是有她自己的想法，不全听命于美英等替欠发达国家制定的模式时，他们的观感便转向鄙视，如同一个自命的大导演，看到一个穷小子不肯扮演分派给他的小角色；“大导演”很快地发觉，中国不惟不肯就范于跑龙套，而且在自编自导时，就断定中国很快就会遭到“不听大人言”的报应，带着自以为正当的鄙视之情。尽管两、三年间，预言中的“报应”不会应验已很清楚，他们还是在惊讶和错愕中多挣扎了好几年。在那段时间，你不妨回看，自相矛盾的报道和评论频频出现。

　　然后到了九十年代的中期，积十五年的辛劳中国开始起飞，两刊看到并明白无误地发出信息，让它们的客户群体正视中国的发展，认真对待浮现的合作机遇之前，大小商人已率先几年抢滩到了大陆。跨国公司不乏成功的案例，诸如肯德基炸鸡、安利、西门子、本田、IBM、沃尔玛，等等，但运作最有成效的还是数以万计的海外华裔资本（主要是台、港）的风险企业，彼等的经营，或多或少，是以华人传统中的关系价值为依托的。这迫使两份期刊去琢磨他们所不熟知的“非规范的”运作方式，包括政府机构在其中的角色和作用。 愿意放下身段，“刮目相看”欠发达国家的“非规范”发展经验，在向以西方社会经济产业界的眼、耳、舌自居的权威学者和传媒人来说，并不容易。

　　与其相对照的倒是老牌政治家，精于地缘政治-经济利益的博弈，常有深邃的眼界。比如尼克松，若是现在翻阅他逝世前不久（1994年）出版的最后一部著作，《超越和平》里面对当时中美战略关系以及中国重新崛起的分析和预断，你不得不赞叹他的智慧和务实。书中尼克松回忆他和勃列日涅夫的一系列战略谈判中有一次（1973年，加州圣克莱门斯尼克松的私邸），勃列日涅夫敦促尼克松联手遏制中国，尼克松认为不必过虑，说中国的重振在二十五年内并无可能时，只见勃列日涅夫伸出双臂，十指向天，尼克松当时还以为勃氏在做“投降缴械”状；没想到翻成英语后，他才明白，勃氏是在强调他的俄语反驳，“最多十年！”尼克松承认他低估了中国的潜力，反不及俄国人明白。接着他用整个章节分析了中国的雄起是不可阻遏的。他表述了自己的核心观点，“如果说冷战结束前美中的结盟是出于恐惧苏俄的话，那么冷战结束后两国的联盟应该建筑在对世界的自由发展的展望上面”。他呼吁美国要根本上转变其立场，在中国尚未真正强大，需要美国帮助的时候就建立起新的关系，待到中国崛起后对美国无所求时，再与之修好就为时过晚了。总之，尼克松、基辛格之类的全球战略的博弈高手，比起传媒和学界的气局，高出不止一块。

　　这反衬出中国不但做得出色，而且经久地经受住了检验。这段时期里，两份刊物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评价，最值得我们分析，因为它们评论中出现的认可甚至称许，是真切的而非浮于外交辞令。从他们“观感”的演变可以看出，后来者大可以居上，中国也可以为世界提供新鲜经验。在此之前，西方的媒体是如此执迷于“华盛顿共识 ”。建筑在“里根经济学”和“撒契尔经济学”的假定之上的“华盛顿共识”甚至被认为是TINA, 即唯一的发展路径。TINA是英国前首相撒契尔夫人的口头禅，“There is no alternative!” 译成中文，是想要得救，“就此一家，别无分店”的意思。

　　如果说“称许”是一种肯定，那么真正的肯定却是“妒忌”。在经济博弈，一如在体育赛事里，对竞争对手的高度褒奖是对他的“妒忌”。当然，人们或许更乐意看到 “羡慕”——妒忌的温和版本，不过它总和“妒忌”混杂，近在咫尺之间。从另一个角度，竞争对手“妒忌”的观感，要比“漠视”、“鄙视”好得多，比“同情” 也强得远。别人的“妒忌”明白无误地表示，竞争正充分地展开，而你已经在领先。

　　近两、三年，我们在《经济学人》和《财富》的报道和评议里频频看到了“妒忌”的讯息。尤其是这次经济-金融危机的爆发和拯救，中国不但能迅速走出低迷，而且能够用开放以来积累起的辛劳，资助美国“脱困”。对中国三十年来的开放政策的成就，难道还能有什么比这更高的肯定吗？有的，那就是“尊敬”。虽然还不太看得到两份期刊对中国表示出敬意，但我们深信，中国若能“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并致力实干，它对世界经济甚至文明的贡献将赢得“尊敬”。但这是一项艰巨的挑战，须知“敬意”是人世间最为稀缺的资源，是一切人际成就的正果。

　　先来看“中国和美国——怪异的一对”，《经济学人》的长篇专题报告，里面处处流露出“妒忌”，如前所述，这不是件坏事。《经济学人》已经把中国提到了世界第二的地位，并认同美国和中国的合作和互动是今后世界发展和稳定的主轴。但同时，《经济学人》没有忘了提出，两国的“联姻”是怪异的（the odd couple），从价值、理念、体制、环境，到个人消费、生产组织、资源禀赋，两者大相径庭之处极多，摩擦龃龉甚至纷争冲突的可能性所在多有，不容太过乐观。它的警示和提醒，应该成为我们的镜子。

　　十月份美国出版的一本新书，也谈中美的合作，名为《超级聚变》（Superfusion, 副标题为“中国和美国如何融合成为一个经济体，世界的繁荣将有赖于斯”）。作者 Z. Karabell则乐观得多，征引了许多实例和数据来推销他的论点。作者显然有意迎合时势，希望能够引起“热销”。他是个中国通，但非“老手”，其见解和数据也是转引的居多，第一手的认知不足。他明显地引用了S.罗奇的论证和数据。

　　罗奇的“老辣”不可置疑，他对世界及亚洲的经济市场走势的论断也是屡试不爽，在国人中可信度相当高。为此，他被任命为大摩的亚洲区董事局主席。罗奇对中国发展的观感相比《经济学人》的要达观，“妒忌”和“尊敬”兼而有之，但比《超级聚变》的要老到得多。罗奇把他几年来对亚洲及中国的观感评述积集成册，题为《亚洲明日》（The Next Asia），于九月在美国出版。书中最末尾一篇，曾发表于今年二月十五日，代表罗奇的最新观点，题目为“醒醒吧，美国和中国——共生关系的压力测试”，告诫了两国在过去二十年融合成的“共生系统”，有待大幅调整。除了美国透支和借贷消费和中国超额出超和储蓄的互动模式不再能够持续之外，其他必须进行的改革还很多，否则不能应对更艰巨的挑战。

　　限于篇幅，本文不能展开对两书的评析。在《超级聚变》的结尾章节里，作者用了Chimerica（意指中国+美国聚合而成的共生体，不妨直译成“中美里加”）来表示世界经济将来发展的主轴。 Chimerica一词是英国著名经济史家N.Ferguson 在他的《货币的兴起》（The Ascent of Money）一书里铸造出来的。它的源起是Chimera, 希腊神话里的怪兽，有着母狮的身体和头，尾巴是条蛇，脊梁中间长出来的一只朝后看的公羊头 （图像可以在“维基百科”里找到）。涵义很明显，面对挑战，中国和美国人如果有智慧有远见，就能引领世界，赢得尊重；否则，变成不伦不类的怪胎，也并非没有可能。

二、资源整合的战略举措

　　接着来分析一下《财富》最近一期的专题报导“中国并购世界”所传递的讯息，封面图画用一只有五星的红色购物袋把整个地球给装了进去，观感的表达不能比这更直白了当的了。

　　在《亚洲明日》里，罗奇再三批评，过去三十年来经济环球化互动的主轴模式——美国的超级透支消费+中国的出口导向及消费内抑导致的出超——不可能再继续下去了。和《金融时报》的首席经济评论家马丁.沃尔夫不同，罗奇的观感颇友善并具建设性。他的先见今天已成为尽人皆知的事实：不单是美国最大的贸易入超国，中国更于2007年取代加拿大成为美国第一贸易伙伴，去年越过日本握有最多的美国国债。比规模更严重的是，美国支付入超欠债的是她自己印制的美钞，而中国的美元债权绝大部分为官方所有。罗奇盼望着，这次经济-金融市场的世界性崩塌能成为中国发展导向转为内需的契机，推动两国做结构性的根本改造。然而他失望了。

　　中国经济迅速走出阴影恢复增长，依靠的政府提振，集中在基础设施和出口刺激的投入，居民的内需并无根本改善。目前的状况，好比一个烟民被怀疑得了肺癌，表示决心戒烟；但严重的喘咳稍缓，初步诊断也认为即使有癌症也在早期，于是吸烟依旧。在罗奇看来，病患酿成绝症恐怕是迟早的事情。

　　不过，罗奇（其他的“医生”也一样）并没有提出什么高见和步骤，如何取代目前不可持续的互动模式。美国的问题在于改革的空间狭窄：由奢入俭，谈何容易！拿底特律的汽车工人为例，他们的难题是不再能找到每小时60美元（薪资+福利）的就业机会，却不愿为时薪25美元再工作了，即令同样的工作在西安或广州的报酬还不到5美元；中国的问题同样深刻，居民的消费水平逐年下降至目前占GDP的比例不到40%，虽然转变的可行性要大，由俭入奢总容易些。

　　至于两国的政府精英，殊途同归，都面临最为挠头的问题：怎样充分动员国民的潜能，使国力得到综合提高，然后国民的潜能可以更是层楼，持续发挥和充实？中国的战略调整事实上已经开始，政府仍唱主角。展开博弈的方向包括，在全球范围整合资源供应；建立并扩大亚洲的人民币通货区。

　　两个方向的战略出击，是环球经济竞争发展到现今阶段中国必需采取的反制举措，金融海啸的冲击催生了出击的时机而已。它们将影响中国下阶段的进展。不要说这类反制战略是国家的主权行为，只能自上而下；即使是民众的消费转型，没有占据战略主动的大环境支撑也很难成功。在内需成为总需求主力这个坎还没过，良性循环尚未形成之前，（这恐怕是今后整整一代中国人的核心课题，）如果发生产能严重过剩、失业陡升、居民收入锐减，中途熄火煮出夹生饭，造成进退维谷的局面，是人人畏惧的。

　　“中国并购世界”专题报告比罗奇有远见，可能是《财富》几年来最到位的对华分析。报告中指出，过去十年间中国并购海外资源的1150亿美金里，2007-08的两年占其四分之三以上，2008年的海外投资又超过2007年一倍，这个势头在扩大中。它例举的122个大项目（金额超过两千万美元，中位值为1.59亿）中，矿产项目36个，能源项目32个，金融项目18个，超出总数的70%，而且超大项目均属此类。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动向，是投资越来越移向发展中地区。如中国和非洲的贸易额在2008年上升了45%，达到1070亿美元，中国在伊朗、巴西的资源合作增幅更加迅猛。对照鲜明的是，中国问津发达国家的投资收购项目，要么受阻于对方的行政干挠：从海油并购洛杉矶的Unocal和中远并购加州长堤港的计划，到中铝增持Rio Tinto和吉利并购Volvo的尝试，都是夭折于对方政府的限制；要么受挫于交易对手的“高明道行”：如入股Blackstone或Morgan Stanley导致的困窘。这说明在评判投资项目时，对投资对象的法规环境和“制度成本”，我们必须有知己知彼的清醒认识。

　　环球竞争及合作的形式不管怎样翻新，经济生产的结构其实并没大变，每个国家主要扮演三种角色之一：要么贡献自然资源，要么贡献劳动力，或者贡献资本（技术）。按生产要素的提供来划分，很明显，中国、印度等主要贡献劳动力，巴西、俄罗斯、沙特阿拉伯、非洲诸国等贡献的主要为自然资源，而发达国家则主要贡献资本（技术）。象澳大利亚、加拿大、挪威等似乎身兼两任，但它们的比较优势还是在组织文化方面，资源在其优越的制度保护之下价值倍增。同为经济强国的日本和美国发展前景很不一样。美国的资源丰饶、空间广袤，有纵深的内需市场，藉此广揽人才，使制度建设更有弹性，从而能长期进退裕如。日本则不然，匮乏于资源，人员也高度划一，受挫时容易陷于困顿。由此来看，加、澳、美国的自然资源丰饶的国家，相对其他有制度优势的地区，甚至俄罗斯和巴西等，发展前景都更为宽阔。毕竟，自然资源才是恒久的禀赋，极难创制和再造。反观个人的观念和行为，以及人群的制度安排，相对而言，比较容易仿效、重塑和提升。多了这层认知，人们就不难理解，中国在全球购买能源和矿藏资源会引起对手如此严重的关切。仅仅中国和印度正在发力的经济赶超——这两个国家代表着世界40%以上的人口改善境遇的要求——带来的强劲需求，对自然资源的价格支持，就比以前诸如OPEC 等组织的力量大得不可以道里计。

　　在中国人越过小康的门槛进入富裕的自我良性循环之际，必须认明，发挥亿万劳动力的潜能要结合充足的自然资源供应。这次经济危机的重创之下，发达国家资产减值、信用枯竭、资本萎缩，自顾不遑的情况下，许多矿产和能源收购机会才出现在市场上。若能抢先一步，在其他国家（比如印度）之前进行收购，即便价格条件在目前看来再不理想，在战略上也是非常值得争取的。

　　至于并购完成后怎样有效管理这些海外资源，又是一个艰巨的挑战，我们下期来探讨。

三、人力要素的竞争力

　　国家之间合作-竞争的利弊，往往取决于战略制定的高下，对于决策者极具挑战性。其中最为关键的，就如一百三十年前德国名相俾斯麦所告诫的，“切记要当骑士，切忌沦为坐骑！”这对环球竞赛是普遍适用的，无论格局新旧。赢得普法战争后，德国就野心勃勃要翻身上马，但经过两次大战反被掀翻在地；英国虽然惨胜，却在美国的压逼之下交出了殖民疆域（如印度、东南亚等），首席交椅也不得不让给了后者。新格局之下，博弈文明了许多，也更有效果——竞争不再靠武力征服，而是集中在经济附加价值的分配上面。

　　上期我们提到，怎样充分发挥我们庞大人口的潜力，对于中国这样以贡献劳动力为主的大国的持续发展非常重要，整合自然资源的供应，和建立区域性的人民币通货区，是两个不可少的战略举措。至于能否产生成效，则端赖我们的管理能力。先举一个例子来说明。

　　眼下在国内巴菲特已是名闻遐迩 （1995年我在《上海证券报》的专栏上连载评论介绍时，他还鲜有人知），让我们引述他2003年11月在《财富》的寓言式的文章“贸易赤字使美国沦丧”，传递的信息极为丰富，值得反复研读。其中有三个告诫充满着睿智和远见：

　　1、巴菲特在1987年开始就呼吁，美国透支消费的风气不可持久。贸易赤字逐年巨幅递增后，他2003年再次大叫“狼来了”。他确信美元将会随即贬值，于是剑及履及，在72岁（2002年）那年平生第一次炒汇；

　　2、巴菲特把美国和它的贸易伙伴比作两个岛国——“靡费岛”和“勤俭岛”。“靡费岛民”好吃懒做，大量进口“勤俭岛”的产品，欠下的巨债用债券支付。终于，“ 勤俭岛”感到“靡费岛”的债券风险过高，就拿债券买“靡费岛”的地产和物业，最后“靡费岛”的资源尽为“勤俭岛”所有， 岛民及其后代不得不重新苦干来抵还欠债；

　　3、巴菲特以日本为例对美元的前景作了预测。他认为日本对美国的巨额出超，得到的对价只是美国自己印制的美元而已，美国人的压力因此不会很大。除非抑制它对美国出口，日本消化美元的出路只有两个：a. 增加从美国的进口，或者 b. 购买美国的地产和资源。假如日本采用b来解决，就形成了上述2里面所描述的情况。要是日本购买第三国，比如巴西的资源，以美元支付的话，那么美国的债主就从日本变成巴西。尽管换了债主，美元还是持有在外国人手里，除非换了巴西来从美国进口。

　　这三个告诫的内涵，要比繁复分析和长篇议论还能说明世界经济当前问题的症结。巴菲特的伯克希尔控股集团在2003年就从外汇买卖上获利八亿美元，证实这位哲人警告的美元贬值，就在发生在当下，远非什么杞人之忧。他批评美国人靠借贷来透支消费，把债务推向后代和他国。至于美国的资源是否会逐渐落入“勤俭国”手中，以至于美国人不得不靠打工还债的警告，要过久远才有可能变为现实。美国人的欠债是用美国印制的美钞来偿付的。如巴菲特所言，说到底债权国除了购买美国的东西之外，是无法摆脱美元的。

　　将巴菲特的三个告诫合在一起考虑，我们就不难得知，收购发展中地区的资源要比贸然进入发达地区运作要安全，也容易管理得多。日本就曾被很好地上了一课。上世纪八十年代日本制造业横扫美国市场，巨额的出超，加上国内的房市、股市一片腾涨，使得太君们相当陶醉，他们急欲用手中的美元来购买纽约、洛杉矶等城市的地产。哪知道金融这行门道深奥，可不是傻客们轻易就能登堂入室的。日本人就像初学柔道的男孩，刚刚拿到黄带，就要和华尔街的黑带柔道高手过招。洛克菲勒中心收购案的例子说明，华尔街要比我们电影《地道战》里面的“高家庄”可厉害得多。太君陷了进去，三、两下就被踢将出来，身价还被“腰斩”有余！其实收购发达地区的即使是制造企业，管控也不容易就做到有效。比如，台商“明基”收购西门子的手机业务，被德国的劳工法规就搞得灰头土脸，欲罢不能。

　　不能以为，购买了资源就能获取预想中的附加价值。产权说到底是一种法权，法律名义上的拥有，并不就能保证其潜在的经济价值的实现。环球竞争中的比较优势，在以前被解释成“禀赋的不同”，现在则被含混地解释为由“比较成本的差异”造成。 而“比较成本”的核心部分正是“制度成本”和“组织成本”。

　　收购了发展中地区的资源，只是在法律上获得了它们的经济（潜在的）权益，只有通过具体的管理切实降低了制度、文化、组织、技能、习俗等交易的摩擦成本后，期望中的经济效益才能转为现实。有效方法之一是向这些地区移民，传输组织文化和价值认同，并建立配套的企业和设施。只有在融入当地环境，与当地民众凝聚成共识后，才能稳定分享到被收购资源的长久效益。要达到这个境界，移民需要携带大量资金前往。为此，国家应该提供低息或免息的长期信贷，来帮助他们在当地生根和发展。

　　对于发达地区，则应该派遣学生，学习这些社会在组织、流程、法规建设的经验，这些软技术和隐含智慧是无法靠惯常的进口来获取的。为此，国家有义务全面资助，大规模派遣留学生就专门领域展开深入学习。中国拥有大量勤勉、好学、迫切改变自身境遇的优秀人力，提升这部分国民的潜质，是一个社会能进行的收益率最高的长期投资。同时，对留学培训上的投资一般会受到投入国（例如美国）的欢迎，不太会引起摩擦，而且能以双赢的方式来消化美元，从而避免我国坐待美元贬值的风险。

　　当然，提升中国的“禀赋”的生产力和竞争能力的基本途径是对一般劳工普遍展开培训，包括职业技能和素质能力的培训。笔者已经多次著文强调（譬如在《南方周末》的系列文章“冬日围炉话海啸”里）这条途径的战略意义。只有通过由国家牵头组织并资助，多元参与并投入的大规模培训，才能有效增加国民具备市场认同的附件价值。平心而论，在工厂、建筑工地劳作的亿万民众是开放三十年来经济起飞的最基本动力，是我国最强大最难被取代的“要素的比较优势”，也是有待开垦的最广袤的“内需”处女地。向广大的基层劳工提供免费或低成本的职业培训，不止是“藏富于民”的办法，根本上也是一种“还富于民”的补正措施。如何给基层劳动力“充值”，应该尽快成为我们“可持续发展”方略的根基。

四、可持续发展的人口政策

　　于是，我们回到了国家长程发展中最关键的一个因素：人口的增减趋势（demographic growth）。在经济意义上，大致来说，人先是“人口”，然后是“人手”，然后才是“人脑”。上期里我们谈到的，有关投资移民、留学生派遣、以及大规模的免费职业培训等的建议，是属于变 “人手”为“人脑”的策略。

　　著名的马尔萨斯“人口定律”认为，在生产力低下时，“手”（生产者）的生产仅能维持“口”（消费者）的生存，而后者的增速远远超过前者，任何丰年的产出很快就会被接下来急增的“口”吃光，而“口”的暴增终将被饥馑、瘟疫、战争、灾难平衡掉。人类组织经济生产一万年以来，世界GDP的年增长率几乎为零，在0.01%左右。 除了极少数精英分子，人活得与牲畜无异的悲惨境况，直到1750年左右才有了转机。

　　英国发轫的“产业革命”的成因为何，直到今天还是众说纷纭。有一种解说，以“口”与“手”的比率为基础，认为英国的庄园主终于明白，多子女的大家庭是对持续富裕的诅咒。虽然英国实施“长子继承权”制度由来已久，但富裕的家庭后代较多，且活得更长些，导致“口”超过“手”的积累。财富积聚屡起屡扑，始终无法超过原始积累的临界规模而起飞。当这个至关紧要的认知深入人心后，文化选择就取代基因的自发扩张，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影响，富裕家庭的子女数开始一反常态，降低到社会平均水平以下。结果用了130年，英国的总和生育率从1800年的5个减至1930年的2个。

　　“总和生育率”（TFR，or total fertility rate）衡量一个社会的育龄妇女（15-49岁）生育的子女数的平均值。人类社会（常以国家为单位）维持其人口规模所需要的总和生育率是2.1（比2略高，是对早夭及其男婴的自然出生率略高于女婴的补偿。 欠发达地区的补偿要大些，简单替代水平的总和生育率要求在2.33 左右）。当今的发达国家纷纷追随英国的前导，在百余年间完成同样的过程。和马尔萨斯的预言正相反，经济资源丰裕家庭的子女平均而言，不是更多而是更少。这个效应，给了欠发达地区人民强有力的文化示范。 比如南韩，只用了20年（1965-1985）的时间就完成了同样的历程——把总和生育率从5人减到2人。

　　中国接受“总和生育率”的观念的过程相当艰难曲折。早在“康乾盛世”，中国的经济规模约占全世界的三分之一强，然而人口更其庞大，人均生活水平仅及欧陆的60%。一般民众活得非常困苦，几同猪狗一般。然而，传统伦理以“孝悌”为上，助长了大家庭的“非经济理性的”持续。而意识形态的历史之争，更使情况复杂化。建国之初，受到批评中国的贫困乃由人口过多造成的刺激（例如，美国国务卿艾其逊的“白皮书”），更加强调只要搬掉了“三座大山的压迫”，人的“手”就足以供应人的“口”。在台湾，人口政策同样受到政治因素的扭曲。例如，柏杨先生在当年被陷狱的罪责之一，就是他提倡节制人口，在蒋介石看来，这无异阴谋减少兵源，损害“光复大计”。

　　终于，人们明白“口”太多，什么都成白忙时，“一胎化”政策就水到渠成了。开发以来经济建设的飞速进展， “人口红利”的贡献最为显著，严格的人口控制政策功不可没。（据联合国的估计，中国的人口控制有效减少了3-4亿的人数增加。）

　　同时，我国的总和生育率低于2.1个已长达二十年之久，自1997年以来更已在1.5以下。2005年我国1%人口抽样调查表明，总和生育率为1.33，有十多个省市自治区的妇女生育水平仅为一个孩子左右，已经低于世界上绝大多数发达国家的生育水平。

　　开放以来的经济转型幸运地得到了中国人口的“黄金时期”的支持：全体人民的中位年龄在20至40岁之间（2000年为30岁），社会的“抚养率”很低。但是，“黄金时期”正在迅速消失中，下一代人——独身子女居多——进入工作年龄时，将发觉他们要抚养的人群非常庞大。到本世纪中叶，我国的中位年龄将从提高为45岁。届时65岁以上的老人将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一以上，平均不到2个劳动力就得养活一个老人。从2010年开始，20－24岁的新增青年劳动力将出现持久性大幅度下降，十年中将骤减一半以上；在20-60岁劳动力总量中的比例也将由目前的15％剧减到8％。（参见2009年的《关于调整我国生育政策的再建议》）这些不能不说是“一胎制”长期执行的代价，至于怎样缓解，已然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需要立即进入政府的研析和决策程序。

　　问题的紧迫性，可以从下面的经验数据间接看到：

　　东南亚各国（除菲律宾外）的总和生育率都在迅速下降中。如孟加拉，在1980-2000的20年间从6个降为3个。总和生育率的锐减甚至发生在印度南部；伊朗的总和生育率在1984年还高达7个，2006年惊人地降为1.9个，在首都德黑兰地区更只有1.5个；经济统计分析发现，总和生育率的下跌从人均收入1000-2000美元开始，在4000-10000美元的水平时接近维持简单规模的2.1，然后继续下行。目前世界上已有70多个国家的总和生育率低于2.1（1970年仅24国），其中包括一些非洲国家。我们先前以为低于2.1的总和生育率只会发生在欧洲和日本（美国例外地维持在2.1附近是由于它的大量移民），没想到现在竟成了南韩、台湾、香港等许多地区的主要忧虑。社会的迅速老龄化，加重了忧虑的紧迫性。

　　即使立即松绑，总和生育率回调的经济效果也要隔一代才能体现出来。“一胎化”政策的执行了30年，压制解除后，弹得回来吗，是否有弹性疲劳的问题？即使从来没有过刚性约束的地区，如伊朗、孟加拉之类，文化价值的变迁以及经济收入的上升，育龄妇女是否有意愿恢复多生子女，已然大成问题。

　　事实上，提升生育水平已经成为那些低生育率国家的的战略需求和公共政策的主要目标，但不论政府和社会的努力有多大，目前还没有国家（除了瑞典和法国）当生育水平降到很低后还能再把它提升回到1.5个，更没有任何国家能够把生育水平回升到2.1的更替水平。

　　在世界范围显示出来的这种人口变迁的趋势，正在敦促我们人口政策上的改弦更张。